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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遜：現代性的幽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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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杰姆遜
譯/張旭東 來源：新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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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裏提出我對現代性問題思考的四點提綱：
在我們當前的語境裏，在充分後現代性條件下，當我們面對種種過時的東西的回歸或重新發明，我們應該看到，這一現象無疑是最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因爲重新回到我們眼前的不是別的，正是我們天真地以爲早已被超越了的現代性本身。現代性不但沒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舉登場，在拉丁美洲，在前“第二世界”（按：前蘇聯及其衛星國）的政治討論中，現代性問題更是無處不在。與此同時，西方却在以一種明顯的後現代的方式慶祝自己所謂的勝利，它認爲自己最終克服和超越了老式的現代主義烏托邦和强調生産的價值觀；它宣揚意識形態和歷史的“終結”；它以一種唯名論的教條鼓吹特殊性和差異性。在所有這些議論中，人們似乎不再關心這些看法是左派的表述還是右派的表述。事實上，抹殺任何左與右的區別正是後現代修辭術的核心所在。如今，一切現代或“摩登”的東西都好像被人從貨架和橱窗裏剔除乾淨，現代性不但從大衆媒體中功成身退，甚至在知識界，除了個別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知識份子，人們都在忙於自身的“去現代化”（demodernification）。那麽，重新亮出“現代性”的招牌目的何在呢？只要我們覺得它不僅僅是整理剛剛消逝的過去的老老實實的文獻學和編史學興趣，我們就有理由懷疑，這次古老的現代性在當代語言裏痼疾復發，真正患的其實是一場後現代病。可以說，這是一場對現代性的重新鑄造和重新包裝，以供它在知識思想市場的大量生産和重新銷售。這裏有社會學這樣的大品牌，也有五花八門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討論。有很多種理由可以說明爲什麽事情會是這樣，但沒有哪個理由可以充分說明這一發展的根據。在那些已經站穩了脚跟的學術專業裏，後現代性變成了一個名聲不好的觀念，因爲後現代性一些較爲棘手的後果，比如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新一輪理論化工作，女性主義、對價值相對主義和社會現實之“構建性”等觀念的接受，現在都已經有目共睹。所以即使人們不信任歷史階段化的思維方式，也會覺得現代性概念顯得很學術，很體面，因爲現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會把它自身的譜系追溯到社會學的奠基人那裏去。事實上 ，社會學研究領域本身就是和現代性概念一同出現、相伴爲鄰的。但這下面還有更深的動機，更大的好處，直截了當地說，它們來自全球市場，包括全球性的觀念的市場。現代性概念無法逾越的一個方面就是現代化的概念，而現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現要晚得多，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産物。至少在“摩登時代”，現代性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同技術發生關係，因此它也就和進步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給予“進步”的意識形態以沈重打擊，特別是在同技術相關的進步概念方面。更不用說自19世紀後期以來，資產階級思想家們自己就對進步概念有過嚴肅的、自我批評式的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現代化理論使資產階級的“進步”概念起死回生，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同時，在一些國家，現代性和現代化則被賦予一個新的、不同的含義，那就是趕超西方，特別是西方的工業。環境保護主義運動，某些女性主義者，和不同類型的西方左翼運動都對“進步”和工業化持批判態度。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歷史業已終結，如果我們把關于未來的想象和激進的社會變革從我們的政治思維中剔除出去，我們就無法形成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而現代性概念的復活正是要解决這個問題：這就是說，它看到，在今天，現代化、工業化（尤其是電腦技術普及之前的重工業發展）“對大自然的蹂躪”都已受到人們的質疑，于是它就要告訴你，那些所謂的“欠發達國家”想要的大概是純粹的“現代性”本身。它這麽說的時候全然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今世界上，所有能維持下來的民族國家都早已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面，首先是技術方面，變成一個“現代”的東西了。然而那種現代性的話語要人們相信的却是一種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擁有某種別人沒有的東西，但所有人都應該有得到這種東西的欲望。正是這種神秘的東西通過“現代性”獲得了洗禮和命名，然後再由一批招募來的人把它不厭其詳地描繪出來，四處兜售。 不現代的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的現代性？ 我只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當前對“現代”一詞的頗有爭議的用法，看看它會把我們帶入什麽樣的混亂。在奧斯卡·拉方丹最近出版的回憶錄裏，他描述了自己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裏的官場沈浮（按：拉方丹爲施羅德政府第一任財政部長，未及任滿便因與施羅德政見不和而辭職），對政府裏那些爲媒體廣泛報道的主張自由市場的競爭對手滿 腹牢騷：“現代化”和“現代性”這樣的詞現在已經貶值到你想往裏面塞什麽就可以塞什麽的地步了。如果你想弄明白那些被稱作“現代化論者”的人對“現代性”作何理解，你就會發現，他們僅僅是想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適應那個所謂的全球市場的種種制約。現代性概念被簡化成一個經濟和技術的範疇。於是，既然英國人和美國人不再有法律保護他們自己免遭失業，我們就得把我們保護勞工的法律統統廢除，否則我們就不够現代。現在在許多國家，社會安全網都被嚴重地削弱了，所以，既然我們想要變得“現代”，我們就也得效仿那些國家，大量削减社會福利開支。在許多國家，企業稅已經一降再降，好讓企業家們留在國內，不跑到別的國家去；所以我們想要現代的話，也得趕快减稅。現代性簡直就變成了對這種經濟束縛俯首帖耳、百依百順的代名詞。可是我們如何生活在一起？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呢？這樣的問題已經變得徹頭徹尾地不現代 ，不再有人提出來了。在這個上下文裏面，如何引入“現代”這個詞是一場根本性的政治話語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像在一個不同的上下文裏，如何確立“改革派”和“頑固派”的區分有時是成功的關鍵。一旦主張自由市場的各種立場得以系統地將自己等同于現代性，從而被人習慣性地理解爲“現代的”，自由市場論者就已經贏得了一場關鍵的勝利，其意義絕不止於意識形態領域。如果我們只把它視爲媒體的勝利，我們就低估了政治鬥爭向語言和理論術語的移植和錯位。問題在于，反對自由市場萬能論的人會發現，他們的立場目前在理論術語的領域裏像游魂一樣無處可去。事實上，對抗市場意識形態主流的人，在今天總是被歸入負面的、消極的、否定性的、不具有任何公共性的範疇，被視爲沒有現代精神，因循守舊；最終，因爲他們對“進步”和現代性顯然持抵制態度，他們就被人稱爲頑固派。從拉方丹那種哀怨的口吻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已經輸掉了那場關鍵的話語鬥爭，而且他從來就沒意識到那場鬥爭的關鍵性，也根本沒有搞明白他真正 輸掉了什麽。對“現代性”一詞內部的政治動力學，它在當今世界各地的再次出現，以及它的特定含義的系統運用，我就說到這裏。現代主義往往被理解爲一些陳舊的自上而下的計劃指令，是在國家機器，或經濟和審美領域的中心化權力結構；它同構成後現代性特徵的 “去中心化”、“拼貼性”價值觀背道而馳。所以，像拉方丹這樣的人是不現代的，因爲他們還是現代主義者。現代主義本身變成了不現代的東西。如今那種能够被首肯的現代性之所以好，是因爲它是後現代的。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就用後現代這個詞呢？ 後現代的詭計 答案是明擺著的：後現代這個詞太理論化了，它還不够普及，在更大的範圍裏， “後”這個字首好像會自動地引起人們的不快，讓人既想弄個究竟又想對它冷嘲熱諷一番。我相信，在這個蓋子下面有更深層的問題。探討這些問題的最好方式，就是審視一下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因爲吉登斯是當代最有影響的“現代性”的意識形態鼓吹者，他的言論始于對現代性的批判，到頭來却變成了對它的辯護。 在《現代性的後果》（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這本書裏，吉登斯不再同後現代眉來眼去，並說明了這樣做的好處。像許多人一樣，他把後現代性理解爲一種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的哲學，認爲只有像利奧塔那樣的人才會擁護它。他寫道：僅僅發明像後現代性之類的新辭彙、新術語是不够的。我們必須關注現代性的本質。由于非常具體的原因，現代性的本質一直沒有被人們很好地把握。我們現在不是在進入一個後現代時代，而是在進入一個晚期現代性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現代性的後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極致化和普遍化。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一個超越了現代性的新的、不同的社會秩序的輪廓，但它只是一個“隨現代之後而來”（post－modern）的時代；這同我們今天許多人所說的“後現代性”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所以他的立場可以被重新命名爲“極致化了的現代性”，這聽上去和哈貝馬斯精闢的“不完整的現代性”或“作爲未完成的規劃的現代性”表述大同小異。但哈貝馬斯的表述含有一種有用的歧義性或含混性，它允許人們設想這樣一種可能性：現代性之所以尚未完成，是因爲它永遠也不能由中產階級及其經濟秩序來完成。 而吉登斯的意思正相反，他想要我們做的是走通向自由市場的“第三條道路”，這對他仍舊不時使用的社會主義語言只能是一種嘲弄。不過我至少在一點上同意他的分析：如果說現代性遺留給我們的是它的不完整和部分的完成，是反映這一歷史情境的一整套問題和答案，那麽，後現代性就是一種在更爲完整的現代化條件下獲得的東西。後現代性的成就可以歸納爲兩點：一是農業的工業化，即傳統的農民社會的徹底毀滅。二是對無意識領域的殖民化和 商業化，即大衆文化和文化工業。那麽，當前“現代性”概念的意識形態鬥士如何區分資訊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場意義上的現代性和那種令人厭惡的老現代性呢？他們做這種區分的時候難道不會被捲進後現代性概念所不可避免地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制度問題中去嗎？有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回避這樣的挑戰：人們可以談“替換性現代性方案”或“現代性的不同道路”。這種說法現在是家喻戶曉：就是說，現代性大家都有一份，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于標準化、霸權式的英美模式的現代性。無論你多麽不喜歡英美現代性模式，無論你如何不喜歡這種現代性爲你預備好的“低賤者”的位置，這種不快都會被一種令人放心的“文化”觀念所打消，它告訴你，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種不同的現代性，所以日後可以有拉丁美洲式的現代性、印度式的現代性、非洲式的現代性等等。要不然你可以仿效薩繆爾·亨廷頓，按文化的宗教類型把這個問題重新描述一遍：可以有希臘正教或東正教式的現代性、儒家現代性，以此類推，最後不同現代性的數目可以和湯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樣多。但這樣我們就忽視了現代性的另一個根本意義，這就是全世界範圍裏的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全球化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或晚期階段帶來的標準化圖景給一切對文化多樣性的虔誠希望打上了一個大問號，因爲未來的世界正被一個普遍的 市場秩序殖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