惋惜 

陳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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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場在大陸文壇引發的余光中爭議

  今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國社科院港臺文學所的趙稀方研究員在《中國圖書商報》上刊出〈視線之外的余光中〉,並配有〈答《中國圖書商報》記者問〉。文章和問答中,突出地提到一九七七年八月間臺灣的「鄉土文學論爭」中余光中拋出以〈狼來了!〉爲題的雜文,在嚴苛的反共戒嚴時代,公開警告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已經滲透到臺灣,要當局「抓頭」,不必怕別人攻擊給作家「扣帽子」;也提到一九八九年七月,當時早已是「台獨」論者的陳芳明出版《鞭傷之島》中,道出余光中曾寄給陳芳明「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二○○○年九月,我初次在與陳芳明的一場關於臺灣社會性質、與文學史分期問題上展開論爭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余光中這「精心羅織的一封長信」,直接寄給了當時特務總管「王昇將軍的手上」。而「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

   有關這「一封長信」,一九八九年陳芳明的揭露,和二○○○年我的提起,在島內都未引起什麽可以感知的波紋。但今年五月趙稀方的文章卻很快在大陸引發了討論。抑餘者有之,揚餘者也不少。參加討論的,除臺灣的呂正惠、楊若萍外,都是大陸、香港的陳漱渝、陳子善、錢虹、劉心武、薛永辰、黃維梁,和趙稀方的幾篇回應。

   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在《羊城晚報》寫〈向歷史自首?〉作了回應,並且對我提出數問,爲自己洗清。事情發展至此,雖非所願,但繼之尋思:如果我和余先生皆能端正態度,以余先生在發表回應文章前致我私信中強調的「善意與誠意」,公開交換意見,坦誠面對歷史,達成諒解,彌合傷痕,增進當下臺灣民族文壇的團結,當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事。

   二、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

   我想把應該在結論中提出的、對於「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先說一說。十九世紀中後,世界進入弱肉強食的現代帝國主義時代。包括臺灣在內的全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作爲這淪落的一個組成部份,一八九五年因甲午戰敗,臺灣島進一步淪爲日帝治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撇除殖民地臺灣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化傷害,日本據台之初,就百般壓抑漢族語文,把日語當作「國語」強加於島民,剝奪島民的民族母語,強迫島民以日語思想、書寫和創作。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漢語和白話文遭到全面徹底的禁絕。一九四一年,日帝發動太平洋戰爭,在文學上強迫臺灣作家寫歌頌侵略戰爭,卑視自己民族的血統,煽動對「天皇」、「聖戰」,並誓死盡忠的作品,在臺灣新文學的心靈和精神上劃下至今猶未癒合的傷口。體現了這沈痛傷口的,不僅僅是表現了皇民歇斯底里的周金波、陳火泉等人的作品,也包括了表現面從腹背、猶疑、苦悶、自棄的龍瑛琮,和爲民族認同而在日帝侵華的非理世界中遭到敵人和同胞理不盡的傷害,猶疑、痛苦而終於在實踐中克服了被歪曲的歷史的吳濁流。

   但時至今日,當韓國年輕學界(如金在湧教授)遲至今日才展開科學實證的研究,面對日占下朝鮮政治和文學歷史上的「親日」人物、行爲和作品時,海峽兩岸卻長期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不,在臺灣,反民族分離派甚至主張不以「中國人立場」處理日帝下「親日」問題,並且和日本右翼學界互相唱合,主張「皇民化」爲臺灣帶來了「第一個國語」,並謂以之構成政治和文學的「公共領域」,成長爲脫離中國的「臺灣民族主義」!於是傷口未見痊好,而且進一步糜爛、蓄膿。

   一九二○年代初開始,中國人民在救亡、發展問題上開始了左右兩大傾向的探索。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政變(清共大屠),左右分裂對峙。抗日戰爭中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抗敵。一九四五年勝利,四六年國共內戰再起。在戰後世界冷戰體制形成過程中,美國介入我國內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政,國府撤台。翌年韓戰爆發,美國軍事介入海峽,中國隔海峽而分裂,依靠成爲美國遠東戰略前線自保。 

  就在這民族在外力介入下的分裂的傷口,臺灣建立了反共軍事獨裁,以自由、民主的名義,鼓勵極端的反共意識形態,煽動同族相仇、相疑、相殘的政治,建立可以無限上綱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 

  在這「體系」下,二、三○年代以降至四○年代末的臺灣的和大陸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被非法化。以國家安全爲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濫,恨共、仇共的教育不知何時轉化爲對中國、中國人的醜詆、怨恨和對立。時至今日,這慘痛的民族傷口,因缺少反省、清理的條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強加勒索性的昂貴軍購,把自已捆綁在別人的戰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癡狂地走上危險的民族內戰。 

  這戰後的傷口,使臺灣喪失了呂赫若、朱點人、簡國賢、藍明谷這些優秀的作家,使楊逵失去十二年的自由,使臺灣和大陸在四九年前的新文學傳統斷裂……

   我因此把余光中先生一九七七年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擺到這個框架上來認識,因而並不以爲是我和他的個人的恩怨。我知道人是社會諸關係的總合,也就是歷史諸關係的結果。在交織著民族內戰和國際冷戰的歷史,人受其影響,限制了認識力,做出了遺憾的言動,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這並不能否定人的終極的主體性,在前進的歷史變化中,人也能跟著前進,體悟到過去歷史中自己的是非功過。

   一九四一年,日帝在太平洋戰區的侵略戰爭勢如破竹的態勢下,許多日本、甚至殖民地朝鮮的作家,包括曾是左翼反戰反帝的作家,大量、大面積向日本皇國體制傾倒、轉向(相形之下,臺灣的「皇民作家」不過二、三人),至今尚未能徹底清理。但是日本戰敗不久,日本人如大夢初醒,覺悟到自己民族所犯的不可置信的戰爭犯罪,(雖然有人懷疑此僅足以爲天皇和個別必須爲戰爭犯罪負責的人開脫其罪責)進步文壇喊出了「一億人懺悔」、「一億人慟哭」(按,日本人口總數時約一億人)的口號,清查在戰時中協贊軍國主義的文化人和作家的「戰爭責任」,引起廣泛爭論,認爲不清理作家的戰爭責任,無從在戰後重建新的、民主主義的日本文學。但五○年韓戰一聲炮響,日本和國際政局大變,往日的戰爭協力派(政客和財伐),爲反共反華戰略利益受到美國佔領當局的青睞,作家的戰爭責任清理運動,隨著美國佔領當局對左派的「軟肅清」而煙消雲散,至今成爲日本「戰後清理」的一個大漏洞,從中滋生今日日本右派政客、學人、文人縱橫日本的局面。

   一個曾在少時背叛自己的階級,參加革命的大陸好友,對我絮絮切切地述說「文革」對她身心、思想、精神的強烈打擊;也告訴了我她花去了很長時間,很大的心力,才逐漸克服了思想障礙,超越了歷史加予的傷痕,重新清醒地拾回了信念,寬恕了惡待過她的人們。我們應該堅持「歷史主義」的態度,她說,歷史主義就是把人與事物擺回歷史原有的框架,去認識和評價,也要以今日經過歷史教育的自己的主體去回眸。涉及到自己,若認識到往日受限於歷史造成的極限、有所不足,就要反思,甚至表態,涉及他人,只要他人有反思或悔恨之情,就要學習包容和接納,以大局爲重。

   這不是她的原話,但大意如此。她在大苦難中學會的智慧,很贏得我的佩服。

   對於余光中先生的歷史問題,我也願意以「歷史主義」的認識,即從人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影響去面對。具體下來,從戰後內戰與冷戰的雙重結構和民族分裂對峙下的臺灣,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並且從今日回眸面對過去的余光中先生的態度,去清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留下的傷口。

   三、回應余光中的說辭和提問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的鍾鈴教授寄來一封信。可是因爲我剛好人在深圳求醫,直到八月二十日才收到。原來鍾教授曾在六月到臺灣,余光中先生找她懇談。余先生就〈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有所解釋和辯白,其內容在他九月十一日在《羊城晚報》上刊出的〈向歷史自首?〉大部份的文字一字不易,當然增加了更多他對我有關那「一封信」的看法的質疑。我在兩封分別間接、直接寄給余光中先生的信中都懇切地說過,只要余先生正心誠意地面對歷史,確實覺得昨日之非,並且誠懇地公開表態,表示遺憾甚至「道歉」(這是余先生對鍾教授和我在他信中表示過的),整個事情就了結了,余先生不但因而能解除「長期困攪」他的重軛,並能贏得廣大讀者的體諒和尊敬,益增余先生的光華。我也建議不要抓事實的細節周旋,則勢必逼得非把一些更加無益于余先生的事實披露出來,實以爲不智。我也不憚於舉出五○年代美國麥卡錫大面積鼓動反共風潮時,美國才華橫溢的大導演伊力亞卡山檢舉了電影文化界的「共黨嫌疑」者,使人受到「非美委員會」的調查,身心、工作遭到壓迫。近幾年前,卡山獲頒「終生成就獎」,在頒獎儀式中,約有近五分之二的觀禮者拒絕起立爲他鼓掌。在螢光幕上看到老年的卡山,幾乎沒有一句受獎辭,匆匆尷尬退場。在螢光幕上見此,心中悲憫,至今難忘。大詩人龐德、大哲學家海德格都有在二戰中協贊德國納粹的歷史,爲之「困攪」終生。

   現在余先生公開以〈向歷史自首?〉回應,我只能以此爲余先生結論版,說幾句不能不說的話。 

  一是關於〈狼來了〉的說明。余先生究其原因,以爲他當時受大陸「文革」的震駭「壓力」下,「情緒失控」、「措辭粗糙」、「語氣淩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因此「令人反感」,致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麽整肅運動」。

   在〈狼來了!〉中,余光中先生在當時戒嚴環境中堅決咬住臺灣已出現「工農兵文藝」,卻通篇指不出哪一個作家的哪一篇、哪一本作品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中定義的「工農兵文藝」,卻大段引用毛在《座談》中的話。當時對鄉土文學界是一個政治上取人性命的、猙獰的誣陷。直到今天,余先生一定指不出哪一篇文章、作品是毛意義上的「工農兵文藝」。有資料指出,「(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早九時開會(指「國軍文藝大會」),青溪文學會(按:王昇領導下的軍中文藝宣傳機關,主辦此次「國軍文藝大會」)散發《當前文藝問題》小冊子……攻擊鄉土派,但未指明該派倡『工農兵文藝』。」十分熟悉中共及三○年代左翼文學理論的在知識上反共的胡秋原、鄭學稼也公開爲鄉土文學辯誣、亟稱其與中共「工農兵文藝」無關。但在余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信」中,卻堅定主張臺灣有「工農兵文藝」。那「一封信」埵b援引英文左派文論,細加眉批之後,有這吒吒的質問:「如果這些不是工農兵之左傾言論,什麽才是?」

   〈狼來了!〉有一個結論,說揭發不是「扣帽子」。「問題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叫『抓頭』……」。這個「抓」字,寫得寒氣逼人。 

  這樣一篇文章,作爲他鬥爭的武器,寫得犀利、準確、「淩厲」地指向他被「鬼魅」(余先生語)的心中的敵人,寫的「好」,不是「不好」。餘說今日回顧,總的說,「寫的不美」。這樣的文章如何寫得更「美」?更溫柔、細緻?但不論怎麽寫,在那森冷的當時臺灣,依然是徐複觀先生所說的足以「使人頭落地」的「血滴子」。

   余先生說寫〈狼來了!〉純出於「意氣」用事、「發神經病」、「非任何政黨所指使」。 

  九○年代中葉,熟悉內情的朋友對我說,一九七八年六月的國軍文藝大會針對的是鄉土文學,會後就準備動手「抓頭」了。余先生否認文章爲了「呼應國民黨的什麽整肅運動」。余先生可以說我的朋友口說無憑(必要時只能在他日請人出來說明),但也可以研究一下下列的日程。國軍文藝大會是一個規模很大,由國防部統轄的「青溪文學會」主辦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鄭學稼先生說他參加的是何志浩(總政戰部高官)主持的「第十二」分組,窺見規模之大。是個用來「清除所謂『鄉土文學派』」的會。籌備這麽大型、重要的會,有經驗的人知道至少須時半年以上。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彭歌開始在他在某大報專欄《三三草》上寫〈「卡爾說」之類〉,要人警惕共党思想已偷渡臺灣;十六日,刊〈溫柔敦厚,〉引杜甫詩倡不惜「吾廬獨破」的「愛」的文學;二十二日刊〈堡壘內部〉,引列寧語「從堡壘內部發動攻擊」喻鄉土文學之危險;二十四日,刊〈傅斯年論懶〉引傅言謂共党思想常「乘虛而入」,故除毒草切不可「懶」。二十七日,刊〈對偏向的警覺〉讚揚鄉土文學的「偏向」同爲「青年作家」銀正雄、孫慶余所察覺。至八月五日,刊〈統戰的主與從〉誣稱鄉土文學在鼓動「地方意識」、「省籍問題」和「社會矛盾」。六日,刊〈勿爲親者痛仇者快〉,謂臺灣與所有社會不免有問題存在,但切勿渲染,免「親者痛仇者快」。 過十一天後的八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國民黨所不曾有的長篇點名批判文章在一家報紙副刊連續全版赫然刊出彭歌永遠留在臺灣新文學史冊中的刀筆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指名檢查和控訴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的文論思想。緊接著,余光中先生的〈狼來了!〉就在翌八月二十日登場!而數月後的轉年一月十八日,國軍文藝大會就隆重登場了。

   只是憑著以上的日程,如果我傾向於相信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工作配置的文學整肅運動,能說人們的「懷疑」沒有根據嗎? 

  余先生說當年香港「左刊」、「左報」對他的攻擊文字不下十萬字。圍剿鄉土文學的文字,光是「青文會」的批判集、小冊子,合起來也近二十萬字。余先生當年在「自由」的香港感受到「左派」批判的「壓力」,能不知道彭歌的專欄、大批判、余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信」在極端反共戒嚴體制下給予臺灣鄉土作家的「壓力」嗎?不同的是,我們這幾個被指名的「欽犯」不曾發「神經」,「意氣」用事,「情緒失控」,而是懷著被捕入獄的決心,在胡秋原先生、徐複觀先生、鄭學稼先生還有錢江潮諸先生仗義代辯下,各自寫文章自衛。這也說明余先生有條件鬧「情緒」,發「神經」從香港寫文章,寫那「一封信」回臺灣打人棍子,而我們沒有。除了荒蔓的恐懼和義忿,一無所有。

  余先生在這篇對自己做結論的〈向歷史自首?〉中,關於〈狼來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識的話:「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過當」,相形之下「情緒失控」、「措辭粗糙」云云就顯得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的味道。其實,在余先生對鍾鈴教授,在給我的私信中,都說過要爲〈狼〉文「道歉」,明白說〈狼來了〉一文「對您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要對您說對不起。」(鍾教授轉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說「請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誠意……」我接讀之後,真心爲他高興,回信鼓勵他勇敢面對、表態,解除自己的枷鎖,則我一定寫文章表示讚賞和支援。不料這麽好的話,在〈向歷史自首?〉中全不見了,實在令人很爲他惋惜、扼腕。

   二是他有沒有直接將那封「信」直接寄給王昇,鄭學稼如何告訴我那「一封信」是由余先生直接寄去給王的問題。 

  和余先生一樣,「隔了三十年,當時細節有些模糊」。一定要求細節,不妨從既有材料拼圖吧。

   (1)余先生說,那「一封信」只有薄薄的兩張紙,性質上只是與朋友共用資料。但陳芳明卻說,「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即不僅僅是「資料」),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這樣連「長信」加影印文章、英譯稿,怕就不只「兩張薄紙了」。

   (2)依據手上的資料,余先生的影印件,是我給當初尚不知其台獨傾向(所謂「台獨左派」)畫評家S的、以書信體寫的,他對歐西美術之資本主義商品性,藝術與社會、階級關係,藝術表現勞動人民和其生活之論的書作序的文章。文章中我大量引用S原書的文本,加以揚揄、引伸,頗驚對藝術社會學與我相同之觀點。則余先生所揭發的,就不止是我一個人,連帶S也牽連了。資料還說,余先生也扯上了當時台大外文系的Y教授的某一篇文章。而且,如前文所說,在經過一番比對、「考據」後,那「一封信」的結尾還 然逼問收件人:「如果這不是工農兵之左傾言論,什麽才是?」

   如果有人如我依上述資料遲疑于相信余先生所說那信、那文件的性質只是朋友間漠然地交換資料,應該是可以理解吧。

  不錯,我的資料上明說,「最後,他(餘)主張『思想問題』仍須以論戰解決,千萬不宜有政治行動,以免引起更大的誤會。」

   但人們會問,余先生自己爲什麽不以論戰解決,而將責問「如果這不是工農兵的左傾言論,什麽才是?」的材料寄給多人(鍾鈴教授說余先生把文件、信、資料「寄去給三、四位他在臺灣的朋友」,如果加上在美國的陳芳明,就是四、五位了)。〈狼來了!〉是準備討論的文章嗎?當時的臺灣有條件「以論戰解決嗎」?而收件人除了手中有權力的人,誰能決定用「辯論」還是「政治手段」處理?

   余先生慎重地介紹了彭歌的輝煌履歷、職稱和「文學成就」,但現實上這樣一個人也照樣可以先寫一個多月充滿陰謀論專欄之後,在七七年八月拋出連載三天的點名政治指控的文章。「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余先生、彭歌、董保中、孫柏東都加入了棍打鄉土文學的行列,文章俱在。余先生把那樣「一封長信」和驚人的材料寄給了平時竟「往來不多」的彭歌,這又是爲什麽?怎麽又「未想到會有什麽後果?」

   我又憑什麽斷定「信」是余先生直接寄王昇,最大根據是九○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時皆以「老師」稱胡秋原先生和徐複觀先生)在一次閒談中,說起余先生把材料給了王昇,王昇不知「信」中考證陳映真有的「新馬」思想爲何物,就教于鄭先生,鄭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說法爲然,勸王昇不可興筆禍,並公開獎勵有成就的鄉土作家。結果是沒有筆禍,但也沒有獎勵。事實上,當年在臺灣我還無緣讀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一八四四),不懂「青年馬克思」。

   但這個故事也是經歷幾年拼出來的。

   一九七七年鄉土論爭因彭歌長文爆發,同年,有〈狼來了〉,後來知道也有那「信」。

   一九七八年元月開國軍文藝大會。迨一九八五、六年左右,鄭先生閒話中告訴我「有人」曾在鄉土文學論爭中密告我有思想問題。余先生問何以不問清楚?這種事,在臺灣當時條件下,說的人不明說,作爲晚輩就當知道人家不想、不便、或不必說,因他意在叫我行文說話謹慎,不在透漏密告者。這是那時代的「規矩」。一九八九年,陳芳明《鞭傷之島》出版,我未注意,後來只聽說陳芳明在書中罵了我和余光中,我也不以爲意,只覺得何以陳芳明會把我與余先生扯在一塊罵。一九九○年中,上面提到的那個朋友告訴我當年王昇手中有餘先生「信」,並告訴我鄭先生有一本書談及此事,我這才把鄭先生書,和《鞭傷之島》先後找到,拼出了整個圖像始末。

   當然,關鍵之一,是鄭先生學生的我的朋友。余先生一定要追究,只好請他出面說明。這次我給余先生寫信前,特別打電話問他一次,他的回答與十年前一致的。

   我說有沒有「直接」把信「寄給王昇」不重要,是因爲從「信」和材料內容推定的性質;鄭先生告訴我有人告我密在先,漸漸聽到王先生手中有「信」來找鄭先生查證,又從《鞭傷》中知道其內容,自己斷定鄭先生當年口頭勸告時所指就是余先生。我有這懷疑,應該說是「合理」的懷疑。「信」或由余先生直接寄王昇,或寄給王昇身邊的人,可能目的和結果是一樣的。

   四、爲余先生深爲惋惜

   在那個漫長的戒嚴時代,有多少外省人和本省人被迫或自主地參與了爲「國家安全」爲大義名份的黑暗的體系。一個那麽大的體系,如果沒有龐大的「共犯構造」,是不可能運行的。但歷史不斷發展前進,臺灣「民主化」後,對那荒蕪時代心靈和社會的傷口,一直沒有人自覺地做爲課題加以清理。二○○○年後,我幾篇拙劣的小說處理的正是這歷史的傷口。著名的日本文學評論家尾崎秀樹就早在六○年代呼喚日本對殖民地文學和作家造成的傷害,深刻反省。

   我從別人引述陳漱渝先生、從鍾玲教授和余先生的來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爲余先生高興。沒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終以略帶嘲諷的標題《向歷史自首?》的問號中,拒絕了自己爲自己過去的不是、錯誤憂傷「道歉」的,內心美善的呼喚,緊抓著有沒有直接向王昇「告密」的細節「反撥」。這使我讀《向歷史自首?》後感到寂寞、悵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釋懷,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動念?

   從大局看,在臺灣的民族派文學界的溝通、理解和團結,當著島內外反民族文論倡狂的形勢下,實爲重中之重。我真誠祈望我和余先生還有互相以坦誠與善意相談的可能與機會。《向歷史自首?》中,余先生對第一問的回答,令人激賞,二問以後讀來就覺得余先生沒有把完全可以寫好的文章寫好的遺憾與悵然。 

  我會刊出我致余先生的二信,以示我自始對余先生的誠意與善意。與這封信一樣,除非被動,我不會主動公開任何擴大誤解的資料。拳拳此心,盼望余先生和兩岸關心的文化界能瞭解。但自我反省自有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我和廣大愛護餘生先的大陸文壇應該等待,不讓事情往絕對性矛盾發展。我有什麽差錯,也願接受嚴格批評。

  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中國大陸學界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