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軌"還是"拿來"：政治學本土化的思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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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
現在是"化"的時代，時髦的是"現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需要"化"的當然不是西方。它們已經"現代"了、"私有"了、"自由"了、"民主"了。需要"化"的是第三世界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據說，它們想要"現代化"就必須走"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康莊大道。如果它們過去走的是不同路線的話，現在就必須"接軌"，接西方的"軌"。"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國向西方看齊的接軌過程。
在這種背景下談"本土化"，不說是大逆不道，至少是不合時宜。尤其是談到政治學的本土化，也許有人會跳起來。政治學是泊來品，在英文裏，其本意是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既是科學，中國的後知後覺者應該誠惶誠恐地虛心學習才是，那有資格談什麽本土化？更何況科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豈有隨隨便便拿來"本土化"的道理？
本文的主旨是爲政治學的本土化提供一些理論和實證的依據。它試圖在有限的篇幅內回答以下三個問題：政治學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政治學是否可能本土化？政治學應該怎樣本土化？這三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有必要沒可能，或者有可能沒必要，本土化都可以免談。即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還要明確本土化的重點和界限。盲目的本土化與盲目的生搬硬套一樣有害。
一、政治學是否有必要本土化？
作爲一個獨立學科，政治學的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政治學系。1說起來，中國政治學起步並不晚。如果從1905年設立專門學習法律和政治的京師法政學堂算起，中國政治學也已有了近百年的歷史，比美國政治學的歷史只短二十幾年。2但令中國政治學者尷尬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一直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面學舌。只有在50~70年代，歐美中心的政治學才在中國大陸遭到否定。但當時的態度是乾脆將政治學一筆勾銷。這不是本土化，而是虛無化。虛無化完全窒息了政治學在中國發展的可能性。8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學重新開始與西方接軌。幾百名學子進入了西方各國（主要是美國）的政治學系，國內學者通過譯著和學術交流也對西方政治學耳熟能詳，加之兩岸三地政治學界日趨頻繁的接觸，一個中國政治學圈正在形成。但蓬蓬勃勃的表面無法掩飾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甚至我們討論的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學則不屑討論我們提出的問題，更不會運用我們發展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這種反差不僅襯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權和學術霸權地位，也暴露了我們自己的失語症。我們不是不會說話，而是只會重復別人的話，沒有能力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的對話，更沒有能力創造自己的語系。
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接軌心態。什麽叫"接軌心態"呢？這就是一心接對方的軌，而忘了問爲什麽要接對方的軌？自己這條軌是否一無是處？對方的軌是否是唯一的選擇？兩條軌接不接得上？有沒有可能另辟蹊徑找到一條更好的路？接軌心態的要害是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批判意識。我們假定西方政治學是先進的、是科學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卻忘了想一想這些假定本身有沒有問題。願意向西方學習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論卻可能窒息自己的創造潛力。真正開放的心態應是馬克思所說的"懷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別人、看待一切。
也許有人會說，用別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沒有什麽不好。西方學者的理論思維能力比我們強，我們就甘當小學生，虛心向人家學習。我們也有強項，至少我們對中國的瞭解程度是他們無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論分析中國的素材，我們大概可以與西方的中國研究者打個平手。持這種想法的人忽略了一個可能性，即某些西方理論實際上是有色眼鏡，透過它們看中國，只會遮蔽我們的認知力。
30年前，著名經濟學家赫敘門曾在《世界政治》期刊發表過一篇題爲"尋找理論範式反倒阻礙理解"的論文。3重讀這篇文章對我們很有啓發意義。文章的起因是1968年美國出版了兩本關於拉丁美洲的書，一本是John
Womack的《薩帕塔與墨西哥革命》，4另一本是James L.Payne的《哥倫比亞的衝突模式》。5前者是關於墨西哥農民運動領袖薩帕塔的傳記故事。作者只是細膩的筆法對圍繞薩帕塔的人和事進行了描述，幾乎完全不加評論、解釋，也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書由一家商業出版社出版。後者則截然相反。作者依據的是訪談和問卷調查材料，書一開篇便洋洋灑灑列出了34項理論假設，其餘各章則旨在檢驗這些假設是否正確。結果，所有假設都通過了檢驗。該書作者企圖使人相信，只要掌握了他的理論，任何人都可以全面地、充分地瞭解哥倫比亞的政治制度。這本書是由享有盛譽的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按照通行的標準，很明顯，後一本書比前一本書更符合西方學術八股的範式。但赫敘門認爲另一種評判標準更重要，即考察到底哪一本書有利於增進人們對拉丁美洲的瞭解。依據這個標準，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哥倫比亞生活和工作過的赫敘門給了前一本書滿分。後一本書在他看來則不夠及格的水平，根本還沒摸到進入哥倫比亞政治的門。6雖然Womack在書中沒有運用什麽時髦的理論分析框架，但讀完他那引人入勝的故事，人們不僅會搞清墨西哥農民革命的來龍去脈，也會加深對世界上其他地區農民革命的理解。7而要通過Payne的書瞭解哥倫比亞政治，則無異於南轅北轍，因爲那本充滿政治學術語的書只會加強人們對哥倫比亞的偏見。
赫敘門寫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爲了表揚Womack，而是爲了批評Payne和他所代表的學術套路。赫敘門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爲超級大國，美國爲了控制世界，非常希望能找到認識複雜世界的捷徑。建立理論模型的現實政治意義就在這裏。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成了模型構築者的遊戲場。這些模型構築者提出一個又一個模型，每人都自稱找到了解釋第三世界政治的鑰匙。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爲不過是削足適履而已，即削豐富多采的世界之足適他們的模型之履。這些理論模型也許看起來很新潮，但它們很可能變成了束縛研究者手腳的緊身衣和遮蔽他們視野的有色鏡。可惜的是，第三世界的學者往往也自覺不自覺地加入了尋找理論範式的遊戲。
我在這裏引述赫敘門的目的並不是要貶低西方政治學近幾十年取得的成就。很多由西方學者提出的模型的確對我們認識西方和認識中國的某些方面具有啓發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學仍有很多玭疵和盲點。由於這些玭疵和盲點的存在，用西方政治學的視角看中國和世界總覺得很彆扭。隨便舉幾個例子：
用流行的政權分類法，今日的中國往往被叫做"權威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ism）。8問題是，這個標簽也適用于滿清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南京政府時期、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中國一直在變，但分析其政權性質的概念卻從不改變。這樣的概念能對政治分析有什麽幫助嗎？恐怕其唯一的實用價值便是宣傳價值，以此襯托出西方的制度是多麽優越。
自從秦始皇兼併六國以來，中國便成爲一個統一國家。儘管其間經歷了無數外患內亂，統一的大格局一直維持到今天。這在西方人是難以理解的。Lucian
Pye出生在山東，一生致力於中國研究，是唯一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中國研究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話經常在西方文獻中被引用："中國明明是個文明卻假裝成爲一個民族國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維持統一的局面是件很奇怪的事，似乎只有分裂才順理成章。他們這樣看的依據何在呢？Pye說了兩條。第一，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是民族主義，而中國統一的基礎僅僅是文化而已。中國人認同的是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他們的民族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又有人認爲，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強了）；第二，現代民族國家的特徵是高度組織化、制度化，而中國作爲一種文明缺乏制度性的內聚力。9Pye這番分析也許在中國人聽來似是而非，但西方讀者卻很容易接受，因爲西方近代才出現的民族國家的確是民族主義和制度化的産物。問題是西方的經驗只是局部的經驗，西方民族國家的理論能解釋中國大一統的傳統嗎？硬要從局部經驗中抽象出"普遍規律"，並將它生搬硬套到其他文明，這是科學的態度嗎？10
1995年，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一本大書《信任》。他將世界上所有國家分爲兩類：高信任度國家和低信任度國家。美國當然是屬於前者，而中國則被劃入了後者。美國是否是高信任度國家已有人討論，11這裏按下不表。談到中國，福山的判斷沒有任何實證基礎，只是想當然而已。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實證研究都毫無例外地證明，相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國家。由Inglehart主持的"世界價值研究計劃"，1990年第一次將中國包括在調查物件中，結果發現在被調查的41個國家中，中國相信大多數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達60％，僅次於瑞典，挪威，芬蘭，排列第四。不僅高於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也高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這個結果使Inglehart大惑不解，以爲自己的調查方式出了問題。12
1993年，兩位日本學者針對同一問題再次在中國進行了調查。他們的結果雖然比Inglehart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於所有非民主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13
1996年，Inglehart進行了新一輪的"世界價值調查"，涵蓋47個國家和地區，中國也包括在內。這次的結果與前兩次的結果大同小異，仍有超過50％的中國人說，他們相信大多數人值得信任。14
雖然Inglehart仍無法解釋中國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懷疑自己的資料有問題了。我與合作者在1998年做的調查顯示，有超過30％的中國城市居民相信社會上大多數人值得信任。這個比例比前幾項調查結果低得多，不知是因爲我們的調查更準確，還是因爲中國的社會信任正在急劇下降。15
在90年代，美國的社會信任也跌落了許多。16
不管怎麽說，有30％的人認爲社會上大多數人值得信任，這在世界上仍然屬於高信任度國家。福山爲什麽會信口黃？Inglehart爲什麽對別的實證收據不懷疑，偏偏懷疑中國資料的可靠性？這恐怕都與他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偏見有關。用偏見看世界，怎麽會不看走眼呢？
說到偏見，一個在西方更流行的偏見是，中國政府已遭到了人民的唾棄，喪失了其執政的正當性。本來政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正當性是個實證問題。照理說，沒有實證依據便信口開河是犯了西方學界的大忌。但很多西方學者（當然也包括一些中國人）似乎認爲，既然是共產黨一黨專制，就不可能獲得人民的支援。因此，中共政權沒有正當性是不言而喻的，沒必要出示證據。但是，留美中國學者史天健、鍾陽、陳傑用大量的實證資料證明，這個流行的看法是錯誤的。17
可悲的是，由於他們的發現與流行的偏見不符，其研究結果在送審過程中常常受到刁難，致使有些結果至今沒有公開在英文學術界發表。18
上面舉的都是西方看中國的例子，再舉一個例子說明西方看世界的盲點。冷戰結束後，西方一直高舉著兩面道義大旗，一面是"人權高於主權"，一面是"經濟全球化"。在我看來，高舉這兩面旗幟的邏輯結果應該是西方撤除對外來移民的重重障礙。首先，既然西方自詡人權的捍衛者，又認定別國人民的人權沒有受到尊重，他們應該允許希望到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腳進行選擇，而不應該以主權爲由壓制他們最基本的人權
自由遷徙權。其次，西方要求各國撤除妨礙生産要素自由流動的種種壁壘，卻忘了生産要素不僅包括物品、資本和技術，也包括勞動力。要開放就全面開放，不能只要求對西方有利的貿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也應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有人也許會說，人口怎麽能自由流動呢？仿佛限制人口自由流動是天經地義的。實際上，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比商品和資本自由化有更長的歷史。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恐怕比對商品和資本流動的限制要少得多。19
既然人口自由流動既有歷史先例，又是"人權高於主權"和"經濟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爲什麽西方學界卻對此視而不見呢？這個盲點到底是疏忽造成的，還是僞善造成的？
最後一個例子也與西方看世界的盲點有關。冷戰後，西方高舉的還有一面旗幟，即"民主"。民主化於是成了政治學中的熱門話題。但"民主"往往被化約爲多黨之間的選舉（程式民主），至於人民是否真正能當家作主則顯得不重要了。如1994年，美國派出了22000名士兵去海地"恢復民主"，而在隨後的選舉中，只有5％的合格選民參加了選舉。這樣的政權在什麽意義上是民主？對這一類政權，幾乎沒看到像樣的研究。更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在所有的國家，程式性民主化都能帶來對人民福旨（well-being）的改善（如菲律賓，東歐一些國家）。在有些國家和地區，伴隨這種"民主化"而來的甚至是無政府狀態（蘇丹、塞拉利昂、剛果·布、海地），大規模社會衝突（阿富汗、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亞），或人道主義災亂（盧安達、前蘇聯）。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局面？程式性民主的局限性是什麽？照理說，真正關心民主的人不僅應該關心民主的形式，也應關心民主的質量，關心實現優質民主的條件。上述例子提出了一些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如在什麽條件下，硬性推行程式性民主是不負責任和不道德的？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什麽樣的制度建設是更緊迫的任務？但在西方這樣提問顯得"政治上不正確"，因此民主化研究基本上忽略了這些十分關鍵的問題。20作爲中國學者，面臨著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任務，我們卻不能對這些問題掉以輕心。
上面的例子說明，很多問題在西方主流政治學中找不到答案。如果硬要用西方的分析架構解釋它們，只會使我們希望瞭解的現實世界遭到扭曲。當然，中國學者對很多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答案。出路何在呢？依我看，出路恐怕在於時刻保持清醒的批評意識，在吸取西方政治學養份的同時，努力清除其盲點，克服其局限性，用我們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和世界的政治現象進行創造性的思考。這個過程便是政治學本土化的過程。
二、政治學是否可能本土化？
政治學應不應該本土化是一回事，政治學能不能本土化是另一回事。上面提到，政治學在歐美的本意是"政治科學"。如果政治學真是一門科學的話，談本土化就有點滑稽了。有誰聽說過本土化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呢？
那麽政治學到底是不是科學呢？有相當大一批政治學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如目前在美國政治學界紅極一時理性選擇派學者便認爲，他們的理論科學地奠定了人類政治行爲的微觀基礎（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們的所作所爲無非是爲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超越特定的文化，用來解釋各國，在各個時段裏的各種政治行爲。21
讀理性選擇派學者寫的論文往往的確有點象讀科學論文，因爲其間充滿了數學公式和推演。不過，儘管理性選擇派來勢洶洶，仍有很多學者不買它的帳。有人評論說，至少到目前爲止，理性選擇理論還沒有達到科學的水準。22
更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理性選擇理論不是科學，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僅沒有超越文化，而且它本身就是美國特有文化的産物。23
實際上，在理性選擇理論走紅以前，學者們早已在爭論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政治學有沒有可能變成科學？這個爭論恐怕還會繼續下去。從本體論（Ontology）的角度看，一個學科要成爲科學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其研究物件是客觀存在的；第二，該研究物件遵循某些普遍的的規律；第三，這些規律是永恒的，不會因研究者的行爲和研究結果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政治學研究的物件是否具有這些特徵呢？
第一個條件顯然是滿足的。政治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不是政治學者憑空臆想出來的。但第二和第三個條件就似乎難以滿足了。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各國政治到底是同質還是有所差異？從西方政治抽象出來的所謂"規律"是否同樣適用於非西方國家？有些人（主要是西方人，但也包括非西方人）認爲，西方文化就是世界的文化，西方民主自由主義代表了全人類普遍的和永恒的價值，非西方國家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以外就別無選擇。在這些人看來，西方的今天就是第三世界的明天，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社會一定會逐步趨同，從價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向西方看齊。由此推論，基於考察西方政治得出的"規律"當然適用於所有國家，即使今天不適用，總有一天會適用。這種看法與早年西方傳教士對基督教看法同出一轍，僅是一種信仰而已，卻偏偏塗上了一層厚厚的學術油彩。亨庭頓（Samuel
P.Huntington）的西方至上傾向往往讓第三世界不舒服，但他至少是個對自己觀點不加什麽掩飾的人。話一說白了，有時搞得一些喜歡自欺欺人的西方人也不太自在。他的文明衝突論實際上已經暗示，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各種文明不會趨同。要不怎麽會有文明的衝突呢？後來，他的另一篇文章乾脆題目就叫做"西方：獨特的而不是普世的"。24
依亨庭頓的看法，相對於其他國家，西方過去是獨特的，現在是獨特的，永遠是獨特的。而世界趨同論則是"誤導的、自負的、虛假的、危險的"。西方到底獨特在哪兒呢？亨庭頓列舉了八條：經典文化、基督教傳統、歐洲語言、神權與政權的分離、法治、多元主義與公民社會、代議機制、個人主義。這八條分開來看，幾乎沒有一條是獨特的。但八條構成的統一體則僅僅存在於西方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絕對是獨特的。在這篇文章裏，亨庭頓還說了一句大實話，"文化跟著權力轉"（Culture follows power），因此"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必然的邏輯結果"（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y,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亨庭頓把話說的這麽明白，如果我們硬要脫離"黃土地"，擁抱"藍色的海洋文化"就顯得自作多情，太不自重了。再進一步說，如果西方就是西方，非西方就是非西方，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規律當然不可能存在了。
政治規律不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恐怕也不能傳之百世而無礙。實際上，不要說百世，能適用三世、五世就謝天謝地了，這是因爲政治學研究的物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物件有一個重大的差別：自然科學研究的規律不會因這些研究發生變化，而政治學者發現的所謂"規律"很可能因爲這些發現而不再適用。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有思維能力，算計能力和判斷能力，能因應外部世界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爲。與物質世界不同，人有目的，有七情六欲，有記憶力，可以從以往的經驗中進行學習；他們不僅會被動地作出反應，也會主動作出選擇。而他們的反應方式和選擇餘地都不是給定的。人的這些特質使得政治中的因果關係十分複雜，也使得"引數"和"因變數"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研究物件，政治學者發現的"規律"半衰期不可能很長。用不了多久，這種"規律"就會失效，因爲記憶力，學習能力和創造力可能改變政治參與者的行爲模式甚至政治遊戲的規則。實際上，政治學本身就會加速使其發現的"規律"失靈，因爲對政治參與者而言，學習既包括從自身經歷中學習，也包括從政治學者總結的"規律"中學習。25
如果政治學發現的"規律"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又不能傳之百世而無礙，它怎麽可能成爲科學呢？
現在，我們退一步，假定政治學可以成爲科學，但這也不意味著西方政治學已經成了科學。1990年前後，蘇聯和東歐的前社會主義政權突然瓦解了。說突然，是因爲西方養了那麽多專家，花了那麽多經費，結果卻沒能預測到這樣的巨變。其實，過去幾十年，政治學又何曾正確地預測過其他的重大變化呢？如果有人聲稱自己對某個事件做過準確的預測，那可能是因爲做什麽預測的人都有，瞎貓撞到了死耗子。要證明某人、某學科有預測能力，至少應有個八、九不離十的準頭。算命先生不也有說准的時候嗎？誰會因此就下結論，算命也是科學呢？
談預測能力恐怕是對政治學要求太高。那就換個較低的標準吧。科學研究要求研究者立場超然。西方政治學是否符合這個標準呢？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政治學主要研究的幾個領域情況如何。
（一）
政治理論
在美國大學的政治系裏，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完全是以歐美爲中心，涉及的基本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那些經典，無非是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奧古斯汀、阿奎那、布丁、洛克、伯克、馬克思、尼采之類。有人戲稱政治理論就是關於"死去的歐洲白種男人"（Dead, European, White, Male）的學問，的確十分傳神。中國大學裏講政治思想史，一定要講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西方大學講政治思想史，決不會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不光中國的不講，也不會講印度或其他文明對人類政治思想的貢獻。好像西方是政治理論的唯一産地，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近一、二十年來，這種政治理論遭到了來自西方內部的挑戰。文化多元主義和女權主義批評主流政治理論忽略了"西方內部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within the West），即婦女和少數民族。現在，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理論家關於婦女和少數民族的論述被從故紙堆裏挖掘了出來。26
但西方中心的局面沒有改變，只不過從"死去的歐洲白種男人"變化爲"死去的歐美人"而已。如果說不包括女權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理論就是不完全的政治理論的話，完全忽略其他文明貢獻的政治理論當然是更不完全的。
（二）
國際關係
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現狀和困境"一文中，27
鄭世平指出，西方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思想資源均來自西方自身：
主權理論來自法國的博丹，國際無政府狀態說來自英國的霍布斯，國際勢力均衡理論來自法國的盧梭，和平和理性主義思想來自於德國的康得，國際衝突理論來自德國的克勞塞維茨，國家中心論來自于德國的黑格爾。
戰後，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理想主義色彩大大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勢力的現實主義，這是美國與蘇聯爭奪霸主地位的現實政治決定的，而決不是學科內在發展邏輯決定的。冷戰結束後，美國國際關係學界有人祭起"民主和平論"也同樣是順應了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需要。現實主義假設，只要可能的話，個人和國家就會以強淩弱。這個邏輯用來解釋西方過去的殖民主義和當代的帝國主義當然很合適，但有人問過這麽一個問題，爲什麽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七次率巨型船隊出洋卻從沒有動過殖民的念頭呢？看來現實主義的假設並不適用所有民族。但現在流行的"中國威脅論"正是以現實主義爲基礎的。按照它的邏輯，一個處於上升態勢的國家一定會挑戰霸主國家，因此衝突不可避免。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衝突産生的原因可能恰恰相反：正是由於霸主國家對新興國家處心積慮的打壓和無所不用其極的遏制引發了這些衝突。
鄭世平文中還有一句話值得在這裏引用：
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者總覺得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實際運用的效應是對中國不利的。例如，源於現實主義流派的"中國威脅論"，新自由主義流派的"民主和平論"，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以及難以歸類的"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有的明顯與中國爲敵，是針對中國而來的，有的只能推導出種種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害無益的結論。
讀了這段話，誰還可以坦然地說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是科學呢？
（三）
美國政治
美國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是美國政治，美國政治研究的重點是美國民主。而美國民主制度之所以採取現在這種特定的形態，與美國政治學者在戰後重新定義民主不無關係。換句話說，美國政治學不完全是政治的超然觀察者，同時也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它是時代的産物，而不是科學發展邏輯的自然産物。
二戰前後，義大利、德國和蘇聯的群衆政治使美國學者深感憂慮，生怕群衆政治也傳染到美國來。不幸的是，當時有輿論調查發現，普通美國民衆似乎對自由價值的支援度相當低。面對潛在的威脅，美國政治學的頭面人物不約而同的扮演起了"自由衛士"（liberal guardianship）的角色，其做法是重新定義"民主"，消解"人民"，消解"階級"，爲政治參與設限，替政治精英主義辯護。28
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學研究的重點，基本假設、實證理論、方法也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林肯曾將民主定義爲"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但這時，民治被認爲是危險的，因爲民衆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斷能力。於是熊彼特的建議受到普遍歡迎，即將民衆參與政治的作用限制在4~5年選一次政府的範圍內。29
爲了對以往的"烏托邦民主理論"或"大衆民主理論"（populistic democracy）釜底抽薪，政治學開始消解"人民"這個概念。據說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數"，只有許多"少數"。既然沒有構成多數的"人民"，哪有會有什麽"民治"呢？但將人民分解成許多"少數"還要避免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沾邊，於是民衆不是被分解成"階級"，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團"。民主不是要發現共同的公衆利益，而是爲"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提供一個舞臺。這種經過改造的民主叫做"多頭政體"（Polyarchy），30
其主角已經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按David
Truman的話，從實際運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31 轉了一圈，原來費了那麽大勁就是爲了替精英政治辯護。
這些政治學者的努力不僅影響了實際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戰後美國政治研究有三個重點，即投票行爲、公共輿論和公共選擇。投票行爲成爲重點應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爲與別的西方國家相比，美國的投票率很低。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往往在50％左右，中期選舉（國會議員選舉）的投票率則只有20％~30％。如果大多數人沒有表達自己的利益，政治過程由少數人決定，美國有什麽資格自稱民主的典範呢？但不投票行爲（或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行爲）始終沒有變成美國政治學研究的重點。
Theodore
Lowi倒是從美國政治研究的重點中看出了一些奧秘。32
在他看來，投票行爲之所以成爲重點，是因爲它是國家批准的行爲，也是政權和政治精英保持其統治正當性所必須的；公共輿論之所以走俏，是因爲它與政府官僚機構的思維方式相匹配；公共選擇之所以越炒越熱，是因爲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意識形態捲土重來。總之，它們成爲重點都與現實政治有關，而與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無關。由於注意力集中到這些問題上，其他一些可能更重要的問題就被忽略了。Lowi不無嘲諷地說，"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客們比政治學家聰明得多，他們把這些東西當作武器，而我們政治學者卻誤以爲是科學。"33
（四）
比較政治
二戰以前，美國政治系基本上沒有關於非西方國家政治的課程。那時對非西方的研究被稱爲"東方學"。如果說以前還有人對東方學是什麽東西不太明白的話，薩義德（Edward
W.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及其中譯本出版後，人們對它的性質就應該比較清楚了。《東方學》洋洋灑灑400頁，但其基本資訊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東方學是西方的創造，帝國主義的創造，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工具。34
現代意義的比較政治直到二戰結束才出現。此前的比較政治講的是比較憲法或比較政府。說是比較，不過是分別介紹幾個國家的情況而已。而且，這些國家就局限於西方的那幾個主要國家。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現在的比較政治實際上是兩張皮，一張是高度抽象的模型構築性研究（stylized
or formal models of analysis），另一張是經驗實證性的個案或比較研究（empirical-descriptive
analysis）。兩張皮之間沒什麽關聯。從事前者的人很少，但似乎學術地位較高。不過，大量的所謂比較政治學者在行的是後者。比較政治中的規範模型（Formal
model）主要是以西方經驗爲基礎構築的。充滿符號公式的規範模型看起來很唬人，其實它也不過是一種講故事（story-telling）的方式，只是修辭方法不同而已。35
目前，規範模型能講的全是些最簡單、最枯燥的老生常談（explain
the obvious）。它對分析西方政治有多大作用尚存疑問，分析非西方政治是否用得上它，恐怕要打一個更大的問號。
經驗實證性研究又分兩類：一類是地區研究，一類是所謂"中階理論研究"（middle-range theories）。限於篇幅，這裏不專門談後者，因爲談地區研究一定會涉及它們。
說到地區研究，它是地地道道的冷戰産物。1945年，在美國幾乎找不出一個開設非西方政治課程的政治系，今天，幾乎沒有一個政治系不開設有關非西方政治的課程。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發生在冷戰高峰期。那時美國面臨著"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首要問題，卻苦於沒有瞭解非西方國家的實用人才。以人文爲重點的東方學至多只能隔靴搔癢，美國政府（特別是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不得不對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奇異人種"（funny people）36
和"古怪人種"（exotic
people）37
投入鉅資。尤其是1957年蘇聯連續兩次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使美國舉國震驚。次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在以後20多年裏，依據此法的第六款：美國各大學的地區研究中心收到了來自政府源源不斷的資助。美國的各大基金會對政府的做法配合默契，也紛紛設立專項基金贊助地區研究。地區研究的重點很能說明問題。無論是政府資助的專案，還是基金會贊助的專案，重點都不外是蘇聯/東歐或中國/東亞，都是美國在冷戰中的敵手。對其他地區，如拉美、非洲、南亞也有研究，目的是要幫美國確定冷戰中的敵友。38
有些由美國政府贊助的地區研究專案甚至直接干預別國的政治，如密西根州立大學的一個專案幫助南越吳廷豔政府訓練秘密警察，39
另一個流産的專案（即臭名昭著的Operation
Camelot）試圖通過對"社會衝突理論"的研究找出幫助某些美國傀儡政府對付暴亂的訣竅。40
我說這些，並無意暗示所有從事地區研究的人都是美國政府的幫兇，也無意暗示過去幾十年的地區研究一無是處。我想指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地區研究與冷戰相關，與美國的國家安全相關，這不能不影響其研究的重點和方法，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然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冷戰後，這種非超然性以另一種方式表現了出來。冷戰結束後，美國一時失去了其敵人，於是美國政府不想再往地區研究裏投冤枉錢，導致對地區研究資助的大幅削減。無獨有偶，美國的基金會再一次同時跟進，使各大學的地區研究專案雪上加霜，難以爲繼。供給能力依然存在，但需求卻急劇下降，結果造成了學術界的危機。41
只是這場危機的原因卻與學術無關，正如地區研究的興起原因與學術無關一樣。
共産主義制度研究是地區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這裏可以看出中階理論與地區研究的關係。照說共産主義是美國的敵人，對它的研究美國專家應多花點功夫，展示其理論創造性。不過，回頭看共産主義研究的記錄，似乎有點乏善可陳。Almond和Roselle在1989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共産主義研究與政治理論的關係，他們用了一個詞叫"套模型"（model fitting），十分傳神。據他們觀察，從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共産主義研究領域基本上是各類外來理論的跑馬地。極權主義模型（The
totalitarian model）、結構功能模型（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政治文化模型（political culture）、發展模型（the
development model）、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利益集團模型（the
interest group model）、合作主義模型（corporatism）、政策網路模型（policy network）、官僚政治模型（bureaucratic
politics）、主從關係模型（patron-client relations）紛至遝來，不一而足。反正什麽理論在學術界時髦，什麽理論就會被用於共産主義研究。奇怪的是，這些理論中沒有一種是從研究共産主義制度自身運作規律中産生的。42
外來模型也許對認識共産主義制度不無啓發，但套模型就不免套得有點粗糙、有點生硬、有點勉強。就在Almond和Roselle的文章發表不久，蘇聯/東歐的共産主義制度便頃刻瓦解了。他們提到的那些模型，無論哪一個都不可能預測到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政治是共産主義研究的一部分。如果說共産主義研究基本上是"套模型"，中國政治研究也不例外。50~60年代，極權主義模型風行一時，似乎中國是鐵板一塊。文革開始後，看到風起雲湧的群衆運動，源於美國政治研究的多元模型馬上被移植到中國研究。80年代以來，歐洲傳來的國家/社會二元關係分析又成了新時髦，好像這種模型便是理解中國的鑰匙。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一直處於被動接受外來理論的地位，從來沒有獨立地從豐富的中國政治中提煉出任何新鮮理論。這種尷尬已讓美國的中國研究者難受，自責了幾十年。鄒讜先生70年代曾撰文希望看到中國研究能産生自己的理論。自那時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中國研究者在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時預言，這個時刻即將來臨。43
1999年10月，Elizabeth
Perry再一次作出了這樣的預言："中國研究有望成熟起來，從一個''消費領域''（依賴外來概念和理論）轉變爲一個''生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