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揭秘”、學術“過度”與“仇恨寫作學”--時文三篇析讀

朱亞寧/20020410日/世紀沙龍

 這堜珨〞"時文",指的是那類跟風應景趨時或是爲某種立竿見影的實用目的而炮製的文字。

  或謂,在資訊爆炸、出版物惡性繁殖的現時代,此類文字有如過眼煙雲或下水道層出不窮的排泄物,哪來這許多閑情耐性""""去?事實的確也是如此。不過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論,即便"時文",其中也偶有出類拔萃鶴立雞群者,讀畢或啞然失笑,或如骨鯁在喉,或似誤吞了一粒蒼蠅,叫人長時間心不平氣難和。噁心憤懣忍無可忍之際,只得拔筆而起費時費力作文評之析之慨之罵之,揭老底出洋相,將其晾曬於光天化日底下,讓有興趣的讀者來欣賞參觀。

  一、《學術揭秘》(作者韓東/《文友》1999年×期)

  這是一則不到兩千字的短文,發表在這家慣以"胡鬧台"吸引眼球的讀物的某個不起眼的角落。

  首先讓我生疑的是該文的標題:"學術揭秘""學術",何等高雅、神聖、玄奧、淵深難測大而無當的物事?若非才高八斗嘴尖皮厚膽大包天,區區一兩千方塊字,如何敢妄言"揭秘"?莫非此人是不世出的聖哲,出口便有一句頂一萬句的神效不成?

  且讓我們來領略其詳--

  "這年頭,學術可是一個好東西,否則不會有人扛著它四處招搖……"《揭秘》一開篇就陰陽怪氣,含譏帶諷,讓人無法不懷疑作者心懷怨毒,有一肚子壓抑的濁氣要伺機加以排放。往下,在自編自演了一個有人纏著計程車司機"大談學術"的小幽默後,作者繼續寫道--"如果你與我一樣,是一個寫小說的,那就危險了,這樣的職業常常會被'學術之眼'盯上。因此你必須小心在意,不然人家會說:'他們不談學術,只會罵人!'"至此我隱隱有點明白,大概是"作家""學者"之間發生了什麽難解的過節。果然,待真真假假繞了一大陣圈子,真相終於登場了。說是在""參加的一個"新生代作家小說創作學術研討會"上,某評論家"破口大駡""新生代作家"智商低下,"狗屎!討厭!噁心!"至於"破口大駡"到底是有具體物件的特指,還是"一篙竿掃一船人""泛罵",因該文未予披露,我們不得而知。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以學術爲幌子的對文學的傷害,其物件已不侷限於作家"。這就順理成章地引出了真相之二:某"地位甚高"的文學期刊"由於內部的人事糾紛,一位著名的編輯被排擠出去",然後"引進某大學中文系一位'博導''特邀'副主編……在刊物上新闢了'學人文萃''博士論壇'兩個欄目"。這事兒本不算什麽離奇,但此位"就是這份刊物的'眼睛'"的編輯顯見是作者的哥們兒,因而又不免導致對該刊及"有關人士"一番挖苦嘲諷(說是因"眼睛"的出局,該刊已"岌岌可危"),爲節省篇幅計,不多贅述。

  明眼人一看即知,文章所涉的問題並不複雜。作者說,"學術不是我的方式……寫小說講故事才是我所做的。"此言不錯。然而學術不是你的方式,卻有可能是別人的方式,你有使用你的方式的自由,別人也有使用他的方式的自由,這個道理想來是無須多講的。毛病出在某些"學術之眼"(學者/評論家)太不識相,非要繃著面皮對韓作家聒噪一些學術的(或自以爲是學術的)話語(當然可以肯定聒噪的並非什麽好詞兒),結果惹得"寫小說講故事"的韓某不勝其煩以至大爲光火,這只能怪學者們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然而,我們是否可以由韓作家口頭的討厭反感便推斷其真的拒絕"學術的方式"呢?事實並非如此。證據之一:"上個月我去頤和路開了個會(如前所述)……與會者一半作家一半評論家。當時我想:要是清一色的評論家那會好得多,他們可以關起門來徑自討論學術。可這一半作家該如何處之?小說既已寫出,還要讓他們自己分析研究,這與自慰又有何區別?"這話前一段表明韓某並非如口頭上所說的那樣鄙棄學術,至少表明其在私底下無從免俗,照舊人模人樣地出入於"學術"場合(否則拒絕與會就得了,何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末了還得費神自我插科打諢解嘲一番)。後一段似乎是說評論家也還有評論家的用處(亦即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用處),並非完全一無可取?證據之二:儘管韓某再三強調"學術不是我的方式",可基於"在作品以外作家們是有話要說的,比如闡明各自的立場、主張以及對文學寫作的態度"之類的理由,他也時常"學術""準學術"一把(事實上,較之其他弄創作的人,韓某更有賣弄"理論/學術"功底的癖好,且常炮製長篇大論:譬如雲山霧罩如繞口令的《愛情動力學》、義正辭嚴真理在握的《論民間》之類)。看來問題的癥結並不在"學術"或不"學術",而在於是""學術還是""學術--""學術(拔高溢美的"捧評")不消說是欣欣然受用,若係""學術(逆耳煩心揭老底的"罵評"),那難免會暴跳如雷立馬回罵一通。需要說明的是此罵不同於彼罵,"罵評"仍然是""(即便偏激偏頗、即便刁鑽刻薄、即便有時情緒掩蓋甚至取代了學理),而韓作家的罵簡捷地說純屬潑婦式的污言穢語人身攻擊,已跟文學/學術之類毫不相干。且看《揭秘》中現成的例子--在描述了某評論家的"破口大駡"之後("評論家"爲何如此失態?從《揭》文推測是此前已有"小說家"之罵),作者寫道:"是否一去掉學術的面具,此人連正常的語言表達都喪失了?有一個問題很是吸引我,像這樣的人在與她老婆做愛的時候該如何說話?搬弄學術語言?或者象虐待狂那樣惡毒咒駡?或者--最有可能的,一聲不吭。"讀上述文字,最讓人疑惑的是寫作者的心態:虐待狂(語言暴力)?窺陰(淫)癖?尤其不可思議的是,韓某居然有勇氣將這等比對手"破口大駡"更下作十倍的內心怨毒白紙黑字堂而皇之地公諸於衆,當今中國文人嘴臉的卑劣無恥由茲可見一斑!

  說到此,《揭秘》的目的用意在讀者諸君眼埵繾p也接近於"揭秘"了,它只不過是以小報記者的筆法對文界內部/文人之間某些難登大雅之堂的矛盾攻忤爭端作一種發洩惡罵而已。既然如此,有人可能會表示疑惑:類似文字在當今文壇雖不能說如過江之鯽(這樣講有給大好形勢抹黑之嫌),但也絕非鳳毛麟角,爲何要特別將其拎出來說叨?這樣做是否也有點無聊?是否也有點小題大作,墮入惡趣?說實在的,若以文風論,這篇文字的確是毫無可取之處(從藏頭露尾、欲蓋彌彰、耍刁扳橫到邏輯混亂諸方面它都可以獲高分)。我的回答是,該作雖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從中透露出來的意義之後的資訊卻不可謂不豐富,往小婸﹛A它至少也是眼下的人心世態時風在某類文人身上的一種投射和反映罷?

  韓東:昔日詩人,今操小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一首"口水"詩《關於大雁塔》成名(似這等"皇帝新衣"式的玩藝兒,弱智或別有用心者捧捧臭腳倒也罷了,可笑的是韓某竟涎著臉虛張聲勢至今),但眼前的行狀更像一位"行爲藝術家"(如"斷裂",如"民間")。不過無論他如何蹦達折騰,予人印象都是一色的胸襟促狹、心理陰暗再加精明小器,從人到詩到文均無大氣象可言。

  二、《魯迅研究是一個學術問題》(作者謝泳/《文藝報》2000年×期)

  標題:《魯迅研究是……》(語法/邏輯正確無誤的廢話)。

  第一自然段:"魯迅是一個人,而是人就得讓別人說,說好說壞是一回事,讓不讓說則又是一回事(不通的昏話。比如我依樣畫葫蘆來一段:BB是一條魚,而是魚就得讓別人吃,生吃熟吃是一回事,讓不讓吃則又是一回事……是否有點莫名其妙不由分說的強橫霸道?)"

  第二自然段:"……他們每個人都有權利對魯迅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OK,沒錯。不過需要提醒的是,意見≠"學術心得",也≠謾駡,某些個文人/學者往往拎不清或者說蓄意混淆其內涵),尊重魯迅是你的權利,但不尊重魯迅,也是他們的權利(按:這句話就有毛病了。謝泳先生想來不至於連做人爲文起碼的常識都不具備,請問,誰給您不尊重人--且慢說魯迅--的權利?憲法?法律?社會公德?文明人準則?當然,那類本來就活在做人最低水準線以下的痞子人渣者流不在上述質問物件之列,對他們還有一點威懾力的唯有法律--譬如誹謗罪),我們不能強迫每個學者對同一個學術研究物件只能有一種態度……他們有自己對學術研究物件保持不同評價標準的權利(既然奢談"學術",那麽態度也好,標準也好,大約只能區分爲科學/非科學兩種,而非科學的"態度""標準"顯然無從進入"學術"的範疇。以對"學術研究物件"的態度爲例,若確實是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其"研究物件"即便是十惡不赦的嗜血生蕃人類公敵,研究者也應該持一種冷靜客觀公允而非"不尊重"的態度。試想,假使我們都在將"物件"漫畫化、妖魔化的"不尊重"前提下來進行所謂的"學術研究",其最終"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真實性如何是不難想見的)。""我們不能一聽人家對魯迅說了一點不同意見,就懷疑人家的動機,以爲人家有什麽政治目的(不錯,看來謝學者很具寬厚馴良仁愛之心),這些年來(自有魯迅以來?魯迅去世以來?建國以來?還是新時期以來?--讓人費猜詳的時間概念),對魯迅有不同看法的人很多,但我還沒有見到有哪一個是想借說魯迅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健忘?忠厚?弱智?天真無知還是別有用心?這種主觀武斷無視事實的勁頭兒著實令人吃驚),韓東也好,王朔也好,葛紅兵也好,你可以……但你不能說他們是想借說魯迅而有什麽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雖未見得有,其他目的則很難說無--對這些個如烏眼雞樣般覰覦聲名實利、以搞打砸搶耍王八蛋爲基本經營手段的新老文壇造反派,你根本無法高看他們)。"

  第三自然段:"如今,我們常常把對魯迅的不同意見看做是一種誣衊,這是不應該的。誣衊是一個很難說清的概念,話說到什麽程度才不算是誣衊("誣衊"真的是一個"很難說清的概念"嗎?"不同意見""誣衊"真的那麽難以區分嗎?實在有點鬧不明白謝學者到底是真善良呢還是假糊塗。在這塊豆腐乾大小的短文堙A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若干在正常人看來並不複雜並不混沌並不難厘清的概念--包括前文已引述的--作一種攪糨糊式的特別處理,人爲賦予其某種學理的高難度,讓准清楚或本來就不太清楚的局內/局外人昏昏然犯糊塗,感覺的確是扎手搔頭而退避三舍。如此有意識地混淆抹平異同是非真僞,其動機爲何,不能不叫人心生疑竇)?我們不能把一些個人色彩較明顯的語言,都做誣衊看,這樣對誰也不好(將"誣衊"修辭爲"個人色彩較明顯的語言",大約是這篇平庸文字中唯一的"原創性"了!那麽,何謂"個人色彩較明顯的語言"?以謝文列舉的王朔韓東葛紅兵爲例:韓葛的語言一爲文學/作家語言一爲學者語言,具通常的職業性特徵,"個人色彩"似乎並不"明顯",語言稱得上有些"個人色彩"的倒是自稱"流氓""無知者"的王朔。然而王朔針對魯迅發表的那些個撒潑打滾兒、信口開河、渾噩下作沒頭沒腦的"偏激看法"能跟"學術心得"掛上勾嗎?倘若連紮堆起哄吹幾聲匪哨向人多處砍一塊磚頭的拆爛汙玩藝兒也能被"學術"收編的話,這等超級"學術"真正是匪夷所思了,或許將其命名爲"街頭小痞子行爲"--本想用"江湖黑社會"一詞,後一想,用這個詞恐怕是太高看他了--更恰切些罷!)"

  第四自然段:"現在我們要回到這樣的認識上來,任何形式的魯迅研究,都是學術問題(又是正確無誤的廢話)。瞿秋白對魯迅的評價是學術問題,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也是學術問題(這種模棱兩可混淆視聽的表述最易將人引入歧途。如果是說你要從學術的角度/立場去看待、研究"××對××的評價",那是你的自由;但若說的是"××對××的評價"是一種學術性質的評價,恐怕就大大地值得商榷。瞿秋白對魯迅的評價或可勉強使用"學術"二字--當然須打相當的折扣,毛澤東從國家意識形態及極權政治的實用需要出發對魯迅所作的那樣一種高度嚇人的定位不僅跟"學術"風馬牛不相及,而且已成爲孕育後來魯迅屢屢爲人所詬病的"神化""偶像""打人的棍子""老石頭"等等惡劣時尚的直接淵藪,對此只要頭腦稍稍清醒者應該說是不難理解和意識到的)。以往我們把他們的那些評價過多地從政治上來理解,對於魯迅研究的傷害是很大的(僅僅是因爲"我們把他們的那些評價過多地從政治上來理解"嗎?"他們的那些評價"具備多少從政治以外的角度來理解的可能性?在衆所周知的"以往",您能不"過多地從政治上來理解"嗎?這使人不由得又一次頑固地想向謝學者發問:您到底是真善良呢還是假糊塗?)。"

  結語:近數年,謝泳先生埋頭苦鑽現代史故紙堆,以一堆"學術隨筆"在文界混得小有名頭,也屬不易。《魯迅研究……》大約並非深思熟慮之作,如此深究(甚至是深文周納)估計會被人目爲迂腐。但愚意以爲,在滿口學術學術的大纛底下,寫出這等昏話連篇的文字而不自知自省,無論如何也是不能被輕易原諒的。謝先生可能是對俗常意義上的"學術"太過看重與癡戀了,以至陷於輕度的"學術迷幻",看誰誰學術,就像戰得興起的堂·吉訶德到處都看見風車的影子一樣。據說西方現代詩歌批評方法中有一種"過度闡釋"(作"本土化"的理解意近"無中生有"),不知謝先生的"學術"可否稱爲"過度學術""學術過度"?!

  三、《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作者朱大可/《書屋》2001/5

  朱大可其人其文:

  籍貫未詳,家居上海,似乎已移民澳洲。知道此人的名字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聽一位弄"先鋒詩"批評的朋友巴鐵講起(朱其時在某種程度上也算一名"先鋒詩"掮客)。之後斷續見過幾篇朱的文字(包括近年間小小喧鬧過的"十作家批判書"中關於餘秋雨的大作),印象有三:一是文風潑悍,嗜好罵人(之所以用"嗜好"一詞,主要是讀到的差不多都是批判文章。需要聲明的是,我並不籠統地反對罵人--我自己正敲打的這些速朽文字便有罵人之嫌,但確認須堅持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罵亦有道":道理/學理/真相/規則/章法而非道德,否則便墮入前文所指的潑婦駡街扳橫耍賴好勇鬥狠類劣習了);二是眼光毒辣,不循常軌,才情混雜著匪氣;三是語言怪異,舶來詞與生(自)造詞漫天亂飛--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文論寫作一度以新名詞轟炸爲時髦,只不過朱式"轟炸"雖未免俗,仍顯出幾分與衆不同。

  這篇刊於《書屋》雜誌\"特輯\"中標題繞口的文章使我經歷了一次少有的閱讀體驗:那便是心驚肉跳、脈搏加速、冷汗涔涔,錯雜浮現於腦際的是屠夫、野心家、冒險者、牛皮客、戮骨揚灰的盜墓賊之類的怪誕幻象,字埵瘨◎N內言外時聞厲笑桀桀、磨牙霍霍以及兵刃殺伐類不祥之聲。鑒於《仇》文赤裸裸的強詞奪理張冠李戴異想天開,尤其是論據的貧乏與自相矛盾,論證過程的生硬簡單乃至乾脆空缺,概念的相互混淆且內涵模糊,結論的武斷粗暴印象式想當然,爲節省篇幅、避免作無聊的常識常理爭鬥辯駁,這堨u對文中一部分特別荒謬觸目的惡瘤病塊作簡要的解剖引流展示評析。

  "殖民地情欲"及其"頭號敵人":褒揚還是指斥?

  "殖民地情欲"(以下簡稱"情欲"),這是《仇》文的第一個生造詞,也是全文首節的關鍵字。朱氏生造詞的最大特點便是生僻怪異離奇、涵義模糊不明,"情欲"一詞同樣也未作任何概括闡釋界定,讀者只能從朱文取自"美國漢學家"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的感性描述("當時全球最現代化都市之一"的電影院、舞廳、大百貨公司、咖啡館等等充滿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以及朱對"小女人張愛玲"刻毒嘲罵中去自行揣摩。不可思議處在于,朱氏對作爲"情欲""頭號敵人"的魯迅的"冷漠"表現出難以容忍的"義憤"(這也是其立論的基礎),然而通觀首節文字,作者本人對"情欲"的態度卻也顯出相當的曖昧與矛盾:從爲文的需要批判的需要看似乎應大大地予以肯定讚揚,可在具體的敍述/語氣堳o又時時表現出鄙薄不屑--譬如有關張愛玲的苛酷描述(朱氏亦受制于道德/意識形態?)等等。在此有兩個質疑:質疑之一,何以判定魯迅成了"情欲""頭號敵人"?何以魯迅"時而去豪華戲院觀賞好萊塢和上海自産的言情電影"的愛好、與許廣平的婚姻、對"東北女子蕭紅""耐人尋味的暗戀"(朱氏語)還有後文提到的"經常在新雅等各種中西菜館請客""優越,闊綽得像一個豪紳"的生活都成了"情欲"遭到"嚴厲的凍結"的佐證?!質疑之二,朱氏有何種資格、權利、理由判令別人(不僅僅是魯迅)必須去迎合、屈從、投入、放縱、媾和於"情欲"?否則便犯下了非討伐誅滅之而後快的不可饒恕的立場性方向性錯誤?!順便想說說,"情欲"本就是一個有些可疑的詞,再以"殖民地"限定之,其性質就更加曖昧了。也難怪朱氏處置起來左右掣肘,臧否失據,以至暈乎間一度將其簡化爲"愛欲和愛語",這足以證明這位"本家""學術創新"的隨心所欲與頭腦發昏的程度。

  卑劣蠻橫的文風:對"魯七條"的惡意篡改與曲解

  爲了建構並抛出臆想的所謂"仇恨政治學",《仇》文第二節先將魯迅的一篇文字《死》從整個雜文創作堜熆鬙X來,定性爲"遺書體話語仇恨"(與"雜文體話語暴力"一併成爲"殖民地魯迅精神的基石"),繼而專向遺囑部分(朱蔑稱爲"魯七條")發難,將其確認爲魯氏"仇恨政治學""七項基本原則",全文引錄並予以點評。初讀,只覺"點評"指鹿爲馬的荒誕離奇與橫蠻叫人瞠目結舌,再讀,感到引文似亦有異(我雖非爛熟魯迅文章的"魯學專家",但對這樣一節"名文"還是有點印象的)。無奈的是剛剛遷居,手邊無書,遂趕緊去樓下小店購回一冊1994年河南版的《魯迅雜文全編》,翻至《死》文略加對照,果真發現有刪除少許關鍵字句的重大"貓膩"(黑體字爲朱氏評點):

  一、堅拒世人的物質恩惠: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刪去其後補充說明:"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二、徹底否認肉體生命的意義: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堅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徹底否認夫妻情感:忘記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徹底否認自己畢生經營的事業: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刪去"空頭"二字)。

  六、徹底否認關愛、承諾和信賴等基本道德元素: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弘揚以牙還牙的仇恨:損著別人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注)

  在此基礎上,往下朱大可還有進一步的闡釋、引申與發揮,由是"點評"被上升至嚇人的政治及"理論"的高度(不知朱氏系何年生人,其爲文始終貫穿著"文革"式大批判傾向及頑固的政治情結)--第七條"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其"重申復仇(報復)在'仇恨政治學'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義性""第二、四、五三條則顯示了其消解家庭人倫的非凡努力……以隱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倫的死亡""第一、三、六條徹底否定建構'親善政治學'的全部可能性……爲日後的政治懷疑主義開闢了道路";進而,"魯迅提前公佈他的'遺言',是企圖將'個人事務''家族事務'公共化,也就是試圖將其轉換成一個重大的政治綱領。"這個大膽專橫荒誕無稽獨具朱氏特徵的"理論化""泛政治化"過程的可疑可惡亦複可笑在於:它僅僅是一種武斷且強橫無理的對現象的命名甚至臆造,無需論據也無需論證(其大膽無恥的想象力遠遠超過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文革"式批判邏輯)。所命之名則循隨心所欲胡編生造的朱氏故伎,如文中的"仇恨政治學""親善政治學""政治懷疑主義""殖民地情欲""殖民地綜合症""文化建築學"等等均屬此類。寫到此,我已然失去了逐條剖析批駁"點評"的興趣與耐心(當然更主要是覺得無此必要,否則就太過冬烘了):且不論什麽"學問""學術",只要是一個頭腦大體正常、智商在水準線以上的人,都不難對這樣一堆囈語式的雜亂詛咒、詈罵、歪曲與指責做出自己的判斷。

  "文化建築學的古怪支援"的混亂、無根與荒謬:

  《仇》文第三部分,朱氏仍秉承一貫的於半天雲馳騁想象(想當然)才氣(濫造概念)與陰損苛酷武斷霸蠻之馬的惡劣文風,在對三十年代上海以"租界自由主義、狂熱革命情境、濃烈的殖民地情欲"爲外在特徵,以"誕生騙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誹謗文化"爲內媢篚隤"殖民地語境"("上海語境")進行了一番繪聲繪影的描摩後,即行將一個"短暫的文化蜜月""怒氣衝天地發現"的揣度粗暴施加於自己抨擊的物件。這樣一來,魯迅便如朱氏所願地成了他筆下一個先是爲情欲橫流的殖民地語境迷惑,過著豪紳般優越闊綽的生活,而後突然又發覺自己受騙上當,於是轉而"放棄抒情與敍事的權利""成爲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獨自開闢著仇恨政治學的險惡道路"的頭腦簡單鹵莽、出爾反爾、秉性褊狹冷漠的"話語刀客\",並創造了所謂的"魯迅精神"。大約意識到自己的判詞下得太過輕率潦草(且一而再再而三),朱氏於是啓用了"一種文化建築學的古怪支援",即對"二十年代在上海興起的建築群落""亭子間""石庫門""非凡意義"的論述。其要點如次:一、作爲魯迅和"中共一大"共同選擇的"石庫門",其性質陰鬱、封閉、防守嚴密,是"'文學戰士'孤身奮鬥的堅固堡壘""'農村'包圍城市的基地""各種勢力孕育仇恨的溫床""殖民地話語暴力的堅硬的象徵";二、與"石庫門"相對立的建築"亭子間",乃是"自由租客"們(文中列舉了施蟄存、蘇雪林、高長虹、馮乃超、成仿吾等人)的居所,這些滿懷"巨大的'亭子間怨恨'"的文人顯然是"石庫門"的對手與敵人--朱氏此處的論述顯而易見(同時可能也是無意識的)受到了昔日教育灌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存在決定意識理論的影響,不過上述生搬硬套不止是落伍與流俗,更糟糕的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由於《仇》文敍述的夾纏不清("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階級鬥爭'"時而在"空間逼窄的石庫門內部""爆發",時而又在"石庫門""四周的亭子間"之間"殊死展開"),我始終沒有弄明白也未去考證作爲上海特色建築的"亭子間""石庫門"到底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呢(""作爲""附庸)還是互不相干(彼此獨立的建築)。悖論在於,如果是一回事,那麽這相同的存在何以會培育並産出不同的意識(互爲對手和敵人)?如果不是一回事,那麽這不同的存在何以會培育並産生出相同的意識(雙方都"野心勃勃,企圖在中國唯一的自由主義避難所婼T立自己的話語權力"--即朱氏所命名的"唐·吉訶德式的話語刀客")?由此可見朱大可所謂的"文化建築學的古怪支援"的混亂、無根與荒謬。

  誰和誰"會師"?朱大可和他的"仇恨寫作學"

  經一番邪火上升想象飛揚的虛構臆造、鋪墊描繪(包括古怪的"文化建築學的古怪支援")之後,朱氏大約覺得自己樁腳已打好,基礎已立牢,虛妄的"仇恨政治學"大廈已足以堂皇地豎立起來了,於是他操一副總結式口吻躊躇滿志中氣十足地宣佈:"'仇恨政治學'在話語和建築的搖籃中脫穎而出……在寒冷的北方窯洞……正在全力構築'毛語'的延安領袖,以非凡的熱情,歡呼著與'魯語'的勝利會師。"而在建國以後,"正是魯迅親手創建的'仇恨政治學',結束了魯迅黨人的文化生涯。同時,毛和魯的'仇恨政治學'同盟,卻成爲極權主義與紅衛兵話語的共同搖籃。"就這樣,在朱氏大可雖處心積慮但卻連最起碼的邏輯也未予遵循的顛倒錯亂(關公戰秦瓊式的)的編派安排下,"毛語""魯語"終於"勝利會師"並結爲"同盟"了( 此一神話源自朱氏偏執的想象力及其總是企望出語驚人的爲文動機,但在事實上,與其說是"'毛語''魯語'勝利會師",不如說是植根專制意識形態、實用權謀政治與混血極權體制的"毛語""魯語"的重寫、改作、閹割與曲解。)。不過讓人生疑的是,直到整篇文章結束,使用頻繁的關鍵字"仇恨政治學"的內囊堥鴝閉O些什麽貨色,其與魯迅雜文話語的具體關聯何在,成了一股道上跑的車的"毛語""魯語"的共同點到底在哪裡,全都語焉不詳,未見朱氏作任何稍微象點樣子的描摹闡釋。更有甚者:"後來的歷史證明,魯迅党人胡風等遭到了嚴厲整肅或'報復',最終不是死於非命就是深陷牢獄",下手者是被朱氏所定義的"'仇恨政治學'更爲忠實的弟子""魯迅的敵人",那麽這個"敵人"是誰?!大家都知曉,周揚等左翼禦用文人不過是"整肅"行動的執行者(當然具有相當高的主觀能動性),真正的導演/主宰是毛澤東,這樣,毛顯然是當之無愧的"魯迅的敵人"了。若以文中所述爲據推論,滑稽之處還在於,在朱氏筆下"充滿農民式的樂觀信念,並對世界保持著濃烈的愛意"(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的朱大可是否緣於特殊原因領受過毛澤東本人的"濃烈的愛意"?可惜從其階層出身猜度,我估計出現這種概率的可能性極小)的"理想主義者"毛澤東跟"堂·吉訶德式的刀客""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日益陷入疑懼、仇恨與絕望之中"的魯迅既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甚至是本質性的道德立場/人生哲學的差異,這兩者又是如何化干戈爲玉帛、氣味相投同盟結夥、並且"成爲極權主義與紅衛兵話語的共同搖籃"的呢?!自然,朱氏沒有也不會去勞心費力自圓其說,因爲他是一個以下結論或者說宣佈終審判決詞爲職業的角色,或許這正是其文字貌似才情橫溢雄辯犀利然而卻老讓人感到暴力傾向的文風的奧妙/癥結所在。

  其實我並無全盤否定抹殺"仇恨政治學"一說存在(建構)的可能性(只是覺得該""在《仇》文中定義不明,闡述武斷生硬)之意。如前所述,朱氏文思奇詭,想象力發達,嗅覺敏于常人,《仇》文描述的種種現象也不全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其致命的毛病在於寫作所循乃"主題先行"類路子,爲驗證自己的先入主觀尤其是刻意而爲的"驚世駭俗"之見,不惜施展含糊其辭、無限引申、臆測臆造、略去論證過程遽下結論等等伎倆,將形同水火扡格不入風馬牛不相及的人、事、物、思強行拉攏捏合置放在一個平臺上,胡攪蠻纏地誣指爲同一族類或同一戰壕的戰友。其目的簡單、效應滑稽,文風怪異、手段拙劣,不過卻屬於難得一見的才情與鄙性並陳、灼見與謬論相儔,集體察入微的精細感覺與空洞無憑的炎炎大言於一身的異端文字(其中明顯混雜著紅衛兵式的大批判激情及對本雅明文體--這堨D要指《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的模仿),有特別的閱讀癖好者倒不妨費時一閱。

  在準備結束本文時,我心中還有一個無從解開的疑竇/謎團是,朱氏爲何在《仇》文中表現出如此充沛、如此赤裸裸、如此刻骨銘心的仇恨(按毛澤東的教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譬如第一部分媢黿i愛玲、許廣平的口氣苛毒的描寫評判,第二部分媢嚝|迅散文《死》中"遺言"意義的顛倒黑白的"創造性"引申發揮,第三部分末尾以及第四部分對魯迅臨死前後身體與精神狀況的切齒詛咒("他的罵人絮語從反面揭發了這個可悲的事實。他靈魂中的全部疑懼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暫的平息。他殺機日熾,心力交瘁,死時僅五十六歲,體重只有七十六公斤,象一具被仇敵徹底抽空的軀殼。但他的仇恨意志卻象磐石一樣堅硬。"),都讓人悚然生出不寒而慄之感。受我這位"本家"飛揚的才氣激情仇恨的刺激啓發,文思遲鈍的筆者居然由"仇恨政治學"依樣畫葫蘆地聯想到了"仇恨寫作學"-- 或許《仇》文及文界/學界的類似寫作倒真的可以作這樣一種命名?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戲謔說法,並無視其爲"學術"之意。讓我始終在猜度揣想的是充斥朱氏文本中的如此真實飽滿近乎瘋狂的仇恨到底從何而來,其內因/外因爲何?如果有人有興趣與精力就此進一步作具體深入的探究,那應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注)後經查檢資料,朱文所引《死》中"遺囑""原稿",正式發表時增加的文字是魯迅應友人的建議添上去的。我認爲此一細節的出入並不足以改變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第一、對一個以嚴肅的寫作爲業的文人來說,其公開發表的文稿肯定是較"原稿"(包括存在於腦子堣f頭上未形諸書面的想法)更爲"正式"的文本;第二、即便以"原稿"爲依據闡釋,也斷無可能推演出朱氏偏執狂式的離奇荒誕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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