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社會】
張忠棟教授與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
作者：潘光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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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師張忠棟教授早期是研究美國史的專家（特別側重於「中美關係史」領域） 。然則，像他引述美國學界解釋冷戰起源的各種趨向 ，或如對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淵源的討論，更從美國「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思潮的寬廣脈絡進行探討，非僅只著眼於亨利．佐治（Henry George）與孫中山的思想關聯 ，都顯示張老師研究工作的廣角視野。不過，在張老師的學術遺產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深富意義的，則是以胡適為起點，對於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系列研究成果。 一九八○年代初期，張老師涉足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之始，這個研究領域並沒有可觀的成果。以廣被推崇為自由主義一代宗師的胡適為例，那還是一個連他的著述編年的基本成果尚且頗有闕憾的時代 ，如何能期望「胡適思想」的園地開出燦爛的花朵？是以，除了一部尚具規模的英文研究專書外 ，中文世界裡有一定水準，可堪誦讀的學術專書，屈指可數。反倒是胡適個人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口述歷史」計畫遺留下來的《胡適口述自傳》 ，及此書譯註者唐德剛的《胡適雜憶》 ，更為一般想要親近胡適的人身造型及其思想的讀者，開展了一個豐富的世界。張老師是在舉足憑藉惟艱的年代中，以胡適為起點，開步邁進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領域的。等到他向我們告別的一九九○年代末期，竟已是足以容人貪婪地閱讀各種文獻，一窺這個領域之源流根脈的時代。文獻資料大量出土以後，賸下的就是研究者本身的心智的探險工作──如何解析分疏文獻意涵，釐清設定其時代意涵，就此提上了研究者亟需面對的日程。 二． 張老師開展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領域，起步於析論在1930年代中日緊張關係背景下，胡適對因應日本侵略中國交涉事宜的意見；復次，重行評價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的表現。嚴格說來，仍皆未脫離研究中美關係史領域的「本業」。然而，由於現實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自1979年台美斷交，帶動台灣內部政情的轉變，時常在報刊發表政治評論的張老師，遂對胡適當年的政治意見也產生了強烈的研究興趣，於是漸次脫離中美關係史的領域，進一步探索胡適的政論（《胡適五論．自序》），述論胡適自從1922年5月《努力週報》創辦以降，直至告別人間的政治言論和活動。此後，張老師更直道而行，陸續探索殷海光、雷震等等自由主義人物艱苦寂寞的生命旅程。辛勤多年，費心耕耘，集結成《胡適五論》 與《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 兩部專書（後者因絕版之故，於1998年增訂改版，添加兩篇文章：描摹夏道平與殷海光交誼的〈夏道平與殷海光〉、悼念傅正先生的〈永遠活在眾人心中〉，更易書名為《自由主義人物》 ，再度問世）。集而觀之，對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艱難歷程而言，這兩部書是可以指引後世學人識其大道所向的藍圖，藉之立基，從而繼續開展與深化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與思潮的探索工作。 在《胡適五論》出版以前的「胡適研究」中文論著，一方面受時代、環境的限制，未能倡所欲言；一方面也受限於資料，難能依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重建史實，自難有佳構宏作。楊承彬的《胡適的政治思想》 ，在析論胡適的某一觀點（如「民主」）之際，既未考察胡適發言的時空背景，復將胡適不同時期的言論並冶一爐而同為佐證，殊為不當。傅豐誠\的〈理想與實證的結合：胡適的政治思想〉，亦有同樣的缺陷 。 相形之下，《胡適五論》突破了既有的限制，不但依據斯時新始問世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主要是三大冊的《胡適來往書信選》 ──重新勾勒胡適在外交與政治方面的活動和意見，對許多由於政治因素而致諱莫如深的課題，則秉史家如椽之筆，直書無忌。在「胡適研究」的「復興」浪潮裡，張老師的研究，實位居新起浪頭的第一波。 就「胡適研究史」的角度觀察，「胡適研究」得以呈顯出一幅欣欣向榮的局面，各種資料文獻的出土乃是關鍵所在，《胡適來往書信選》的問世則為其起端。這套書涵括的大量私人信函，塵封多年，它們的重見天日，對增補胡適個人的生命活動史，亦或探討與胡適相關的人物、事件，都甚有助益。然而，史料本身是不會說話的。史學研究者固可據之點石成金，卻也可能製造出歷史神話。史學研究者的慧見與膽識，更決定了歷史「真相」的重建及其信度。 張老師在1980年代中期起，開始陸續發表研究胡適政治言論的成果。當時台灣仍還處於戒嚴時代，黨國威權體制雖然已逐漸鬆動了，但是，「儒以文亂法」的帽子，在學術文化界裡仍有相當的殺傷力。被戴上「四大寇」帽子的張老師，描述胡適對國民黨政府訓政體制的批評與抗議，敘說胡適爭取言論自由、要求保障基本人權的呼聲，難保不被聯想為「以古諷今」。畢竟，對既存政權來說，那一頁企圖弭扼自由、壓迫人權的歷史，並不怎麼光彩。在戰後台灣威權體制之下飽受壓制的雷震和殷海光，他們的苦難道路，更是足可控訴既存政權不義的證據。描述自由主義人物的苦痛歷程，其實蘊涵著讓自己蒙受同樣苦難的可能性。 所幸，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黨國威權體制終於被迫走向形式崩解的結局。在這個過程中，張老師陸續問世的研究成果，以嚴謹的學術規範為基礎，引據直書，無所忌，無所諱。然而，揭穿黨國威權體制一貫「英明偉大」的真相，讓人得到可以跳脫出政治神話囚籠\的思想刺激，未必是人人都能適應、都能做到的事。張老師奮筆直書雷震和黨國威權體制分手的開始，竟即引起質疑，甚至要以己身的經歷來「澄清往事」。面對要求不該拿「今天的社會水準和道德眼光」評判往事的言論，張老師不免嘆道 ： 問題是紛擾已起，檢討過去的要求已經提出，愈要大家不問，大家愈是要問，事情不弄清楚，不作合理的交待，大家愈是感覺無人負責，懷疑過去的錯誤還會重演。台灣處於轉變的時刻，一切急待除舊佈新，領導的人物必須以救贖的心情，勇於面對歷史的錯誤，糾正歷史的錯誤，然而才可希望一切力量再生，才可看到未來前途的光明。 那種呼籲「忘掉過去，放眼未來」的言論，其實是對受難者製造二度傷害。即便我們可以容忍那群製造苦難的劊子手不會受到任何的現實懲罰；但是，我們不該放任他們就此得以潛逃於不被訂在可恥的歷史十字架上的命運\。史學家之所以為史學家，而不是堆砌歷史資料的工匠，不是正該承負起「還他一個本來面貌」的職責嗎？胡適批判國民黨政府訓政體制的激烈言論、《自由中國》斥責「救國團不可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教育】之實」的正義之聲，都曾難見於青天。史家突破現實禁忌，儘可能精確地書寫過往歲月的紀錄，乃是萬馬皆闇的時代裡的正義之聲！後世學人開展治學探智、論人知世的歷程時，不當曲學，不該阿世，更不畏任何現實政治勢力。張老師樹立的遺產，永足式法。 三． 隨著大量史料的出土，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亦漸蓬勃，新作競出。就大趨向來看，這些新作主要以大量挖掘新出史料為基礎，在重建歷史脈絡、深描細節方面，都得以補充前此研究成果（包括張老師的作品在內）之不足，更添增了我們的知識，啟發我們的思考，各有其可貴的貢獻。 在「胡適研究」方面，張老師對於胡適在1931年到1949年間堅持民主的立場，舉凡以《獨立評論》為戰場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在國共對立的態勢裡強調「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在動亂中堅持民主〉，《胡適五論》），都有細致的描述。新史料的出土，則可以為胡適在這段期間的主張和活動添上好幾筆細膩的彩繪。例如，沈衛威對以胡適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組成「平社」的活動實況，所做的歷史重建工作，相當細致 ，他引用胡適的一篇未刊稿：〈我們要我們的自由〉 ，更彰顯胡適等人組成「平社」，企望力爭「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的用心 。周質平探討胡適對於民主的闡釋，則引用了胡適英文論著：“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也顯示出胡適關於民主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思考，也有訴諸「中國傳統」的面向。討論雷震與殷海光方面，張老師對雷震苦心經營《自由中國》遭受的連串打擊，有詳實的敘述（均見於：《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其中若干細節，任育德的《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 ，則大量引用收藏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震檔案》，更有細筆的描摹。例如，張老師並未著墨於王紀五對雷震的助力，任育德則大量引用雷震與王紀五的往來通信，更清楚地呈顯雷震經營《自由中國》的努力及其承受的橫逆。 在新史料出土的情境下，張老師的成績，確實有可以再補充的空間。然而，為學如積薪，後來居上，前人的研究業績，正是後輩百尺竿頭的起點。 四． 各種資料文獻的新出土，讓以「胡適研究」為起點的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欣欣向榮。不過，要讓這個領域有更好的開展，除了繼續挖掘新史料外，也該繼承既有的業績，使這個領域的史料能以比較完備的面貌問世。張老師的成績，在搜集史料的層次上，正提醒史學工作者應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例如，所謂「吳國楨事件」爆發後，胡適致函吳國楨，責備與反駁吳國楨對台灣政局的批判言論，吳國楨即致函胡適予以反駁。當時身在美國的殷海光曾致函胡適，表示對吳國楨對台灣政情的批判言論「如飲瓊漿」。胡適即致函殷，並將他與吳的往來書信副本都寄給殷海光。胡適的這封信目前並不難得 ，吳國楨給胡適的信、胡適致殷海光的信，卻相當罕見，只見於香港出版的《中華月報》，而殷海光給胡適的信，則尚莫知其蹤。張老師引據《中華月報》的資料，進行析論 。然而，目前世面可見的最稱詳盡的《胡適著譯繫年目錄》 ，或搜羅胡適書信尚稱完備、提供相當便利的3大卷本的《胡適書信集》 ，都未收錄胡適致殷海光的這封信；後進學人描摹胡適和殷海光的關係的新作，也不曾使用這批文件 。張老師的這篇文章，原先刊載在1989年出版的《文史哲學報》 ，後繼者若能細讀張老師的文章，自當可循線探訪，查出原刊出處而登錄、收編或引用的。 又如，張老師早就指出 ，殷海光曾以「梅蘊理」的筆名，點名批判牟宗三 。可惜的是，《殷海光全集》的編者，忽略了張老師的發現，故未收入此文。後繼學人，如李明輝，後來亦有相同的觀察 ，而相較於張老師重行建構歷史事實的論述，他更嘗試進一步分疏徐復觀與殷海光之爭論的理論義涵。 舉此二例，略可想見張老師的研究成果，並未為學界吸收。彌闕補漏，實待有意於這一領域耕耘的後繼者。以既有的成果為基礎，我們的步子自然可以更穩健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當然能看得更遠。 在張老師開展研究的時候，許多史料尚未公開。至今某些史料仍未重現人間，值得有心之士繼續訪求、公佈。例如，胡適為《自由中國》所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脫稿後，他不滿意，先後在1949年4月16日、1950年1月9日分別致函王世傑、雷震等人，要求朋友群再行討論 。這兩封信，目前可能保存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震檔案」裡；然而，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一書雖大量引用《雷震檔案》，但卻也未見徵引這兩封信；至於前述殷海光給胡適的信，張老師認為，可能還藏在胡適的私人文件之中。張老師的研究成果，仍還指引著後學細心訪求史料的方向。 張老師晚年依舊持續著注意「胡適研究」與研究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新資料與新成果。耿雲志教授主編的那一大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出版後 ，他要筆者影印全套目錄一分，以備對照檢索。中研院史語所王汎森教授主持「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筆者參助其事，他亦囑咐筆者注意其中的相關資料。張老師也密切關心一些新出版的成果。他曾經分別叮囑劉季倫學長與筆者，代為訂購歐陽哲生的《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 ，也向筆者推介閱讀中國學人章清的《殷海光》 一書，頗有好評。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張老師發起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紀念「五四」八十周年》的纂輯工作。他計畫以各種期刊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個人文集為對象，全面搜集、整理與選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資料，讓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研究成果，藉之得以結實纍纍。他發起的這項學術工程，事實上也深具開拓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的意義 。這套大書，歷經波折，終於準備分冊出版。遺憾的是，就在第一冊問世的前夕，張老師卻猝而逝世。在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研究領域中不斷撒播新種子的播種者，竟未能親睹百花齊放的亮麗畫面，思之心傷。 五． 綜觀張老師研究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成果，著力所重，大體偏於政治面向。長久以來，張老師關懷本土民主政治的前景，無所懈怠。學術關懷，自然與個人的政治思考密切相結。另一方面，政治領域內禁忌較多，迷霧重重，確實有待史家撥雲見日。相對的，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文化、學術活動面向，張老師就沒有留下多少成績。像胡適豐富多彩的學術、文化活動，張老師全未著墨。亦且，張老師的業績，比較侷限在重建史實的層次，讀者固然可以藉之得到對前此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艱辛旅程的真切認知，更能從這些論著的字裡行間，得到精神、道德層次的啟迪。然而，關於若干理論性的問題，諸如：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思想因素，使得自由主義（者）在現代中國＼台灣的命運\困舛多艱；現代中國＼台灣歷史舞臺上問世的自由主義，和源起於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兩相比較，又呈現出什麼樣的獨特風貌，等等，張老師的著述並未提供答案。顯然，進一步地從理論層面對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豐富遺產，深入探索、評估，尚有待於後繼者在盡可能逼近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開闢另一方寬廣的天空 。 張老師晚年病魔纏身，每每拖著病弱瘦小的身軀，以堅強的意志力，參加了不少文化、政治、社會活動，為台灣的光明前景，盡一切可能的奉獻。然而，他的身體狀況與類似的「外務」，也就不免延擱了必須投注持續而大量精神的學術研究工作。所以，面對一些新出的史料，張老師雖欲再行奮力以注，卻有力不從心之苦。像是資料蘊涵相當豐富的《胡適的日記》的手稿本 ，他即難能通讀一過，以補充前此研究的若干闕漏。記得在1992年秋、冬之際，張老師在台大開了《胡適研究》這一門課程的時候，筆者利用這部書查出胡適於1932年11月28日首度和蔣介石碰頭的記述 ，當時張老師就頗有感觸，說他已經很難逐頁細讀，一一做卡片，所以也不能在書中把這一段補充進去了。 然則，張老師晚年依舊努力不懈，以病弱之軀，完成了最後一篇力作，詳縝描述《自由中國》的兩大言論台柱：夏道平與殷海光的交誼 ，特別著重敘說夏道平在殷海光逝世後，持續宣揚自由主義理念的工作成績，成為理解夏道平先生晚年志業的最佳憑藉。可惜的是，張老師晚年的論著，諸如〈離開權力核心的雷震〉、〈雷震與反對黨〉與〈夏道平與殷海光〉等文，受限於精神和體力，都難能一一核查詳註史源所出，讓初涉此一領域的後學，無法藉此得以進一步親近原始資料，不免略有闕憾。 六． 目前，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特別是胡適──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重新被「發現」了。無論是原始文獻亦或探討成果，連篇累牘，目不暇給。對一般想要認識這些人物的社會人士來說，張老師的研究業績，立論嚴謹，不乖離史實，亦且論述明快，沒有玄虛的理論，正是向歷史尋求智慧，反思我們的政治生活來時路的最好憑據。對想要進入這個研究領域的晚輩學人而言，以張老師的研究業績為認識基礎，建立關於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生平、活動的大脈絡概念，並更有效率直探史源所在，自然能夠比較輕易地入其殿堂，觀其百官之富，識其百宮之美，再透過相當程度的思惟訓練，在研究的過程中，使自身的思辨力與想像力與史料互動，逞馳無限，假以時日，必然可以在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的研究領域裡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懷往往密不可分。張老師的學術研究和他個人的生命歷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也積蘊著中國脈絡裡的自由主義，如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根永固、開花結果的潛在動力。從外在形式觀之，張老師透過對胡適等自由主義者政治理念和主張的研究，當然深具證成英國史家卡爾（E. H. Carr）《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之論點：「歷史是史家與過去的無窮盡的對話」的意義 ；對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艱難歷程的探索，固然讓張老師的生命實踐活動得以找尋自我認同的依據；他們的關懷所在和努力所求，則也是張老師寄託所嚮與奮鬥所祈的歷史根源。只是，在前一世代的自由主義者常常就此止步的行動實踐層次上，張老師以具體的關懷與行動，和台灣本土相連共持，徹底地超越了他們，樹立了新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典範。 未來的研究者或將可以藉由對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歷史命運\的研究，擬構出一套這種那種的社會理論，自成一家之言；然則，張老師身體力行，不輟無悔的現實生命力量，能否遠傳永續呢？自由主義者翹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古道今顏，斯人已遠，典範長生。張老師的身教與言教，正啟示著我們未來的道路，也是鼓舞著後代奮力以進的精神泉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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