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橋訴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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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啓發 1996年的12月5日，王幹、張頤武在北京一家地方報紙的兩篇短文章引發了一場轟動全國的文壇糾紛。張頤武稱韓少功的被許多人盛譽的小說《馬橋詞典》是“模仿”，王幹則稱韓少功的一篇隨筆是爲《天涯》“做的一則完美的隱形廣告”。12月17日，《文匯報》記者謝海陽發表文章，內容主要是就此事採訪韓少功，“抄襲”、“剽竊”等詞語首次公開出現在報紙上。從此，糾紛迅速擴展、升級。 1998年9月9日，上海第四屆“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宣佈評選結果，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獲長篇一等獎。這個“大獎”的評選每兩年一次，今年是第四屆，按部就班，本無特別之處。但今年的評選結果卻格外引人注目，因爲獲得一等獎的《馬橋詞典》在1996年問世後被人指爲“完全照搬”了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於1984年發表的《哈紮爾詞典》，是“粗陋的模仿之作”。由此，關於“借鑒與抄襲”、“關於“模仿與創新”、關於“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關於“學風”，觀點相左者在文場展開了一場沸沸揚揚的大論戰，衆多作家、評論家捲入論戰，被新聞界稱爲“馬橋事件”。1997年初，“馬橋事件”鬧上法院，演變爲“馬橋訴訟”，至今仍未作出終審判決。《馬橋詞典》在此背景下在上海榮獲一等獎，使這場空前的訴訟更加耐人尋味。 說它“空前”，是因爲這是建國以來第一起作家狀告評論家的訴訟。1997年3月28日，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韓少功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張頤武、王幹、北京《爲您服務報》社、《經濟日報》記者曹鵬、上海《勞動報》社、湖北《書刊文摘導報》社等六方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要求被告賠禮道歉，挽回影響，並賠償損失人民幣30萬元。 1996年12月5日，北京《爲您服務報》同時刊登了張頤武的《精神的匱乏》和王幹的《看韓少功做廣告》兩篇文章，成爲“事件”和“訴訟”的導火索。 張頤武在《精神的匱乏》中說，《紅樓夢》名滿天下之後，就有《紅樓續夢》、《紅樓圓夢》之類試著分享《紅樓夢》的光榮，但還承認原創者的功績。而現在某些作家似乎更加大膽，明明是一本粗陋的模仿之作，卻被大吹大擂爲前無古人的經典。這種作風只能說是極度的精神匱乏與極度的平庸。並點明“這裏指的是韓少功先生的小說新作《馬橋詞典》”。認爲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馬橋詞典》與《哈紮爾詞典》之間的淵源關係。稱：這部被一些批評者以熱烈的歌頌稱爲“傑作”，“後現代主義”的文本的著作，卻不過是一部十分明顯的擬作或仿作，而且這是隱去了那個首創者的名字和首創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 後來爭議最大的是文中這樣一句話：“我只能說它無論形式或內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紮爾詞典》。在這位名叫帕維奇的塞爾維亞作家面前，中國作家韓少功無疑是一個模仿者。 文章的最後說：“如果韓少功像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個有‘理想’的作家的話，我希望在《馬橋詞典》再版時在封底加上一句最真實的自白： “‘本書形式及內容借用了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紮爾詞典》。本書系模仿它寫成。’ 這才會使《馬橋詞典》變爲一本真實的書。” 12月24日，《羊城晚報》的“娛樂世界”版也刊發了張頤武的這篇文章，標題改爲《〈馬橋詞典〉——粗陋的模仿之作》，但不知何故，文中卻沒有了“完全照搬”這關鍵的一句。 王幹《看韓少功做廣告》一文，主要內容是說韓少功發表在《揚子晚報》上的一封《致友人書簡》中多次提到他的《天涯》雜誌，有做廣告之嫌。文章中說到了《馬橋詞典》： 從理論上講，韓少功做免費的廣告是成功的而合理的，他借助自己的有效身份，利用報紙的有效版面，把握讀者的有效成分，把《天涯》推銷到合理的方位。他的《馬橋詞典》模仿一位外國作家，雖然惟妙惟肖，但終歸不入流品。但也已廣告滿天飛，僅一位海南作者就在全國各種不同報刊上發表了完全一樣或大同小異的文字加以熱烈吹捧，此類行迹，不過是《天涯》廣告的又一延伸而已。這一套路韓少功用得熟能生巧了，可他的這則廣告的真正效果到底如何呢?還有待驗證。不論明年的《天涯》訂數怎樣，少功都是贏家，那么多報紙(事後我發現此文在其他地方報紙亦可見到)爲他慘澹經營的《天涯》做廣告，他非但沒有花一兩銀子，還“賺”了一筆稿費，更不用說那些滲透到潛在顧客(訂戶)身上的未來效應了。儘管如此，還是願少功的廣告效應一步到位，願《天涯》興旺。因爲好的文學刊物太少了，也太難辦了。 韓少功在起訴書中稱：張頤武從主觀臆斷出發，假文字批評之名，對原告的作品、名譽、作風和人格進行侮辱和詆毀，文中指稱：“中國作家韓少功無疑是個模仿者”，不僅粗陋地模仿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所著《哈紮爾詞典》寫作《馬橋詞典》，而且大膽地“隱去了那個首創者的名字和首創者的全部痕迹”，將《馬橋詞典》“大吹大擂爲前無古人的經典”，“這種作風，不能說是怎樣‘崇高’，只能說是極度的精神匱乏與極度的平庸。”更爲甚者，文中還誹謗原告所著《馬橋詞典》抄襲《哈紮爾詞典》，毫無根據地斷言《馬橋詞典》“無論形式或內容都很像，而且完全照搬《哈紮爾詞典》”。 同一時間，在《爲您服務報》同一版面上，還有王幹撰寫的《看韓少功作廣告》一文。該文從標題到內容，矛頭均直指原告，恣意對原告進行污辱和誹謗。文中毫無根據地指責原告的《馬橋詞典》“模仿一位外國作家，雖然惟妙惟肖，但終歸不入流品”，並將新聞輿論中對《馬橋詞典》的好評歸因於原告“用得熟能生巧”的“廣告套路”，甚至影射原告“奮不顧身”地“變著法兒”做“稱之爲古代江湖騙術和現代推銷術的嫁接”的廣告，從中“賺”取稿費。 起訴書說：1996年12月15日，曹鵬在南京《服務導報》上發表題爲《文藝界頻頻出現剽竊外國作品公案》一文。該文僅根據張頤武的言論即認定原告《馬橋詞典》剽竊外國作品“情況無可回護”，對原告進行污辱和誹謗。 1996年12月20日，俞果在《勞動報》上發表題爲《翻〈馬橋詞典〉——查抄襲條目》一文。該文不僅散佈和認定張頤武誹謗原告《馬橋詞典》是抄襲之作的言論，而且借題發揮，對原告進行污辱和誹謗。1997年1月3日，《書刊文摘導報》上轉載了該文，對該文內容進行渲染和擴散。 起訴書最後說：上述文章的發表和刊載，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極爲惡劣的影響，嚴重貶損了原告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評價，並對原告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嚴重妨害。爲了保護原告依法享有的名譽權免受不法侵害，制裁違法侵權行爲，促進文學藝術和新聞工作領域法律秩序的建立，原告特依法提出前列訴訟請求，敬請法院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判決。 人 物 韓少功 1953年1月1日生於湖南長沙，1968年初中畢業後到湖南省汨羅縣插隊，1974年調入汨羅縣文化館工作，1978年考入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後在湖南省總工會《主人公》雜誌任編輯，後任副主編。1986年，韓少功攜全家到海南工作，1988年正式調入，任《海南紀實》主編。現任海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天涯》雜誌社社長、海南大學客座教授。 韓少功是知青作家的重要代表，大學期間作品就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80年代中期，韓少功以《歸去來》、《爸爸爸》等小說轟動文壇，成爲“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進入90年代，韓少功的小說作品漸少，隨筆雜感漸多。《馬橋詞典》是他不多的長篇之一，最初發表在上海的大型文學刊物《小說界》1996年第二期，問世後好評如潮，被稱爲“獨一無二的著作”、“曠古未有的創新傑作”。 張頤武 1962年8月1日生於北京，1984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之後又在北大著名教授謝冕門下攻讀碩士研究生，1987年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爲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張頤武以研究“後現代主義”在文學評論界引人注目，在北大被稱爲“後張”。他曾對張承志等人的文學主張提出批評，認爲知識份子談人文精神是“堂吉訶德對著風車的狂吼”，並因此遭到批評。 王幹 生於1960年，江蘇人，現供職于南京《鍾山》雜誌社，與張頤武等人一起被稱爲“新生代評論家”。1988年，王幹因與作家王蒙的一系列對話而引人注目。近幾年來，王幹參與了一系列文學專案的策劃，如策劃豪華型文學刊物《大家》、策劃並主編《新狀態小說文庫》等。王幹的這些策劃大都反響強烈，但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批評，認爲他的批評文字因成爲策劃的一部分而“少了幾分誠實，多了幾分謀略”。 總之，或寫或評，韓與張、王二人都不是等閒之輩。“馬橋事件”發生後，韓少功曾公開表示：“這次事件當然不是什么誤傷，是一次有預謀的文化扼殺。”具體是怎樣的“預謀”，韓少功說：“我現在不想說，我以後會說的。”作家蔣子丹也發表評論說：“文學批評應當說理，與人爲善，不能搞小動作。張頤武近年在一些問題上與韓少功觀念對立……現在又以這樣的方式對待韓少功的小說，太不光明磊落了。”還有人將“馬橋事件”稱爲張王聯手“殺馬”，“公報私仇”。對此，王幹在接受採訪時說：“張王聯手之說才是一個預謀，這是將嚴肅的學術論爭庸俗化了。至於‘公報私仇’更是無稽之談。”張頤武則表示，韓少功的話“給我們的名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我和王幹兩人將保留對韓少功等人的起訴權利。” 論 戰 1996年12月27日，即《羊城晚報》發表張頤武《粗陋的模仿之作》的第三天，該報發表了《可怕的學風》一文，作者爲《海南日報》的副刊編輯、《天涯》雜誌特約編輯李少君。李少君在文章中對張頤武的學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文章說：“張頤武本人以鼓吹‘後現代主義’而獲得名聲，衆所周知，後現代主義完全是西方的學術觀點，如果按張頤武本人的邏輯，我們只能稱他是後現代主義的‘抄襲者’和‘剽竊者’，他是否要在自己的書或文章後標明‘全系抄襲他人觀點’之類的話呢?張頤武的所謂文學批評，除了抄錄大量新名詞，很少去判斷文學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如何，僅以所謂是否符合他的那套‘後現代主義’來評定作品，以至將一些毫無價值的地攤文字也列入‘後現代’，這在學術界是盡人皆知的。” 以此爲發端，之後的兩三個月裏，類似的文章在多家報刊紛紛刊出，聲勢之浩大，頗有對張頤武進行“圍剿”之勢。遺憾的是，在這些對張頤武的文風進行批評的篇什中，由於有些作者並非出於公心，以至自身的文風就令人不敢恭維，不少文字近乎人身攻擊，甚至稱張頤武、王幹爲批評界的“車匪路霸”，使這場關於文風的論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場不光彩的“混戰”。 論戰開始前後，衆多媒體像以往一樣踴躍參與，推波助瀾。 1996年12月17日，《文匯報》刊登謝海陽的文章，主標題是：“《馬橋詞典》抄襲了嗎?”副標題爲：“張頤武有此一說韓少功斷然否認”。而張頤武、王幹在評論《馬橋詞典》的文章中誰也沒有用過“抄襲”這個詞。 1997年1月1日，《中華讀書報》發表署名“夏林”的文章，第一次將關於《馬橋詞典》的論戰稱爲“馬橋事件”。文章的標題是：“張王聯手 文壇殺馬”。 1997年1月8日，《中華讀書報》第五版用整版的篇幅刊出總題爲“歲末年初的‘馬橋事件’”的一組文章，其中有韓少功的一篇答記者問，題爲：《他們終將向我道歉》。這組文章引起了強烈反響。 1月13日，《羊城晚報》發表張頤武的《我爲什么批評〈馬橋詞典〉》，文中說：我說的是模仿，並非抄襲；對《馬橋詞典》評價過高；我的意見不是針對韓少功個人，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文學如何超越“模仿”走向更具創造性的階段。 1月26日，南帆隨即在《羊城晚報》發表《令人失望的答辯》，對張文進行反駁。 在此期間，廣東《花城》雜誌和湖北《今日名流》雜誌決定臨時撤換稿件，讓出版面，在它們各自的1997年第二期上全文或部分重登帕維奇的《哈紮爾詞典》，聲明是“爲了回應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的呼籲，對讀者負責並維護文學批評的職業道德，以利讀過《馬橋詞典》的讀者自行比較，瞭解真相”。但據說增印的雜誌後來並未如所料的“熱銷”。 此前還發生了一件極爲引人注目的事情：在1996年12月召開的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史鐵生、何志雲、汪曾祺、蔣子龍、方方、遲子建、何立偉、李銳、蔣韻、烏熱爾圖等11位作家聯名上書中國作協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認爲關於《馬橋詞典》的爭論“已超出文學批評的範圍而牽涉到作家正當權益”，呼籲組成評審委員會對《馬橋詞典》進行公正評審，就是否“抄襲”、“剽竊”、“完全照搬”的爭執作出結論，公之於衆。 此時的論戰，正如一場衆寡懸殊的辯論賽，正方黑壓壓人頭攢動，反方卻幾乎只有張頤武一人，形影相吊。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戰初期“討張”的聲浪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或對《馬橋詞典》作出相對客觀的評價，或對作家對批評的態度提出質疑。儘管相比之下顯得微弱，但與一些意氣用事的“批評”相比，更能發人深思。 1997年第二期《文學自由談》發表了何滿子題爲《從〈馬橋詞典〉之爭談創新與模仿》的文章，文中說：“以旁觀者的常理看，讀者要懷疑《馬橋詞典》的結構方法是《哈紮爾詞典》的模仿怕是有道理的。用詞條展開形象的模式相同得如此之巧，也真罕見。但韓少功答記者問時說，他在寫《馬橋詞典》之前根本沒有讀過《哈紮爾詞典》，我們當然應該相信他的說法。可是，既有《哈紮爾詞典》在前，那么‘前無古人’‘曠古未有’這類話就不合事實了。依我看，只要模仿得出色，也並不可羞。” 1997年2月12日，河南的《平頂山日報》發表“磊子”題爲《過於脆弱的著名作家》的文章，對韓少功向媒介表示不排除同張頤武對簿公堂的態度深感困惑，提出：“爲什么文學批評不能限制在文學批評的圈子裏進行呢?爲什么動不動就大動干戈訴諸法律呢?我們的一些著名作家是不是也太脆弱了一點?”認爲，當今文壇“文學批評缺席”的現象與作家潛意識裏對文學批評的抵觸心理有關，“只允許唱讚歌，不允許說三道四”。文章說：“相比較而言，魯迅先生30年代的那些文學方面的論爭不知比這要嚴厲尖刻多少倍，似乎也沒見魯迅動不動就要‘呼籲’保護，就要同誰對簿公堂。我們當代的著名作家是不是太過於脆弱了?再不就是作家寫到一定的份上就不需要文學批評了，就可以‘刑不上大夫’了?” 此後，4月18日《羊城晚報》張力成《批評的尷尬》一文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馬橋事件”由筆墨之爭轉爲訴訟之後，另一種聲音漸漸多了起來。人們要問，是不是類似的事情都要上法庭呢? 1997年5月8日，山東《作家報》發表記者陳子甘的《“馬橋官司”不該打》一文，明確指出“馬橋訴訟”對中國文學的消極影響不小。文章說：筆者這篇文章的假設是：張頤武說錯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說《馬橋詞典》沒抄襲，或者說沒有模仿，張頤武的文章是否就構成了對作者名譽權的侵害?如果這即構成侵權，那么我們如果批評一部作品，說它有嚴重的思想、立場及觀點錯誤，且批評錯了，這算不算侵害了作者的名譽權?如果批評一部作品格調低下、有很庸俗的描寫，也批評錯了，這算不算侵害了作者的名譽權?文學評論家這一類的批評反批評太多太多了，如果都算侵權，文學批評該如何批評?” 文章還提出疑問：“我納悶的是，法院依據什么判?若弄清案情，即弄清張頤武文章是否構成侵權，首先需弄清楚諸如借鑒、吸收、套用、模仿、抄襲等一系列文學理論的尺度問題，再用這尺度去量《馬橋詞典》、去琢磨張頤武文章的字眼兒。這種操作怕是要集中全國最優秀的批評界泰斗搞個技術鑒定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開起會來怕也得吵一架，意見不一致，那沒學過文學理論的法院怎么判?沒學過文學理論就敢判這樣的案子，那膽兒也是真夠大的。我懷疑這案子最終能否付諸判決，何時才能判決。若依照‘從重從快’的原則判了，無論判個什么結果，法律都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嘲弄，而它的意義也並不是積極的。” 5月22日，《作家報》又發表了對雷達等7位文學評論家的訪談錄，題爲《用批評和反批評的辦法解決文壇論爭》。評論家們提出：作家總是要寬容，爲什么批評家說一句就不能寬容?容不得別人批評反而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某些作家一聽到批評之所以反應強烈，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聽好話捧話太多了；90年代的文學應該能經得住這樣的批評。 雷達說：“我認爲馬橋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文學問題，我是主張調解而不主張上法庭的。”“有法律意識固然好，但無需法律解決的，非要法律承擔卻是一種失去自信的表現。在文學問題上，法官的判斷力未必優於文學家自己，還不如文學界自己展開與人爲善的實事求是的討論更解決問題。” 其實，在馬橋事件未上法庭之前，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過較爲理智客觀的看法。1997年1月，上海《文學報》原主編劉金、專欄作家鄢烈山先後在《文匯報》和《南方周末》發表主張討論解決的文章，文章的標題分別爲《“用批評抗爭”好》、《筆墨官司筆墨打》。 對訴訟持反對態度的人越來越多。 1997年5月15日，《揚子晚報》報道說，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陸文夫表示，如有可能願意出面調解“馬橋訴訟”。 6月7日，《文藝報》發表了韓少功的答記者問《我隨時願意撤訴》，表示“還有庭內調解的機會”，但“撤訴的條件是道歉”。 訴 訟 1997年12月24日，在韓少功提起訴訟9個月後，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馬橋訴訟”。之所以拖了這么長時間，原因之一是開庭前發生了一連串的“庭外官司”： 5月，張頤武、王幹、《爲您服務報》三被告向法院提出管轄異議，認爲：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韓少功起訴的“名譽侵權”的發生地和結果地都不在海口，故不應受海口市中院管轄。後被駁回。 在管轄權異議被駁回後，張頤武又就法院的裁定向海南省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 12月19日，張頤武向法院提出回避申請。 12月24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第一至第五被告未到庭的情況下，開庭審理了韓少功訴張頤武等六被告侵犯名譽權一案。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法庭審理中，韓少功的兩位律師照例當庭陳述了對全體被告的起訴原由，隨後，韓少功本人對起訴做了近半小時的補充陳述，就張頤武、王幹等對《馬橋詞典》一書及作者本人的誹謗中傷進行了駁斥，也對《馬》書的創作及形式等問題向法庭做了解釋說明。審理之後，原告韓少功對到庭的第六被告《書刊文摘導報》提出撤訴，得到法庭准許。此前兩天，《書刊文摘導報》副主編李基太獨自前往海口，開庭前一天會晤了韓少功本人，雙方就訴訟交換了意見並達成諒解，初步議定了解決方式：一、《書》報社半月內在該報上刊登一則啓事，說明該報系轉載引發事件的文章，如對原告造成傷害，願向原告賠禮道歉；二、原告撤銷對《書》報社的起訴；三、協定文件簽字生效。24日，在法庭上，雙方再次協商並簽定了協定。至此，原告與第六被告之間的衝突劃上了句號。 《書》報社的代表李基太對此事的解決結果以及韓少功本人的熱情友善表示滿意。大約50人旁聽了此次開庭。海南省及海口市的新聞媒體都有記者前去採訪。由於五位被告未到庭，第六被告也與原告達成協商解決，整個審理過程溫和平靜。關於第一至第五被告未到庭一事，海口中院院長、該案審判長許前飛開庭後宣佈，第一至第五被告沒有到庭，同時也沒有收到被告向法庭出示的沒有到庭的理由，因此，法庭審理照常進行。在原告律師及原告本人做了陳述之後，法庭未做出判決，隨即休庭。 12月25日，有記者採訪了張頤武及律師，詢問是否瞭解海口開庭審理的情況，張頤武的代理人琚存旭律師在給該報的回答中說： 我們提出審判人員回避的申請是《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合法權利，我們已嚴格按照《民訴法》的規定於1997年12月19日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鄭重提出書面回避申請，至今尚未收到法院就此問題的答復。對於貴報提及法院已開庭一事，我們感到十分驚訝。我們認爲法院在未對我們的回避申請作出答復之前，其開庭的合法性尚待確定。據此情況，我們對本次審理到底有何價值感到困惑。 1998年3月19日，張頤武向法院提出“中止審理”申請。理由是：海口中院駁回管轄異議和駁回回避申請的決定書在事實認定及法律依據上均有不當。這兩項內容不僅只是程式方面的問題，它還直接關係到當事人的民事權利能否得到切實保障，如不能解決，勢必影響本案的公正審理。另外，海南省檢察院尚未對此前的抗訴申請作出決定，被告是否對海口中院的駁回回避裁定書提出抗訴也尚未確定，因此申請法院中止審理。 5月18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馬橋訴訟”作出一審判決。該院在判決書中認爲：“原告韓少功所著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和《哈紮爾詞典》是內容完全不同的兩部作品，到目前爲止，尚無證據證明《馬橋詞典》與《哈紮爾詞典》之間存在著抄襲、剽竊和內容完全照搬的情形。被告張頤武在其撰寫的《精神的匱乏》一文中，指稱《馬橋詞典》在內容上完全照搬《哈紮爾詞典》，這一評論超出了正常的文藝批評界限，已構成了對原告韓少功名譽權的侵害。”而“被告王幹發表的題爲《看韓少功做廣告》一文，其內容並不涉及對韓少功名譽權的侵害，故韓少功訴請被告王幹承擔民事責任無理，本院不予支援。” 5月29日，韓少功在接到法院判決書以後表示：海口中院的判決主體部分是公正的，對建立文學批評領域裏的法律秩序和文明規則將會有積極作用。但他對判決涉及王幹的一小部分表示不能贊同。當記者問他是否就這一點進行部分上訴時，他表示正在與律師磋商之中。 王幹對記者說：“儘管韓少功對海口中院的判決有所不滿，但換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去審理，也不會判我輸的。這是一個常識，法院是要遵守文學常識和法律常識的。我也不想去反訴韓，馬橋訴訟對我來說，就像吃了一隻蒼蠅，想起來就噁心。” 張頤武和他的律師琚存旭接到判決後說：“這一結果深深地損害了我們。我們不得不問，文藝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將向何方發展?以判決的形式干涉文學界的學理之爭，不僅無助于正常的文學和創作發展，還將擾亂已初步形成的多樣而活躍的文化格局。這一訴訟已遠遠超出了原被告的觀點分歧，已成爲關係到文學的繁榮和發展的事件。因此，個人的榮辱並不重要，但我們有責任繼續尋求公正，我們已決定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文敬志對1750元的賠償費感到既可憐又可笑，認爲錢雖少負作用卻很大，它對於正常的文學批評和正常的新聞報道構成了諷刺和威脅。被告中的兩家報社對此事表示困惑，但因公務無暇關照。俞果開始撰寫文章述說原委。 對於這一判決結果，有人表示：能夠看出，法院歷經一年有此結果是勉爲其難的，也想息事寧人，但雙方對此均有不滿，以至該案還遠不能結束。一些同情原告的人也認爲，此一判決的遺憾之處，在於法院未能就該案涉及的關鍵問題——“完全照搬”與“抄襲、剽竊”的關係作出清晰的、權威的評述。還有人認爲，審判中有複雜的地方、人事色彩。 據悉，張頤武及律師已正式提出上訴。理由大致爲：法院在判決“完全照搬”爲侵權時沒有依據；法院與韓少功有不適當接觸；判決中在訴訟費的承擔問題上有明顯違法部分。批評家中間充當文學批評的裁判——“馬橋訴訟”將因此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它對中國今後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將有怎樣的影響，現在還難下結論。但是人們知道，作家和批評家、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這兩對之間從來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無謂爭鬥，最終損害的只能是他們共同依賴的文學事業。理解了這一點，或許就不難明白：其實，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訴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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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學界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