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邊緣．新銳文化工作坊：四個熱潮之後

四個"熱潮"之後？

李澤厚（中國大陸學者，現退休）

記得還是在創刊前，《二十一世紀》便曾向我約稿，以後又有好幾次。忽忽十年，除了幾封短信（刊於"三邊互動"欄）和兩篇短稿外，我沒能提供任何正式的文章，真是慚愧。

　　日前又收到叫我爲十周年紀念寫點甚麽的來信。腹內空空，不知從何說起，只好寫點感想。

　　載於1994年6月號"三邊互動"欄的拙信中說："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被擡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這很有意思，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學術價值究竟何在，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說法後來常被人提及，也有人反對，但好像沒人就此進行研究。其實，這是可以結合80、90年代的各種情況從多方面進行探討的一個問題，對瞭解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思想學術的走向，可能有用處。例如，縱觀文革之後，在大陸思想學術領域，可以看出有四個相繼出現的"熱"潮。這些熱潮的成敗利鈍、作用意義以及與"潮"外"潮"下的關係，等等，便值得思索。當然，這裏只能簡單說說。首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學熱"，"熱"到工廠也請人講美學，理工科學校也大開美學課，美學書刊佔滿書店好幾個書架，十分突出。其後，是衆所熟知的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熱"，提出了被人稱之爲"啓蒙"的某些問題。這兩個"熱"究竟是如何可能、如何出現以及有否關連呢？90年代初形勢劇變後，出現了一陣沸沸揚揚的所謂"國學熱"，出版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古笈，以及解說、導讀、研究之類，"現代新儒家"的論著紅火一時，連魯迅、胡適也一概被封爲"國學大師"。但結果卻好像曇花一現，終歸沈寂。爲甚麽？也值得研究。是不是因爲儘管強調"純"學術的偉大意義，儘管高擡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但由於並沒有産生學術上的豐碩成果（光提倡國學，出不了這種成果，這種成果也不是能"熱"出來的），即使民間積極，官方支援，這個"熱"也仍然持續不下來？也許，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最後，就是我願稱之爲"西學熱"的90年代中晚期至今。這個時期翻譯出版了可稱爲"大量"的西方著作。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羅爾斯（John Rawls）、諾齊克（Robert Nozi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華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薩依德（Edward Said）……，後殖民、後解構、後現代、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對它們的各種解讀、闡釋、論說，形形色色，幾乎應有盡有，目不暇給，其引進範圍之廣，品種之多，翻譯之迅速，讀者之普泛，都爲以前所未見。更不用說現代科技、經濟管理、文學藝術等等了。我以爲，這是某種真實意義上的"西學熱"：新一代學人在深入地接受、瞭解、傳佈以至信仰西方現代的各種學理，要求"與國際接軌"。

　　這個"西學熱"，我以爲不僅包括而且更充分表現在當前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我曾稱之爲"民粹派"，見拙著《波齋新說》）的爭論上。因爲兩派一個共同的重要特徵恰好是：都自覺以這些西方現代理論作爲申說自己論點的依據或基礎，都引經據典，學問博雅，下筆千萬言，文體亦歐化，讀來雲霧繚繞，神昏目眩。這也許沒甚麽不好，也許正是由"啓蒙"期對西學的朦朧憧憬、一知半解進到全面閱讀、仔細把握的新階段自然會有的表現？

　　可惜的是，雖然爭論紛紜，作品繁多，但能夠有機結合中國現實或傳統，創造性提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意見或看法的，卻似鳳毛麟角，並不多見。常常見到的倒是食而未化，削足適履，拿中國的現實或傳統硬按入西方學說的框框。因此，雖說理盈筐，雖火爆炒作，雖一時顯赫，卻總難使人心服首肯，再讀不厭，産生深遠的社會影響或學術影響。

　　"美學熱─文化熱─國學熱─西學熱"，二十世紀也就終結了。下面是甚麽或該是甚麽呢？不知道。但是否應該在進一步"吃透"西學的學問基礎上，出現一批從理論到文體都既有現代水平、世界眼光又有中國氣質、中國風貌、富於原創性的思想學說、學術論著呢？

　　這是我所企望於《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界的。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42-43。

　　　　　　　　　　　　　　　　　　　　　　　　　　　上網日期 2000年12月01日

【中國大陸學界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