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熱潮"之後?  

李澤厚(中國大陸學者,現退休)


記得還是在創刊前,《二十一世紀》便曾向我約稿,以後又有好幾次。忽忽十年,除了幾封短信(刊於"三邊互動"欄)和兩篇短稿外,我沒能提供任何正式的文章,真是慚愧。

  日前又收到叫我爲十周年紀念寫點甚麽的來信。腹內空空,不知從何說起,只好寫點感想。

  載於1994年6月號"三邊互動"欄的拙信中說:"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被擡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這很有意思,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學術價值究竟何在,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說法後來常被人提及,也有人反對,但好像沒人就此進行研究。其實,這是可以結合80、90年代的各種情況從多方面進行探討的一個問題,對瞭解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思想學術的走向,可能有用處。例如,縱觀文革之後,在大陸思想學術領域,可以看出有四個相繼出現的"熱"潮。這些熱潮的成敗利鈍、作用意義以及與"潮"外"潮"下的關係,等等,便值得思索。當然,這堨u能簡單說說。首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學熱","熱"到工廠也請人講美學,理工科學校也大開美學課,美學書刊佔滿書店好幾個書架,十分突出。其後,是衆所熟知的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熱",提出了被人稱之爲"啓蒙"的某些問題。這兩個"熱"究竟是如何可能、如何出現以及有否關連呢?90年代初形勢劇變後,出現了一陣沸沸揚揚的所謂"國學熱",出版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古笈,以及解說、導讀、研究之類,"現代新儒家"的論著紅火一時,連魯迅、胡適也一概被封爲"國學大師"。但結果卻好像曇花一現,終歸沈寂。爲甚麽?也值得研究。是不是因爲儘管強調"純"學術的偉大意義,儘管高擡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但由於並沒有産生學術上的豐碩成果(光提倡國學,出不了這種成果,這種成果也不是能"熱"出來的),即使民間積極,官方支援,這個"熱"也仍然持續不下來?也許,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最後,就是我願稱之爲"西學熱"的90年代中晚期至今。這個時期翻譯出版了可稱爲"大量"的西方著作。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羅爾斯(John Rawls)、諾齊克(Robert Nozi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華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薩依德(Edward Said)……,後殖民、後解構、後現代、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對它們的各種解讀、闡釋、論說,形形色色,幾乎應有盡有,目不暇給,其引進範圍之廣,品種之多,翻譯之迅速,讀者之普泛,都爲以前所未見。更不用說現代科技、經濟管理、文學藝術等等了。我以爲,這是某種真實意義上的"西學熱":新一代學人在深入地接受、瞭解、傳佈以至信仰西方現代的各種學理,要求"與國際接軌"。

  這個"西學熱",我以爲不僅包括而且更充分表現在當前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我曾稱之爲"民粹派",見拙著《波齋新說》)的爭論上。因爲兩派一個共同的重要特徵恰好是:都自覺以這些西方現代理論作爲申說自己論點的依據或基礎,都引經據典,學問博雅,下筆千萬言,文體亦歐化,讀來雲霧繚繞,神昏目眩。這也許沒甚麽不好,也許正是由"啓蒙"期對西學的朦朧憧憬、一知半解進到全面閱讀、仔細把握的新階段自然會有的表現?

  可惜的是,雖然爭論紛紜,作品繁多,但能夠有機結合中國現實或傳統,創造性提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意見或看法的,卻似鳳毛麟角,並不多見。常常見到的倒是食而未化,削足適履,拿中國的現實或傳統硬按入西方學說的框框。因此,雖說理盈筐,雖火爆炒作,雖一時顯赫,卻總難使人心服首肯,再讀不厭,産生深遠的社會影響或學術影響。

  "美學熱─文化熱─國學熱─西學熱",二十世紀也就終結了。下面是甚麽或該是甚麽呢?不知道。但是否應該在進一步"吃透"西學的學問基礎上,出現一批從理論到文體都既有現代水平、世界眼光又有中國氣質、中國風貌、富於原創性的思想學說、學術論著呢?

  這是我所企望於《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界的。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42-43。

                            上網日期 2000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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