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魅力——《戰略與管理》若干爭論的回顧

作者: 楊平(...) [69971:27200], 18:37:37 02/27/2001:

編者按:
本刊原執行主編楊平先生不久前撰寫了《思想的魅力》一文,丈章回顧了本刊創刊最初幾年若干思潮的爭議,在朋友們眼堙A本刊以研究戰略實學問題見長,思想乃至主義之爭幷非雜志關切的主題,楊平先生的文章表明,它們也構成了我刊力倡戰略思維和管理訓練的背景;對民族社會中長期發展問題的分析、思考,使我們不至妄自菲薄,也不敢墮入輕薄,我們誠望與讀者朋友們一道爲中國問題的求解貢獻所有。爲此,我們特刊發楊平先生文章,以供參與。

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靳大成先生的約請,讓我寫一篇《戰略與管理》雜志創辦經歷的回顧性文章,靳大成先生說,回顧一下90年代較有代表性的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中的人和事,對後來者認識思想史當有一定的價值。我想靳大成先生的話應該是不錯的,于是也就拿起了筆。但很快,我發現真實地記錄歷史如此之難,一想到那些人和事都還在繼續活動著,一想到“爲賢者諱”的種種內心忌諱,所謂真實地記錄歷史便幾乎成爲不可能。由此我也開始懷疑這篇回憶性文章的必要性,幷進而懷疑所有當代人爲當代人撰寫的歷史的真實性。


然而答應的事情又不能不做。在寫不下去的時候,我重新流覽了1994年至1998年的《戰略與管理》雜志,我驚异地發現,那些自己曾經編輯過的文章竟然如此具有新鮮感,那些既往的話題對生活在今天的我仍然具有極强的思想震撼力。這是爲什麽?我逐漸明白了,這恐怕是由于在90年代初我們編輯這本雜志所時提出的許多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答案,許多年前預言的事情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它們仍然不時地衝擊和困擾著我們。這大概就是思想的魅力吧。


于是,重新動筆也就有了新的動力。既然《戰略與管理》是一本以思想性見長的期刊,那麽在世紀之交對以往的思想歷程以及參與這一歷程的人進行回顧和評價,或許對今天的讀者更有啓發。當然,涉及人的活動,就難免有個人的喜好和理解角度的差异,因此,這篇文章如果無意中說錯了什麽或得罪了誰,將主要是我的責任。

一、 雜志的問世

1993年8月,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秘書長秦朝英約我面談,說是研究會有本會刊亟待創刊,希望我能介入。秦朝英是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的研究員,在國防戰略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我們認識已有兩年。他爲人比較緘默,在公衆場合很少說話,但私下交談一旦深入,其思路的開闊和分析問題的銳利則會給人極深的印象。我們是在建國飯店見的面,秦朝英介紹了研究會的情况,介紹了這本雜志的一些手續上的情况,然後談了他的初步想法。


由于秦是戰略研究出身,他更關注國家發展目標的確定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研究,秦朝英認爲,改革開放以來,小康社會固然是二個可以說服公衆的國家目標,但從戰略角度評價,這一目標幷未給定中國未來20
30年內在國際社會中的目標定位。國家發展目標當然應有物質指標,但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的綜合指標,換言之,中國通過綜合國力的提高對自身和外部資源的控制力,應該是更重要的追求目標。秦描述說,從區域强國到超級大國,應該是幾代人爲之努力的方向。在這樣的目標定位下,中國的經濟改革才有方向感,中國的發展才能動員全社會的內在潜力。《戰略與管理》雜志即應致力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在這一總目標確定的前提下,探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戰略,從而爲中國的執政黨幹部隊伍提供戰略思維訓練和戰略策略研究。


秦朝英的辦刊想法很具鼓動力,長期從事新聞編輯的我很容易便被調動起想象空間。我帶著莫名的激動離開了建國飯店戰略研究會的辦公室,開始了創辦一本刊物的前期準備。


自1989年以來,我便開始從事《北京青年報》的理論編輯工作,1990年一1991年,又在《中國青年報》從事了一年左右的理論編輯工作,這期間組織過不少較具影響力的理論文章和學術會議,積累了一定的學術資源。我初步設想,這本雜志儘管偏重戰略研究,但其價值判斷一定會在辦刊過程中引起爭議,因此從開始組織編輯隊伍時,即應選擇不同價值偏好但又能够溝通合作的人進入編輯班子,使之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而從編輯工作的角度看,學術期刊僅僅選擇學者型的人充任編輯顯然是不行的,因爲學者首先關注的是理論的完備和學術趣味的投合,而讀者則首先關注的是各種困擾自己的現實問題。因此,這個編輯班子應該是北京報業中較具理論思維能力的編輯和北京學術圈中較爲關注現實問題的學者。


在以上想法的支配下,一個後來證明是比較理想的編輯班子便迅速形成了。他們是—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青年教授 李書磊
北京青年報編輯 楊平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王小東
中國青年報編輯 楊浪
人民日報編輯 尹智博
北京青年報編輯 邵延楓
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編輯 秦燕
這個編輯班子後來幾經調整,但主體人員基本延續到1998年才發生較大變化。編輯班子一旦組成,稿件的約組幾乎沒有太費力氣,1993年11月,一本我們大家看著都比較滿意的創刊號便正式問世了。

二、 林頓、拉魯什爲中國指出的另一條道路

1993年底,楊浪拿來一篇英文稿件,題目是《中國的復興一未來100年的緊急計劃》,作者是美國人林頓·拉魯什,據譯介者介紹,林頓·拉魯什基本不爲美國主流社會所容,他因主張本體經濟學,對現存英國倫敦金融帝國主義勢力和美國華爾街金融勢力嚴辭抨擊,幷主張徹底擺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所控制的現存世界秩序。因此,他被美國各主流媒體封殺,他的文章幾乎不能發表。林頓·拉魯什爲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席勒研究所,幷積極組織政治活動,甚至準備參與美國總統選舉。


拉魯什的文章標題有些危言聳聽,但其內容即便今天看來仍然十分有力。他認爲,中國繁榮的光環幷不應該使人們忽略這樣的事實:“財富正在從內地農村地區轉移到沿海地區,幷輸出到國外;與此同時,內地却在渴求投資。中國的根本問題一勞動力以農民爲主的前工業結構,基本的基礎結構亟需現代化一仍未解决。與此同時,“很快富起來”的思想到處遍布,腐蝕了國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們推出這個大國賴以立國的長遠决策的能力。”“因此,我們看到,正當中國農民需要對農田大量投資的時候,他們的購買力却急劇下降。”拉魯什認爲,與歐美相比,中國在關鍵方面落後了不止一百年。以德國爲例,德國的勞動力大軍在工業中就業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紀70年代就比中國今天的還高,德國1880年城市化的特徵就比今天的中國强得多。據1990年的統計資料,中國人有26.3%生活在城鎮,而1877年德國已達39%。


1994年1月我們刊發了拉魯什的文章,2000年末,當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中國的經濟遲遲滯留在緩慢回升的階段時,回顧他的文章仍然不無啓發。從大的方面看,近9億規模的農民不具備購買力,是導致3
4億人口的城市工商社會生産剩餘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所謂內需不足,其實就是農民需求能力不足,而農民、農業與農村社會需求不足的根源,乃在于近幾十年來對于中國農村與農業社會基礎投入的嚴重不足。中國現代化是個百年夢想,但對這條現代化道路而言,89億農民的現代化問題不能解决,則城市社會的任何現代化都只是一個外殼或裝飾而已。


對于中國問題的解决,拉魯什主張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放到與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世界銀行一關貿總協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礎之上。通過以能源密集、資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擴大全國的物質基礎結構,從而徹底轉變就業結構,將千百萬失業和未充分就業人員吸收到日益技術型的活動中來。拉魯什總結道:“總的來說,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經濟原則上去,這些原則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國家崛起成爲工業强國的基礎。”


拉魯什文章發表之際,正是1989年政治風暴過去之後中國社會內部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爭論相對沈寂之時。未來的方向已經確定,與國際主流文明融合占據了决策集團和各主要利益集團的思維空間。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也以其不可阻擋之勢,衝擊著拉魯什所主張的“民族經濟”的各種有效屏障,將民族國家的統治集團逐漸貶斥爲國際資本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從更現實的角度評價,由于中國的外部環境相對和平,民族經濟發展所賴以進行內部動員的政治基礎已不復存在,加之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瓦解,希冀中國走上另一條發展之路的勸誡無异于夢想。


新的世紀開端之際,回顧林頓·拉魯什文章的價值在于,如果中國沿現有經濟發展之路難獲成功,或者更具體地說,如果現有發展之路不能解决8
9億農民的現代化,不能够使他們在擺脫土地的同時在城市社會獲得較爲廣泛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則開闢另外一條道路的歷史性課題就必然擺在面前。那時,拉魯什警告的現實意義便會格外凸顯。


值得一提的是,林頓·拉魯什此後還在《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了一些文章,1994年第六期上刊發了農業部農村政策中心研究員溫鐵軍在訪問美國時與拉魯什的對話,在該篇對話中,拉魯什預言國際金融資本體系的總體危機即將到來,他認爲,世界金融市場正在新一輪動蕩之中,而西方金融資本的衛士却寧願聽任牟取暴利的少數人在金融帝國的空中樓閣倒塌之前撈上最後一筆,然後將貨幣體系崩潰的惡果轉嫁給社會公衆,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貨幣進行貿易的發展中國家損失會更爲慘重。拉魯什斷言,以倫敦一紐約爲軸心的金融帝國,正在極力地把剛剛解體的蘇聯和正在發展的中國納入病人膏肓的西方貨幣體系,吞噬這些國家的血來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資本回光返照。就我的記憶而言,這是最早預言國際金融貨幣體系面臨危機的警告。此言出後不久,墨西哥金融風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到今天,美國金融資本市場的累累險象仍讓人們擔憂不已,拉魯什的預言如果真有一天不幸徹底言中,則不但中國已日益國際化的經濟結構將遭遇沈重打擊,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重新籠罩的前景也决不是危言聳聽。


對比一下各式各樣的經濟學派,林頓·拉魯什的“醜話”值得中國人認真聽取。

三、 自由派與新左翼在民粹主義話題上的微妙心態

1994年8月12日,《戰略與管理》召開了一次研討會,題爲“社會轉型與民粹主義”。這一會議開的幷不非常成功,此後刊發的一組文章也沒有産生預期的强烈反響。但從今天的視點去看,其中的許多內在價值仍然應該引起重視。


民粹主義的話題在90年代中期的社會語境中與80年代完全不同。“八九”政治風波之後,執政黨內部的一些青年才俊檢討這場風波的政治原因,迅速提出了共產黨要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的歷史性課題,他們要求共產黨徹底放弃階級鬥爭和大規模群衆運動的傳統革命思維,進而吸收歷代帝王“馬上打天下,而不能馬上坐天下”的政治經驗。按某位幹部子弟的說法:“六·四學生鬧事都是共產黨自己教育出來的。學生們唱著共產黨的歌曲要推翻共產黨。”在這種經驗教訓的總結中,進而提出批判民粹主義的學術命題,要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哲學思想基礎進行徹底清算,幷由此反省俄國民粹主義歷史傳統和法國大革命的政治遺産。


執政黨內部的這次檢討運動影響較大,它在不同層面被其後的領導人所吸收,成爲維護社會穩定的一種較具說服力的理論工具。然而在90年代中期,這一理論命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由于“六·四”風波,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遭到動搖,一向反對民粹主義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不願捲入這種理論反省。在對民粹主義的態度上,自由派知識份子心態十分矛盾,他們一方面認定民粹主義是反現代化的一種思潮,是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是希圖不經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痛苦而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烏托邦,“文化大革命”便是民粹主義的典型社會實踐。另一方面,他們又不願與現政權合作,在批判民粹主義的同時鞏固現行社會的秩序。


其次,對新一代左翼知識份子而言,由于當代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所顯示的貧富差距和嚴重不公正,社會主義價值仍然是他們內心極力捍衛的理想原則。而就中國的現實經濟發展模式而言,事實上却早已遠離了他們內心的原則。因此,對于民粹主義的態度他們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試圖通過批判民粹主義爲現實社會主義實踐辯護,另一方面他們也時時發出警告,當資本主義的絕對不公正造成社會的內在分裂時,民粹主義的思潮就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在“社會轉型與民粹主義”一組文章中,王小東的文章給我的啓發最大。王小東平素就是個嫉惡如仇的人,他在闡述自己觀點時幾乎從不顧忌時間、地點和環境,這大概也是他的理論更加徹底的原因之一。王小東爲他的文章取題爲“在平民與精英間尋求平衡”,他以廣義的精英與平民之分來定義民粹主義,他寫道:“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國大革命開啓的平等與公正的價值觀念一它開啓了現代民粹主義思想,幷且仍舊包含在各種各樣的民粹主義思想之中一的許多部分已經成爲這個星球上的人們公認的準則,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不管它確實有多少不合理、不切實際之處,不管你如何理解‘歷史的進步’這個字眼,都是一樣。”“任何一個社會,如果完全遵照民粹主義的準則運行,則只能有兩個結局:一個是失控與混亂;另一個是社會因不堪福利的重負而停滯。相反,如果完全忽視民粹主義要求平等與社會公正的主張,也只能有兩個結局:一個是控制不住而陷入混亂;一個是控制住了,但社會因完全喪失活力而停滯,如同前現代社會。”


90年代末期,中國社會開始進入真正的社會分化,地區之間、城市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實實在在地拉開了。與此相伴隨,是新左翼思潮的空前活躍,話劇《切·格瓦拉》的出現令人目瞪口呆,僅僅20年時間,在80年代幾乎被批倒批臭的左傾社會價值觀,便重新博得年輕觀衆的狂熱喝采。這種短時間內歷史快速重演的活劇,只能說明一個問題——100多年來中國幾代志士仁人爲之奮鬥的現代化目標(包括富國强兵、平等公正這兩項主要訴求)幷未實現。歷史仍然在反復提出前輩人早就面對的問題。


社會轉型與民粹民義”,當1994年我們討論這一命題的主要內容時,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便得到了印證。

四、 世紀之交的國際戰略觀——從“眼睛向內”到“眼睛向外”的一次重要討論。

1995年8月,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時殷弘寄來一篇不到2000餘字的稿件一“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啓示”,文章是手寫的,稿紙很薄,在《戰略與管理》雜志動則上萬字的作者來稿中很不起眼,但我們大家還是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該文聲稱要探索國際政治長周期的世紀性規律,幷呼籲中國戰略學界研究幷形成中國今後50年的基本外交戰略哲學。


文章開篇的問題十分銳利:“就當今的中國而言,人們必須回答三個頭等重要的問題:一,中國是否大致全面地加入美國爲首的由主要發達國家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體制?二、如果中國處于該體制之外,或者局部地加入該體制,那麽分別就中短期和長期而言,其利弊得失如何?三、如果中國大致全面地加入該體制,那麽應當以及能够在其中采取怎樣的基本態勢,爭取何種角色位置?”在發問之後,時殷弘以喬治·莫德爾斯基的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爲依據,總結出近500年來國際政治的三個規律:第一、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第二,成爲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重要夥伴;第三,挑戰者的合作者一般將隨挑戰者的失敗而遭遇厄運。


面對國際政治世紀性規律,中國如何選擇?時殷弘回答說:“中國有三大可供選擇的世紀性戰略。第一是傳統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所謂‘自助’,亦即從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大前提出發,依靠自身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努力來保障安全、獨立與强大,特別是依靠增强軍事和經濟實力,聯合其他受到同類外部威脅的國家來對付這類威脅,爭取造就或維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國際均勢。第二是所謂‘不出頭’,它例如體現在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之中,近幾年來我國的‘韜光養晦’外交也含有這個意思。第三是歷史上由來已久,但遲至近年才由國際政治學界加以理論研究的‘搭車’戰略。”時殷弘的主張十分明顯,中國應采行“搭車”戰略。


由于時殷弘文章涉及問題重大,我們破例將不足2000字的該文放在1995年第五期的頭條,幷配發了編者按,編者按寫道:“一個歷史上與文化上的大國與强國,怎樣才能成爲現實中的大國與强國,怎樣才能避免追求現代化强國目標的失誤……這些問題是世紀之交有遠見的中國人必須搞清楚的重大問題。”編者按號召讀者參與討論,共同探索這一外交戰略哲學問題。


如同編輯預期的那樣,文章刊發後引發强烈反響,一時間成爲國際政治學界、戰略學界包括外交界的熱門話題。爲了深化這一主題,編輯部又召開了一次專題研討會,邀請社科院、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外交部、安全部等部門和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進行討論,幷將時殷弘專程從南京請來。研討會的氛圍是相當熱烈的,學者們從各自的知識背景對時殷弘總結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提出置疑和批評,幷對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選擇的各種可能性進行利弊評價。時殷弘則如通常所見的那種能够進行獨特理論建樹的學者那樣,激烈地反駁各種詰問,頑强地捍衛自己的立論。


客觀地評論“世紀之交的國際戰略觀”的這次討論,它的意義有以下幾條:首先,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一直遵循鄧小平“眼睛向內,扎扎實實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戰略指導思想,咬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通過十幾年的積累和發展,經濟總量上了一個臺階。到90年代中期,中國與國際經濟政治的互動關係事實上進入新的層面,單純地“眼睛向內”已不能準確全面地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外部環境對內部發展的制約已日益凸顯,中國已不僅需要搞清自己的事,更需要搞清外部的事。


第二,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規律發生根本性轉變,特別是1989年之後,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更是日見險惡。此刻,探索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國際政治規律,幷在此基礎上探索國際政治的長周期規律,就顯得意義重大。而中國的大幹部階層,事實上幷未能適應急劇變化的部環境,在政策指導、戰略研究的層面,基本還停留在將外部環境僅作爲一般參考要素的段。


第三,中國崛起,這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但只有到了90年代中後期,中國崛起所需遵的基本國際經濟和政治規律、中國崛起所應擇的長時段戰略指導方針才顯得真實和迫切來。迄至今天,中國的長期戰略指導思想事實仍然未能成型,在時殷弘所描述的“自助”、“出頭”和“搭車”這三種選擇之間徘徊莫定。這然是由于客觀情勢使得中國尚有猶豫和徘徊空間,但對戰略研究者而言,尤其對戰略制定和指導者而言,戰略指導方針和戰略哲學思的確定,已具有了影響中華民族在21世紀崛成爲世界性大國的根本性意義。


正是在上述三個方面,《戰略與管理》最提出了這一戰略哲學命題,而這一命題的解决還有賴于成熟的戰略家和思想家的出現。

五、“什麽是文明”——中國知識份子建立自身話語權力的努力

盛洪是我接觸的學者中最具學者氣的一個,說他具學者氣,幷不是指學究氣,也不僅是儒雅等學者風範,而是指他的思考總能與時代的主脉膊切合,是指他遭遇各種攻擊時總能以堅定不移的立場和冷靜謙和的方式作出反應。


我曾編輯盛洪的多篇文章,而且一般而言刊發之後總會引起較大的反響。《什麽是文明》《爲萬世開太平》是我分別編輯于《戰略與管理》和《北京青年報》的兩篇文章,它們都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爭議,幷連帶引出《東方》等雜志的連瑣反應。《什麽是文明》刊發于1995年第五期《戰略與管理》雜志,在相近的時段,盛洪又于《東方》雜志刊發了《經濟學挑戰歷史學》一文,爲此,兩家雜志社于1996年1月聯合召開了研討會,專門討論盛洪的文章,幷分別刊發了討論文章。在 1995年末至1996年中的一段時間,盛洪無疑是北京學術思想界的一個焦點。


復述《什麽是文明》等文章相當麻煩,此處僅引用幾段文字,以便讀者理解該文引發爭議的相關內容。


文明的主要內容是人與人的關係,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技術 (即人們利用自然的方式)的發展水平幷不是文明程度的指標。”“因此,用以解釋自然界的達爾文主義不能評判人類文明的優劣。它往往使人們作出相反的判斷。如果把武器作爲一種殺人工具或殺人技術的改進當作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顯然違背了人類文明的基本精神。”“武器先進者勝只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的規則。西方文明的擴張性說明,它幷沒有解决好它內部的利益衝突問題。這是因爲,向外擴張是緩解和解决一人群內部利益衝突的最後方式。”“所以西方文明的規則只有在個別民族或國家實行,而其他民族或國家不實行時才(對實行者)有好處,一旦所有民族或國家都實行這一規則,就會利弊參半。”


評論盛洪文章的是與非不是本文的任務,作爲編輯,我以爲將該文置入9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考察,或許更有價值。


第一,盛洪刊發此文之際,恰逢中美兩國矛盾愈積愈深之時。從1989年以來,美國因意識形態而制裁中國,此後逐漸演變爲“凡是中國的,美國就反對”的冷戰狀態,從“銀河號”事件,到奧運申辦失敗,從中國輸出導彈技術的報道,到中國介入美國競選的喧囂……美國國會和美國輿論所營造出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事實上已將兩國間的意識形態爭執,上升爲對一個民族情感的整體攻擊。


在中美矛盾衝突中,人們時刻可以感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某種恐慌感,即面對一個年均增長兩位數的東亞大國的崛起,以重商主義和殖民征服起家的央格魯·撒克遜人感到威脅來臨。美國人隱約地感到自己的歷史邏輯已在中國的發展現實中得以重演。因此,撇開所有意識形態的喧囂,撇開所有現實利益的爭執,90年代中期所爆發的“中國歇斯底里症”實質上是美國人對于自身霸主地位的潜在憂慮。


從這種角度觀察,盛洪的《什麽是文明》應該視爲對這一現實衝突的某種回應。盛洪在該文中主要解構的是西方文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性質,“以武器先進者勝”爲邏輯構造出來的現代世界體系從總體上看是不文明的。盛洪的文章,事實上在東西方兩個大國緊張對峙之際,從文明與文化的學理層面,回答了思想界和當代中國青年最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


第二,經歷了80年代全盤西化的强大浪潮之後,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國知識界開始嘗試在西方强勢話語下建立自身的話語邏輯,這當然也與中國經濟的强勢增長有關。有了物質財富的增長,有了十多年對西方社會的切實瞭解,具有幾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國人的歷史記憶開始覺醒。這種努力體現在90年代一系列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活動中,而盛洪的《什麽是文明》等文章,不過是將中國人面對西方强勢而重新進行歷史和文化解釋的努力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盛洪的文章當然可以挑出許多毛病,但他的努力是中華文明重新確立自身歷史文化主體性的工作之一。這一工作不會中斷,可以預料,只要這一工作一日不能完成,類似盛洪的中國知識份子就會前赴後繼,百折不撓地繼續將這工作推向前進。

六、趕超戰略引發的爭議

在編輯《戰略與管理》的四年多時間堙A“趕超戰略的反思”這一專欄是延續時間較長的討論之一,從1994年第六期,一直延續到1996年第一期。這次討論起因于林毅夫等人的一篇文章“對趕超戰略的反思”。林毅夫是北大教授,在學術界有相當影響,幷活躍于國際國內各種學術場合,迄今爲止仍然是主流經濟學界的代表性人物。


林毅夫等人在文章中認爲,自1949年建國以來實行的以重工傾斜爲主要特徵的趕超戰略,通過扭曲産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幷保證資源優先流向重工業部門,中國的確實現了重工業優先于其他部門的增長。然而通過考察各國經濟發展成敗的經驗和教訓時發現,凡是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與發展都不理想。因此,歸根結底,决定經濟績效的關鍵因素在于所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不同發展戰略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不同。林毅夫在文章中建議道:“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觀經營機制和資源配置制度上的修修補補,而必須在宏觀政策上有根本性的變革,即轉而實現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國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由于林毅夫文章涉及發展戰略的重大命題,編輯部上下十分重視,我們準備就這一課題展開討論。爲了造成討論的氛圍,我們將編輯部的一篇存稿與林文幷列發表,這即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力群的文章——“重工傾斜政策的再認識”。在編發該文時,我特意加了一個副標題——“兼論趕超戰略”。


劉力群是北京學術界的一個奇人,有人稱他爲“鐵嘴”、“國侃”,意指其聊天能力極强,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的溫鐵軍曾說過一段與劉力群聊天的往事。在共同赴東北開會的24小時火車旅行中,劉力群從上車伊始便開侃,一直侃到下車爲止。讓人既服氣又恐怖。我與劉力群接觸較多,對他的記憶力和思辨力非常佩服,對他的學理思路也比較信服。


劉力群這篇文章寫作較早,他本人對現在發表幷沒有太大的動力,但不曾想却因爲林毅夫等人的新作而啓動了舊作。劉在文章中認爲,“依靠革命而獨立的國家所産生的全社會動員,使之能够提高積累强度,幷早日建成作爲國民經濟動力和裝備部的重工業,這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能否成功的關鍵。”在針對進口替代戰略和趕超戰略成本代價太高的批評進行回應時,劉力群寫道:“雖然進口設備便宜,負擔輕一些,但如果本國的重工業發展資金流向國外,支付巨額技術轉讓費,則本國産業結構將永遠落後。”劉認爲:“過去我國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得益最大、發展最快、水平最高的就是機電部門。實際上軍工高精尖部門的水平距發達國家水平是很接近的。”


林毅夫和劉力群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在經濟學界引起較强烈的關注,針對各方面的反映,勤于筆耕的林毅夫等人又寫了一篇“趕超戰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較優勢戰略,”與此同時,王小東(筆名石中)也相應撰寫了爭鳴文章。在新的文章中,林毅夫等人再次重申“趕超戰略不能導致經濟發展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壓抑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以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經驗强力推薦“比較優勢戰略”。“所謂比較優勢戰略,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應該充分發揮自身所具有的相對豐富的資源禀賦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比較優勢戰略的核心是國內不同資源的相對價格的對比,而不是同類資源相對價格的國際對比。所以,實施比較優勢戰略幷非一定要依賴對外貿易”。“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幅員越遼闊,地區間資源禀賦的差异越顯著,對內貿易越活躍,發揮比較優勢的含義就越豐富。”


王小東在批評林毅夫的“不應把比較優勢的邏輯推向極端”一文中則認爲,“當我們談論趕超戰略的巨大代價時,我們不應忘記,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一個大國爲了其長遠的生存與繁榮而必須付的代價,或曰長期投資。如果我們不願付出這個代價,那麽我們將在其他方面付出更爲昂貴的代價——自1840年開始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堣什磥@直在支付這種代價。”王小東同時尖銳地批評比較優勢理論的某些觀點:“對于經濟發展而言,一個部門有沒有前途,幷不取决于其産品的單件相對價格,而是取决于其在整個産出的附加價值中所占的份額。”中國的問題是,那些目前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産品,“已面臨生産能力龐大,但需求彈性小,附加價值低的窘境。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抱著現有的比較優勢不放的話,已經走不了多遠了。”“中國如果不搞趕超戰略,就很有可能被新的技術革命再次甩到後面(不幸的是,可以預見,今天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東南亞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都很難逃脫這一悲慘命運),這次很可能比十九世紀更慘。”


此後,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李力,社科院拉美所江時學、上海復旦大學國政系胡偉希等人也分別發表文章參與討論,他們的文章各有側重,價值偏好也不相同,但其論述深度均超出了編輯原有的期待。1996年第一期,林毅夫等人又撰寫了回應文章——“資源結構升級:趕超戰略的誤區”,此次討論就此基本告一段落。


此處之所以大段落地引用討論雙方的觀點,乃在于這一問題迄今仍未能有結論,它們仍然在深層次上困擾和影響著中國宏觀戰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客觀評價,林毅夫等人是具有從戰略上觀察和提出問題能力的學者,對于體制改革僅從微觀層面和資源配置層面入手的現實弊端,他們較其他主流派經濟學家更能敏銳地從宏觀戰略層面著手分析。回顧和檢討一下90年代初、中期中西部地區出于趕超東部的急迫願望而盲目上馬的一大堆專案,林毅夫呼籲以比較優勢而確定各地區、各國的發展戰略,無疑具有强烈的現實意義。


但林毅夫等人的問題在于,他們僅從經濟學層面剖析發展戰略的優劣,而忘記了在一個以民族國家劃界的世界上,尤其在冷戰的國際大背景中,經濟戰略從來與國家安全等政治戰略密不可分。這方面,離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顯得十分無力。反觀王小東、李力等人的文章,其中的許多斷言已被當代社會進程所驗證。90年代後期東南亞國家的一厥不振,中國低技術生産能力的全面過剩,已經一再警告戰略决策者和制定者,沒有清醒的國際政治經濟比較,沒有方向明確的發展戰略,市場機制既使確立起來,也會帶來大量問題。

七、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一個敏感的話題

在所有批評《戰略與管理》的意見中,對《戰略與管理》集中討論民族主義火氣最大,觀點也最尖銳。迄至今天,這種批評仍然不絕于耳,既便《戰略與管理》此後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民族主義的文章,也無法消除一些人心中的怒氣。這一話題似乎造成了一種使批評者具備道德優越感的氛圍——鼓吹民族主義便是當局的幫凶,鼓吹民族主義便可能導向法西斯主義。


回顧起來,《戰略與管理》曾先後兩次討論民族主義,一‘次是1994年4月進行的“變動中的世界格局與民族主義”,一次是1995年11月的“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其中又以後一次討論規模最大,涉及問題最多,影響最持久。


1995年11月,我們邀請了近40位各種觀點和各學科領域的學者聚集深圳,專題探討民族主義問題,這也是我主持過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學術會議。會議的動機在1996年第一期《戰略與管理》“編輯手記”中有較詳盡的表述,此處引述如下:“放眼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産生的影響日益波及冷戰後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地區。在轉型國家,亦即人們通常指稱的從中央計劃型體制向市場型體制轉變的前蘇聯、東歐地區,民族主義思潮伴隨著各種意識形態正走向社會政治生活的前臺;在廣大的阿拉伯世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于內外政治生活的影響日益明顯,其中的極端民族主義正成爲地緣政治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即便以世俗政權爲主導的穆斯林國家,其政權的民族主義性質及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特徵,也在左右著阿拉伯地區乃至全世界的政治走向;在發達的第一世界,保守主義思潮裹挾下的西方右翼勢力紛紛擡頭,面對西方秩序主導之下的世界的各種跨國性課題,諸如自由貿易、移民、犯罪浪潮、環境保護,其民族利己主義傾向愈益明顯。冷戰之後,憧憬全球化新秩序的人們迎來的却是一個民族紛爭、種族仇殺的冰冷現實,這一點,不能不引起人們深刻的思索。


在發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作爲一種社會思潮不僅有其國際政治方面的含義,更重要的是,它還與後進國家現代化的進程緊密相關。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既要完成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任務(以工業化國家的價值標準完成傳統社會的改造),又要捍衛本民族的利益(不完全以西方價值爲轉移),這種內在的緊張導致民族主義成爲一種經常性的政治選擇,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中的民族主義運動便成爲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伴生現象。與此同時,評價和考察這種民族主義,也便成爲後進國家現代化研究中極爲重要的一個課題。”


民族主義話題所涉及的領域之廣,是我事先沒有準備的,這也與我的知識儲備有關。在最初籌備這一專題時,我個人更多地從國際政治的現實出發進行思考,其他方面只有一些朦朧的感受。通過深圳的研討會,通過此後刊發的一系列討論文章,我的視野也爲之大開。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的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自歐洲逐步向全球擴散,其重要的伴生現象便是歐洲範圍內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確立和世界範圍內殖民體系的確立。在歐洲,現代民族主義成爲摧毀封建主義的重大推動力量,而在全世界,歐洲的民族主義則成爲殖民主義體系的幫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而言,現代民族主義從誕生之日起便具有著雙重含義,一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是自我覺醒、抗擊外侮的重要精神資源;另一方面,這種民族主義必須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科技制度來實現民族利益的維護。回顧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和廣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凡與世界進步潮流吻合的便多得到歷史的肯定,凡不吻合者則多遭到歷史的淘汰。


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在結合了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這種具備了國際主義價值的世界潮流之後才獲得最終的成功,從一開始,它便超越了樸素的民族主義而具備了超越一民族、一國家、一地區的世界觀。這種結合了社會主義價值的民族主義運動,最終導致了第三世界廣泛的民族獨立潮流。從此,世界殖民體系徹底瓦解,世界從此邁向了新的歷史階段。


冷戰之後,舊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重新醞釀。一方面,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挾民主、市場經濟的價值觀而欲構築一個全球一體的西方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是中國、俄羅斯、印度、阿拉伯世界欲在這一新秩序構築進程中探索對自身更爲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于是,民族主義思潮重新蔓延,成爲世界範圍內隨處可見的汹涌潮流。


世紀之交,當北約飛機無端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發生之後,此前國內關于民族主義的爭議事實上被暫時劃上了句號。現有世界秩序的實質赤裸裸地顯露在中國人面前。


對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而言,論述它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已經是件不需花費太多氣力的事情,而問題的另外一面在于,這種民族主義迄今仍然未能找到國際主義的普世性價值觀,它仍然停留在自我利益維護和自我意識覺醒的樸素階段。對比西方民族主義(其表像一定體現爲世界主義)的民主、市場經濟價值觀,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缺乏靈魂,缺乏超越一民族、一地區、一國家的國際主義世界觀。


從這個意義上評價,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聲 明: 文 責 自 負。

中國大陸學界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