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中的生態批評

 
王曉華
 

自從上個世紀80~90年代誕生於美國之後,生態批評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積極的回應,推動了全球文學研究的綠化。隨著生態批評影響力的增加,有個問題也變得越來越難以迴避:當生態批評在1993年被正式承認為一個流派時(1),現代性話語與後現代性話語的緊張關係已經全球化了,因此,它不可能不選擇自己的立場——是在「現代性之內」存在,還是自覺地歸屬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生態批評的自我定位和研究者對生態批評的定位,因而是十分關鍵的。
實際上,有許多生態批評家業已給出了明晰的答案:生態批評奠基於「完整的後現代主義式的對人類主體特權的剝奪」(2),其建構策略則是「在後現代主義的臨時性(provisionality)和多元主義(pluralism)中尋找希望,將生態學對於有機生命的創造性和生態多樣性的強調置於其中」(3),因此,它作為「文學研究的綠色分支」屬於後現代主義的組成部分而非對後現代主義的反動(4)。在對生態批評和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進行了仔細考察後,我發現上述說法的確敞開了二者的原初關係。儘管生態批評誕生的直接動因是「將生態學和生態學概念應用到文學研究中」(5),但相關的生態學思想已經被置入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中,演變為重視差異、去中心化、多元主義的後現代思想(6),所以,生態批評歸根結底是作為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的構成生長起來的:1、它以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的基本理念解構現代性中的人類主體特權(人類中心主義),為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奠基;2、在歷時性的建構過程中,生態批評運用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方法,不斷消解自身殘存的中心主義、整體主義、本質主義,使其理論創造走向圓融和自覺;3、作為回報,它為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增加了生態學維度,對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從單純解構走向建構有推動之功。
                        


生態批評的直接精神來源是浪漫主義文藝運動、自然寫作、田園文學,但並非它們的同質延伸。它不是像上述流派那樣簡單地要求人們回歸自然,而是力圖消解造成生態危機的人類中心論本身。威廉‧魯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提出生態批評這個術語時,就表達了以生態主義為文學重新確定方向的意願:
我想將生態學和生態學概念應用到文學研究中,因為生態學作為科學和人類視野的基礎,與當下和未來的世界有最大的關聯。(7)
生態學之所以能擔當這個重任,是因為它屬於「顛覆性學科」。所謂「顛覆」,便是對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予以解構、否定、扭轉。限於當時的語境,威廉‧魯克特還主要將顛覆的動作指向「所有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持續增長經濟」。(8)不過,由於「所有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持續增長經濟」屬於現代性的神話,所體現的是人類主體的特權,因而他在試圖顛覆相應話語時已經在懷疑和批判人類中心論:
在生態學中,人的悲劇性的弱點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馴養、侵害、剝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強迫症。(9)
後來的學界同道將生態批評定義為「以地球為中心的文學研究」,更加明晰地展示了他們解構人類中心論的學術立場。然而,從威廉‧魯克特於1978年提出生態批評這個術語到生態批評在1993年被正式承認為一個流派,15年的光陰過去了,世界主流文學批評的熱門題材仍是種族、性別、階級,大多數文學批評家依然「對外部世界毫無意識」。(10)這不能不提醒生態批評家們,單單將「生態學和生態學概念應用到文學研究中」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人類中心論內蘊於現代性中,不對現代性進行徹底解構,就無法真正揭穿現代人「自主全能的神話」。正是出於解構現代性的需要,生態批評家們開始重視後現代主義。分別出版於1995年、1996年、2000年、2001年的《書寫自然:生態批評與文學》、《生態批評讀本》、《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超越自然寫作:擴展生態批評的邊界》等四本重要的生態批評文集,都明確肯定後現代主義對生態批評的意義,甚至直接宣稱生態批評屬於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
在論及後現代主義與生態批評的具體關係時,英國學者勞倫司‧庫伯(Laurence Coupe)曾經提出「在後現代主義的臨時性(provisionality)和多元主義(pluralism)中尋找希望,將生態學對於有機生命的創造性和生態多樣性的強調置於其中」。在他言說後現代主義的臨時性和多元主義時,他主要指的是利奧塔等人提出的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雖然他更贊成「生態的或重建的後現代主義(ecological or reconstrctive postmodernism)」,但由於解構的後現代主義可以在「現代性的崩潰中扮演角色」,包括他在內的生態批評家仍將其當作建構現代性的話語工具。在如此言說時,勞倫司‧庫伯發現了生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共同旨趣——對主體特權的剝奪。當利奧塔聲言「我將後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態度」之際,他所意指的元敘事包括人類中心論的主體主義敘事:
     一個合法化敘事的主體是人類,人類是自由的英雄。(11)
在這個敘事中,偉大的英雄、偉大的危險、偉大的航程、偉大的目標均是功能項,人則是即將克服所有障礙的實踐主體,而「實踐主體說出的規定性陳述具有特權」(12),因此,由現代性賴以自我合法化的元敘事可以明晰地發現人類主體授予自己特權的邏輯。解構性後現代主義質疑上述元敘事的合法性就是在質疑人類主體特權,是在向主體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進步主義說不。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類主體特權的重要體現就是對自然的征服,所以,對人類主體特權的剝奪在邏輯上指向對自然權利的恢復,解構性後現代主義對主體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進步主義的否定可以為生態主義的建構開路。在《作為退隱者話語的生態學》一文中,利奧塔本人就曾追溯生態世界退隱的語義學根源,明確表示「家(oikeion,生態世界)的退隱狀態是悲劇的起源」。(13)雖然利奧塔所說的生態世界(oikeion)並不專指自然共同體,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方法卻能夠服務於自然的返魅。這是人們在闡釋後現代主義時很少注意到的重要線索。勞倫司‧庫伯等人強調生態批評對總體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歸屬關係,說明他們已經發現了這個線索並用它來強化生態批評的解構力度。
為了對抗以主體特權為中心的話語譜系,解構性後現代主義提倡小敘事,寄希望於語言遊戲的元素異質性,號召人們激活差異。生態批評雖然不贊成利奧塔等人對小敘事的迷戀(這造成了小敘事/大敘事的新二分法),但採納了前者對元素異質性、差異、邊緣、多元化的重視。在《生態批評的(不)可能性》一文中,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正面肯定了上述理念對生態批評的意義:
後現代主義對元敘事和宏大理論的解構伴隨著話語的平等結合,這種表達模式創造了邊緣話語可能獲得傾聽的草根階層的微型政治。(14)
此處所說的「草根階層」已經不僅僅指少數族裔、婦女、勞工階級,還包括被壓抑的非人類個體。後者之所以被壓抑,是因為「人的悲劇性弱點」即自我中心主義。在屬於現代性話語譜系的人類中心論神話中,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的主體,需要通過「使自然人化」來改造、解放、照亮人之外的領域。正是這種改變、塑造、控制萬物的衝動消滅著世界的多樣性,造成了「自然之蝕」乃至「自然之死」。要克服人類中心主義和相應病症,就必須創造出每種生命都能獲得傾聽的話語平台。由於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已經從邏輯上完成了對主體特權的解構,生態批評家在超越人類中心論時可以更加從容地在特定維度上——人與自然關係——開展工作。在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方法運用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之維時,他們發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悖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卻自認為是獨一無二的。」(15)正是由於人在對這個悖論無知的情況下展開了征服世界的可怕競賽,生態圈的總體福祉才被破壞。對這個悖論的意識使生態文學家產生了深沉的羞恥感:「我是被叫做文明的可怕征服的一部分。我為我的物種和自己感到羞恥。」(16)在解讀《白色噪音》等20世紀80年代的後自然小說時,生態批評家辛西婭‧迪特英(Cynthia Deitering)以後現代主義的反諷口吻將人定義為「廢物製造者」:「廢物進入了人的自我,成為人的一部分,我們開始將自己的生殖角色理解為廢物製造者。」(17)人作為「廢物製造者」本身也是廢物,他在製造「自然之蝕」的同時在自我流放:在業已「衛生間化」的地球上,世界不再是家。(18)此類話語的極端品格造就出巨大的語言張力,揭穿了人類主體自主萬能的現代性神話,敞開了主體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進步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因而為新的話語平台——生態話語——奠定了根基。由此可見,生態批評的確「奠基於後現代主義式的對人類主體特權的剝奪」,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屬性。也就是說,它在邏輯起點處就屬於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



作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態度,後現代主義的最大價值是提出了知識的合法性問題。在後現代主義興起之後,任何話語都不能再假定自己天然地具有合法性,生態批評當然也不例外。儘管生態批評在解構人類主體特權的過程中已經為自己奠基,但它仍然會面臨新的合法性危機:1、以生態主義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學話語霸權,即,人以生態的名義說出不容置疑的規定性陳述;2、在試圖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時,我們仍然是人類的成員,依舊被人類作為物種的願望、利益、語言所規定,因此,生態批評會不自覺地受制於人類中心論的邏輯(如將生態理解為環境)。為了克服上述合法性危機,生態批評將後現代主義對元敘事的不信任態度指向自身,在不斷的去中心化活動中搭建可供各種存在顯身的話語平台。
在1998發表的《生態批評與小說》一文中,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在肯定生態批評的「後現代主義屬性」的同時指出了其悖論品格:它去中心,但在給非人類的他者以「聲音」時,仍將一種計劃置於自然之上。(19)這的確說出了生態批評的兩難境地:直接以自然的名義說話和替自然說話,都可能意味著將人類計劃(立場)置於其上的話語霸權。克服這種兩難境地的可能途徑是:盡可能地讓自然顯身,甚至暫時性地將自然設置為中心。《生態批評讀本》的主編徹麗爾‧格洛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ity)在為生態批評下定義時,就採取了這個策略:
     究竟什麼是生態批評?簡單地說,生態批評是對文學和物質環境關係的研究。正如女權主義批評從性別意識的角度檢驗語言和文學,又如馬克思主義批評將對生產和經濟觀察的意識帶入文本解讀,生態批評指向以地球為中心的文學研究。(20)
從以人類為中心到以地球為中心,文學批評的境界雖然獲得了提升和擴展,但它畢竟保留了對中心的設置,因而在後現代主義視野中只能是暫時性的策略而非終極性的方案:以地球為中心是否意味著相應的絕對命令?倘若對剝削主體(人類)的撤除是與客體(地球)的特權相伴隨的,那麼,這豈不是以新的特權代替了舊的特權而未消解特權概念本身?一種以克服主體特權為宗旨的文學批評流派又在支持新的特權概念,這難道不是在自我反對嗎?為了避免上述悖論演變為內在的邏輯病症,生態批評將「以地球為中心」理解為暫時性的判斷平台:
         這個過程自身就是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結合:傳統的給定的等級制被顛覆,等級制賴以建立的假定被去中心化,而一種新的暫時性的判斷平台在有限的再中心化過程被搭建起來。(21)
既然生態批評在話語實踐的某個瞬間搭建的僅僅是暫時性的判斷平台,那麼,它就需要不斷地對已有的判斷平台去中心化,以防止暫時性的判斷平台異化為新的話語霸權基地。在去中心化活動中,生態批評不斷擴展主體理念適用的場域,在將有生命個體理解為主體之後又嘗試著恢復靈性主體(animistic subject)概念,承認萬事萬物都是中心和目的,以便最終消解生命(生態)中心主義。即使是由於學科的需要聚焦於生態圈,生態批評也努力以後現代主義的多元化立場維持自身的活力,通過對生態多樣性的強調來防止絕對中心觀念的復辟。在這個過程中,生態批評要求自身完成從「大寫的自然(超越)」到「小寫的自然(世界中的個體)」的觀念位移,以讓具體的生命個體在生態批評視野中顯身。自然界(生態圈)本來就是個體復合體,以自然界(生態圈)為暫時的判斷平台意味著以無數個體為中心,任何話語霸權在其中都沒有存在餘地。由此可見,對後現代主義多元化立場的堅持是生態批評消解自身合法性危機的基本方法。
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方法不僅可以克服生態中心論所蘊涵的種種問題,而且有助於生態批評清除其殘存的弱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批評雖然以超越人類中心論為鵠的,但它畢竟是人類的話語實踐,因而時常不自覺地受制於人類中心論的邏輯。有的生態批評家仍將生態理解為環境,就顯示了人類中心論對他們的頑強支配。環境概念自在地設定了被環繞的人類中心,將生態批評定義為環境批評至少是弱人類中心主義的表徵。對於這點,多米尼克‧海德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先是區別開了強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工具態度)和弱人類中心主義(以人類為中心但不將自然當作工具),然後將生態主義定位為弱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人類的生態中心價值)。在做上述區別時,他為生態批評的弱人類中心主義傾向進行了獨特的辯護:「它是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統一。從這個角度看,生態主義的建構屬於後現代的組成部分而非對它的反動。」(22)這個辯護顯然是可疑的:將生態理解為環境仍將人類設定為中心,是人類中心論的殘存而非再中心化的產物。為了充分實現生態批評的可能性,必須對其殘存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進行解構,將去中心化運動進行到底。實際上,在生態批評的已有文本中,我們就可以領受到這種去中心化的清晰線索。威廉‧霍瓦斯(William Howarth)在《生態批評的一些原則》一文中,曾給生態批評下了更加寬廣的定義:
   生態批評這個詞所包含的生態學含義比人們通常所瞭解的更多,除非他們知道生態學在歷史上曾經突破了怎樣的銅牆鐵壁。Eco和Critic來自希臘文Okios和Kritis。在聯起來使用時,它們意指「家事裁決」(house judge),這可能令形形色色的戶外寫作者吃驚。(23)
家在這裡是不同物種的家,因此,人在進行「家事裁決」時就應該超越環境論乃至任何形態的弱人類中心主義。然而,當威廉‧霍瓦斯將生態批評界定為「一些裁決者的趣味」並說「這個裁決者希望家被有秩序地打理」時,弱人類中心主義——人被當作自然之家的裁決者——還是顯現出來。(24)顯然,將生態批評理解為「家事裁決」所建立的仍然是過渡性的話語平台,其中的弱人類中心主義依舊需要克服。在生態批評界內部,已經有人對上述定義繼續去中心化:
         一些學者喜歡生態批評這個術語,因為它短小精悍,且易於轉化為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態。另外,比起enviro,他們更中意eco,恰如生態學,生態批評研究事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人類文化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進而言之,在它的內涵中, enviro是人類中心的和二元論的,暗示我們人類處於中心,被不是我們的事物所包圍——這就是環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Eco-意指相互依賴的共同體,整合中的系統和不同部分的強聯繫。(25)
這個定義肯定了生態共同體中不同生命的平等品格,充分體現了後現代主義的多元主義立場。至少在目前階段,如此被闡釋的生態批評概念最大限度地敞開了其可能性空間。這表明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方法的確推動著生態批評的內在進展。作為回報,生態批評在實踐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主張時,也將更多的生態學理念置於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因而反過來對後現代主義——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在將自身納入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的過程中,生態批評明確地拒斥被稱作「後現代主義」的全球主題公園(global theme park),謹慎地從這個觀念群中尋找那些適於生態學而非消費資本主義的東西,僅僅將之命名為後現代主義。為此,它區別開瞭解構的後現代主義和生態的或重建的後現代主義,認為後者才能「尋找創造性和增長的機會,使地球和人類向可能性開放」。(26)這種對後現代主義的劃分方式或許可以商榷,但表達了一種明晰的建構意向——致力於「後現代主義的綠化」,為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增加生態學維度。
實際上,解構的後現代主義與生態的或重建的後現代主義並非兩個分立的流派,而是後現代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在解構人類主體特權的任務大體上完成之後,如何進行正面建構就成為後現代主義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從解構到建構是後現代主義內在邏輯進展的結果,而後現代主義對生態主義思想的攝入則為其正面建構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方向。前期後現代主義對元敘事和宏大理論的解構雖然創造了邊緣話語可能獲得傾聽的可能性,但其視野仍局限在人類內部。隨著後現代主義的發展,邊緣話語的種類不斷增多,自然也開始在後現代主義交響樂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後現代主義的生態學維度則因此生長起來。早在1971年,伊哈伯‧哈桑作為後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就曾如此言說這個思潮的關注焦點:
     後現代主義也許是對不可思議的世界做出的一種直接的或間接的反應,而後現代主義只有在極具預見性的時刻,才瞥見這一世界。確實,目前令我們關注的是,不是藝術的非人性化;毋寧說,是地球的非自然化和人類的終結。(27)
在以後現代主義註釋城市主義時,哈桑強調其生態學之維:「生態能動主義,綠色革命,城市重建,健康,在這裡,自然的一部分得到恢復。」(28)另一位美國學者查爾斯‧詹克斯也於1986年發表《什麼是後現代主義?》,明確指出後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繫的」生態學觀點。(29)到了1989年,英國學者史蒂文‧康納更加堅定地將生態思想定位為後現代思想:「人們已經以各種方式指出,生態學思想是後現代思想,因為它不是要我們將文化與自然的關係設想為同一的、附屬的或對立的,而是要我們將其設想為動態的、差異的、相互交流的。」(30)在同一年裡,美國出現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聲稱「生態學為後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31)由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在後現代主義從解構轉向建構時,其生態學維度已經逐漸生長起來。生態批評既是這種成長的結果,又是其內在動力。作為聚焦於文學的生態學實踐,它促進了建構性後現代主義文藝觀的生成(後現代主義文藝觀的綠化)。
生態批評對後現代主義文藝觀的最大貢獻是恢復了自然乃至萬事萬物在文學中的主體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強調去中心、差異、多樣性、關係的文藝學命題。針對現代性話語將人當作「現象世界的唯一主體」的獨斷論,生態批評呼籲恢復靈性主體(animistic subject)概念,以消除文學中人類/非人類的界限。(32)在生態批評的話語場域中,自然中的各種生命作為不僅僅是文學表現的對象,而且是文學最原始的創造者。沒有眾多生命主體的互生和共生,文學就不可能誕生。生態世界是無數生命主體的家,這些生命主體以自己的方式說話,各種各樣的「方言」匯合成的世界語言是文學的源泉,因此,非人類的生命主體也是文學藝術的原始作者:
     綠色植物是地球上最有創造性的機體之一。它們是自然的詩人。(33)
既然如此,文學家就必須與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主體展開作者間際的對話:
         在自然的偉大網絡中,所有存在都值得認知,均可以發出聲音。由此出發,生態文學批評應該探討作者怎樣表現風景中人類與非人類聲音的相互作用。(34)
為了探討這種對話的可能性,邁克爾‧麥克道爾(Michael J. Mcdowell)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應用到文學批評中,試圖以對話模式取代現代文學中流行的獨白模式:「對話首先有助於強調對立的聲音,而非以敘述者的權威性獨白為中心。我們從此可以傾聽風景中被邊緣化的角色和元素。我們的注意力被導向在風景中聯合著的各種角色和元素的語言差異。」(35)在對話過程中,好的文學「不但要敘述自然,而且要提及——至少要暗示——自然的抵抗」,展示自然如何「抵抗、質疑、逃避我們試圖強加給它的意義」。(36)顯然,這種對話模式在文學層面實現了後現代主義對差異、多樣性、去中心的強調,演繹了生態批評建構後現代主義文藝觀的可能路徑。對話作為語言層面的交流是不同生命主體的交往形式之一,它牽引出不同生命主體更深層的互動關係。如果我們將不同生命主體的互動理解為遊戲的話,那麼,人在其中的真實角色就既非犧牲品,又不是剝削者,而僅僅是遊戲的參與者。自然在這個過程中不是「供人類演出的舞台」,而是「戲劇中的演員」。在這樣的世界觀中,文學必然由人學昇華為不同生命主體呼喚—響應/傳達—領受的遊戲。人僅僅在將這個遊戲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意義上是文學的作者,文學的最原始作者是生態圈中的無數生命主體。作為被無數作者成全著的作者,人在創作時已經在接受前者的呼喚和委託,理應將自己投入到成全和被成全的基本運動中去。這種成全和被成全的基本運動造就著無數生命主體共同的家(okios)即生態圈(eco-sphere),因而以生態的(ecological)的立場進行創作是家事裁決(house judge)的必然要求。為了完成符閤家的根本利益的家事裁決,生態批評才推舉出以所有生命個體為主體的後現代文藝觀。
在恢復了非人類生命的主體地位後,文學必須重新勘定自己的領域。被現代性支配的批評理念將文學定義為對社會生活(包括人的精神生活)的呈現。在這種文學觀中,「『世界』是社會的同義語」。包括解構主義在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雖然力圖超越現代文學觀,但仍主要以種族、階級、性別為關鍵詞,非人類世界在其中依舊處於缺席狀態。生態批評意識到了後現代主義文學觀的上述欠缺,將「『世界』概念擴展到生態圈」,令邊緣、中心、差異等後現代主義範疇有了真實的生態學所指。(37)既然世界概念已經擴展到生態圈,那麼,文學就必須由對社會生活的呈現昇華為對各種生命主體交往活動的展示。在目前的階段,生態批評主要在人與自然關係維度演繹了這種「在現代性之外」的文藝觀:
生態批評家和生態理論家通常這樣提問:在這個十四行詩中自然如何被表現?在小說的情節中物質系列扮演什麼角色?在這個戲劇中體現的價值符合生態智慧嗎?我們對大地的隱喻如何影響我們對待它的方式? 怎麼能將自然寫作當作一種文體?在種族、階級、性別之後,場所(place)是否應該成為新的批評範疇?男人所寫的自然與女人所寫的自然有什麼不同?文學自身以怎樣的途徑人類對自然的關係?曠野概念在過去的歲月裡是如何變化的?生態危機以何種方式和在何種程度上進入文學和通俗文化?(38)
不是籠統地談論自然,而是細緻地追問場所、曠野、大地在文學中的意義,如此這般的文學觀不但體現了後現代主義對差異、多樣性、去中心的重視,而且賦予了其具體的生態學內涵。作為後現代主義文學觀的生態學維度,生態批評雖然強調「對文學的閱讀、寫作、教授可以在生態圈中創造性地發揮作用,指向生態圈的進化和健康」(39),但並不主張回到整體主義的文學價值觀,因為它所說的生態圈是差異的培育者、無中心的開放體系、眾多生命主體的復合體:「生產性的和穩定的生態體系將毀滅性的侵犯降到最低,鼓勵最大限度的分化,試圖在其成員間建立平衡……。」(40)既然生態圈注定是差異的代名詞,那麼,單一物種——人——試圖在千萬個物種曾達到複雜平衡的地方佔據統治地位,就必然產生悲劇性後果,所以,文學必須找到兩個共同體——人類共同體和自然共同體——共存、合作、繁榮的基礎。在以文學維持生態平衡的行動中,人應該發展「交互自我的理性」,激勵對生命共同體的參與,以使世界文化和地球生命具有先前自然所不可比擬的豐富的多樣性。由於地球只是銀河系中的一顆普通的行星,因此,生態批評最終關注的問題是「星球性、星際間的」。這種生態思考的宇宙論背景不僅意味著文學場域的擴張,而且也暗示了後現代主義重新勘定自身邊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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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者強調生態批評的鬆散品格,甚至聲稱它沒有共同的準則意識和世界觀。(41)在我們用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考察生態批評後,這種說法的欠缺就顯現出來。雖然生態批評現在還缺乏體系性的理論闡釋,但我們在考察它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時卻可以清晰地發見其深層邏輯。作為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的構成,它將後現代主義對差異、多元化、去中心的強調具體化為對生命多樣性的重視,並因而建構出後現代主義文藝批評的生態學之維。如果說未來的文學應該在總體上存在於「現代性之外」,那麼,生態批評則是展示這種可能性的實驗。隨著後現代主義文藝觀加快從解構到建構的轉向,生態批評的意義將被更多的人所承認。

   (原載凱迪社區200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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