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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的难产，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关心中国政治和未来政治改革的人来说，都在思索和分析此次选举风波给以的启示。以前笔者曾写过“透视民主的神话”一文，旨在分析民主大跃进的害处，特别是拉美和东欧一些国家激进民主后，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与国家经济的倒退。有人就说为什么只看到民主化不顺利、不成功的国家，为什么不看看美国呢。这个问题，其实集中地体现了许多人对民主抱有的一种错误偏见，那就是美国的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最完善。如此就将国家强大与民主化优劣等同起来。接着就是列举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成熟标志了。
为什么说这是偏见呢，让我们先看一看，玩弄这样的误导推理的事例。比如在台湾总统选举时，李远哲为什么要挺陈水扁呢，他有一个非常诱人的说法。他以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现身说法，说美国的民主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政党轮换。这种说法的前提假设就是民主成熟就是向上的力量，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欺骗性的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并不然。看看日本就知道，日本实行民主选举以来，就从来没有过政党轮换，而且许多民主化指标是西方各国中最落后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看一看台湾的现实，对照一下李远哲当时描述的政党轮换，向上之力的民主美景，能不说李远哲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吗！
且慢，有台湾朋友会说，目前的情况只是暂时的，台湾的民主化有个过程的。但是笔者个人对台湾民主化前景不是很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透视美国式的民主以后，就可以看到那些真正促成美国强大的、稳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精神的专制机制，并不存在于台湾现状之中。以前，笔者写了“一个理想与现实：聆听历史的声音”所列，就是基于一个宗旨，那就是只有科学与公正地看待历史，吸取前人和他人的教训，才能少一些幻想，多认清一点现实。
先让我们从一些历史数据中看看美国是否是最民主化的国家，如果这些数据说明美国不是最民主化的国家，那么美国政治中那些不民主的部分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让事实说话
根据92年出版的，由Michael Wolff主编的“我们所在的位置（Where
we stand）”一书中的资料，来看一看美国民主制度在西方各国的位置。
1、投票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选民的参政意识与民主素质。美国位列倒数第二，以合格选民之49%的投票率位排在第20位。今年的总统选举也只有略过50%的选民投票，排在第18位的法国之70%还相差很远。
2、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也就是说是否每人的选票可以公正地反映出来，其中一个指标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比如在美国，投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票占全部投票的94.4%，而两党却占了全国的议员席位。那么不公正指数就是5.6，美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排在第12位上。
3、权力分配的民主性。以1945年以来，在国会中占有席位的平均政党数。得分最高的是芬兰，国会中平均
有5个党派占有议席，而美国得分最低（1.9分），排在第20位。只比独裁政府好一点，堪称两党专制。
4、男女从政的民主性。这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女议员在国会中的比例。前苏联与挪威以超过34%的议员是女性名列一、二名。美国只有5%的女议员，而名列第23位。日本则排在最后的26位。另一个指标是女性有选举权的前后名次。新西兰妇女在1893年拥有选举权而排名第一。美国妇女到1920年才有选举权，排名第15位。
5、黑金政治度。竞选总统的所需金额是美国以九千万美元排第一，高出第二名法国近三倍多。而议员选举则日本花费最大，平均450万。而美国排名第二，也需要近400万。第三名是荷兰，选择议员的花费是4.5万。可见日本和美国的议员选举的花费差不多是其他国家的近百倍。
另外一个相关指标就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事件，于1980到1991年间，法国以43件，英国以24件，美国以19件政治谋杀案件而排列前三名。
6、政坛清廉度。以1945年来的重在丑闻次数排名。挪威以只有1件重在丑闻排名清廉榜首，而美国以53件重大丑闻，敬陪榜尾（第16名）。
7、容忍异己度。美国的极右党派成员数量排在第五位；极左党员数目排在第七位；绿党成员数列出的前十名中没有美国；而共产党员数目，意大利以80万共产党员排列第一，日本以47万党员排名第二，法国有20万共产党员而排名第三，美国以6000共产党员排在第十四位。许多比美国人口少的西方国家，其绿党和共产党员数目都比美国多。
8、公民自决权（Vox Populi）。指的是一些国家大事与政策交由全国公民投票公决的民主制度。瑞士以平均每年169次全民公决而排名第一。澳大利亚以每年18次全民公决名列第二。美国以零次全民公决权而排名最后的第20位。美国的大小国事决策均由议员和联邦法官决定，从而争夺议会多数，任命倾向某党的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联邦法官是两党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核心战。有关这一点，以后再细说。总之，美国在全民政治的民主化上是远远落后的。
9、政党轮替度。这由两指标来反映。一个是政府的重大改变度，如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轮换。在1976至1991年间，瑞士以13次重大轮换排在首位，而美国以3次重大改变排在第15位。而日本根本没有改变，榜上无名。另一个指标就是1950年来，各国换了多少次最高首脑。瑞士以更换42次名列榜首，日本虽然只有一党执政，但其更换首脑的频率倒也不慢，以14次排在第7位。而美国以9次排在第13位。
以上几个方面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民主救星”自居的美国，并非最讲民主的国家。这些数字虽然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面，但是还没有让人看到最实质性的一面。下一篇将追踪美国的历史，通过历史表象后的现实，揭示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种种幻想。让人们看一看美国的政治是不是象他们的政治家鼓励别的国家那样，不顾历史条件，经济发展，以及政局混乱的局限，将民主公正放在最高的价值之上呢。让我们看看美国在选举制度上的争议，以及有过的改革的偿试，最后为何要倒退。看看美国的金钱民主为何而起？为什么愈演愈烈？看看美国的投票率什么时候高，而为什么会降低？到底是哪些人不参加选举，从而看出美国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
选票上的玄虚
在上一篇之中，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了美国式的民主实在不是他们自吹的那样公正合理。而这次总统难产引起了其它西方国家的讥讽，大都集中在指出美国的选举制度比较落后，主要体现在非直选的选举人制度和一票只选一候选人的传统选票方法。让我们看一看，这两种落后的选举制度暗藏有什么玄虚。
大伙都看到了美国人手忙脚乱地重新计票，又花更大的精力来人工计票，算来算去，只有区区几百张的选票的差别。这点差距相对于戈尔在全美羸得的数万票的多数，就牵出了谁的选票更有代表性的公平问题。再加上每个国家都可能存在的或多或少的计算误差，或是少数地区的舞弊现象，或是象棕榈郡的选票设计上的故障导致的数千选票误投，最后不管谁当选总统，肯定会有很多人心存不服，觉得不公正，不合理。人们会问难到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避免这样的劳命伤财的局面吗？答案是已经存在更为合理的方法。更有趣的是，这种称之为“一次性选出”（Instant-Runoff
Voting）的投票方式，早在1870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Ware教授发明的。1918年首先被澳大利亚用于国会选举。1940年以来，被用于伦敦市长的选举。
前天（11月14号）的华尔街报道就列出了一份这种一次性选出的选票图样，说这种选票的使用就像数1、2、3一样简单。并以1990年的爱尔兰总统选举的情况来加以说明。那年Brian
Lenihan得到了44%的选票，超过了得到39%选票的Mary
Robinson，另一位候选人Austin Currie得到了17%。最后的当选总统的是Mary
Robinson。因为三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票。Austin
Currie就出局，属于他的所有选票，按第二选择分别划给前两者。结果Mary
Robinson以53%的选票当选。
华尔街的报道说，如果采用了这种选票制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重新记录的麻烦了。将第一选择给了改革党的布坎南和绿党的纳德的那部分选票按第二选择分别计给布什和戈尔。两者的差距不但会拉开，而且消除纳德暗帮布什的指责。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一种更为公正，合理，更符合民主精神的选票方法反而没有在其发明的国家被采用呢？
事情的真象是，这种投票法早在1936年就在纽约的选举中使用过。然而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害怕其他政党，特别共产党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而惨遭遗弃。1975年在密西根的安伯拉（Ann
Arbor）的议员选举中又曾使用过一次性选出的方法。民主党议员通过第二选票而当选，这使在第一选票领先的共和党人愤怒万分，而这种选举制度又很快被封杀了。
目前绿党总统候选人纳德就在呼吁采用这种更公平的一次性选出的选举法。在阿拉斯加，上个月就有一份三万多人签名的呼吁书，要求采用一次性选出的投票制，因为这种选票法不但更民主，比较利于让小党和少数党进入议会之中。
从一种在美国发明的、既省钱，又省力，又公平，又合理的选票制度在美国的遭遇，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两党政治家们的苦心算计。然而在这次围绕重新计票的风波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布什和戈尔口口声声都说自己是在维护美国民主。戈尔要求重新人工计票，说是选举的成败其次，重要的是维护选民的权利和公正。小布什则说人工计票误差较大，将有损民主选举的公正精确，不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政治的稳定。其实都是叶公好龙！
从选举人团制看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
通过这次大选，越来越多的民意主张废除选举人团制（Electoral
College），因为它违反了民主政治的许多原则。
当我进一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产生和演进，以及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的作用后，我却觉得它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举世无双的创新之举，是依据美国当年的历史条件与现实而创建的。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多非常有用的东西，那些真正让美国不断扩张，不断强大起来的机制。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读完1997年美国众议院一个负责美国宪法修改的委员会就选举人团制的修改举行的听证会上四位发言人的演讲后，才对美国政治的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表面上看，这一陈旧的选举法是多年来是普遍民意要求废除的，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再次引起人们对选举人团制的不满。
据一篇资料说，国会曾上百次试图修改和废除这一方法。但是这次听证会上，却是只有一位政治学家赞成直选，另外三位主张保留选举人团制，其中一位表示可作部分修改。让我们看看反对者和赞成者各自的理由。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就是这一制度十分不民主，可以从以下几下方面来看：
1）违反了票票等值的基本原则。戈尔比小布什在全美多得到了数万的选票，然而却因佛罗里达的数百票而不能入主白宫。这是显性的看得见的票票不等值。
2）违反了代议制的区域代表的民主性。比如说七个人口较少的农业州，拥有与佛罗里达相同的选举人票数(23票)，但是佛罗里达州的人口却是这七个州人口总和的近三倍。这是隐性的票票不等值。
3）选举人票分配的不民主性。在每个州的选举中，胜出者夺得所有的选举人票，哪怕像小布什只有微弱的优势。这使得那些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根本得不到与他们的民意相符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说，除非其他小党能在一州之内，取得超过两大党的票数，否则就没有利用选举人团的票，在政治权力上讨价还价的余地。
4）这一制度削弱了民众的投票热情。比如说，保守势力强大的，传统上属共和党的州内，许多一般倾向投民主党票的新移民可能根本不去投票，因为知道民主党取胜的希望很小。那些支持小政党的选民也可能因胜利无望而放弃投票。同样，作为总统选择人，就会放弃去一些州听取选民意见，只将重点放在一些有希望取胜的州上。
5）按国父们的设计，宪法中并没有法定由选民选出的选举人，非得要将票投给按多数选民中意的候选人。历史上也有多次发生了选举人另投他人的事，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那么赞成选举人团制的发言人又强调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主要是联邦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和维持两党政治的原则，没有一个人强调民主的原则。
1）体现联邦原则就是指选举人团制，让那种能与多数州的政治利益达成共识和联盟的人当选，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样单一地方势力集团的代表人就难以当选。一位发言人说，多数民意要求废除选举人团制，那是因这他们注重的选举的那一刻，也就是说是选举的前端，而国父们注重的选举的后一端，选出来的人的质量。要保证选举贤能者。选举人团制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另一方面，就是缓冲新移民和新的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冲击。我们看到民主党胜出的地方，如加州，纽约，新泽西等都是黑人和新移民较多的地方。要是直选的话，新移民的投票热情还会高涨。民主党的登计党员就要比共和党多，但是选举人团制，使许多人口少，以白人为主的州拥有更多的选举人票。正是这些，美国由十几个州，扩张到五十州，是其初始的数倍，却始终能以少制多，以我为用，同化异己。
2）分权制衡的原则就是以民众选举来制衡精英政治的集权独裁的出现，而又以选举人团制制衡民粹主义，集民众狂热者的出现。美国政治制衡的原则还体现上，在大众民主政治与精英民主政治之间，更倾向精英民主政治。选举疏通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但是选举人团制又如防火墙挡住了民粹主义的狂热。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佛罗里达的计票之中，我们看到法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发生主要冲突时，不是由民主公投来解决，而是以法庭来断定。这更有利于精英政治的稳定性。这次事什的发展就可从报纸上就可能看到，读者们等着法院的判决，还是两边都觉得有希望；最后是等着最高法院的判决，每次都要等上好几天。大家的热情都越来越降温了，一个电脑工程师在采访时就是，他只希望早点结束，已经没有心思再关注此事了。
3）维护两党政制，正如一位在听众会上发言的，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Judith.Best直言不讳的：废除选举人团制将削弱和破坏两党政治的局面（weaken
or destroy the two-party system）。他说：两党政治是我们大都希望支持的，是国家稳定的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有助达成联合与一致的（most
of us want to support the two party system-a major source of national
stability and a consensus, coalition building system）。更重要的是，选举人团制使国家在民主与效率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美国历史上有二个第三政党曾获得过选举人团票，包括另一些政党也对共和党与民主党造成过冲击，但是都被两党以吸纳其他政党的政见，和收编他党的骨干而将危机化解，这体现了一种对民意的认同，与此同时又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凡事民主投票，就没有效率；而没有选举，又难以化解矛盾与冲突，不能及时赶走无能的总统，这样同样会没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象这次选举，无论谁上台，都获得了270票的多数，好像有一种民主多数来统治的合法性。其实却是一种维护稳定的必要的假像。因为不管是谁当选，大都只获得合格选票的25%多一点，全部投票的48%多。这在许多国家是不可能执持的，能与获得4%选票的改革党和绿党，组成联盟者，才能执政。这样的联合政府，虽然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必然是不稳定和低效率的政府。而在选举人团制的情况下，就有了超过半数选举人个这样的危险时期。
归纳一下：从选举人团制度的设计，其演变，到围绕废除这一制度的争议，可以看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以民主为其基本核心的，而是将有限的民主选举作为一种制衡与维护美国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与有效扩张的手段。研究这一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中国政治家的启示是，不要让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脑，要看到特定的国家内、国际间的社会现实。美国的建国者们难能可贵地从预视未来政治冲突的各种角落来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在理想与现实间，在民主、平等与自由、效率间保持某种平衡，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选举投票率看如何左右民主
对于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投票率很低，有个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美国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投票。然而统计数据却不同意这种说法。
历史学家William Chafe在其记述战后美国历史著作“没有完成的旅程（The
unfinished journey，1995）”一书中（第三版，P458）对投票率低下作了仔细的分析。在1968年到1976年间全国所有选区中投票率最低的就是纽约市的两个贫民区，分别为18.8%和21.8%的投票率；相反投票率最高的是芝加哥一个最富裕的区，投票率高达70%。在意大利，只受过不到五年正规教育的民众的投票率高达75%，而美国的同等人群只有8%参入了投票。纽约市的投票率由1960年的63%，下降到1976年的42%，其中75%的不投票的人是蓝领工人和低薪服务业人员。
作者指出，随着社会低层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并选择完全脱离政治参入。这使得美国的选举变得有为数越来越少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阶层所左右。民意调查指出，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认为“政府大多数时候做得对的”的人从56%降到29%。认为“政府官员是能干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的人从69%降到29%。相反认为“国家事务是为少数有钱人的利益，而非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人由28%上升到65%。另一组民意调查（Harris
Polls）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1966年，只有45%有的人相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到1977年，相信这一点的人上升到75%。而相信管理国家的人根本不关心自己的人，由26%上升到达60%。
在回答为什么不参加选举的问题时，大多数认为选举不会有任何作用。投不投票都没有任何区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决策由少数精英掌管，而选举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改变正在发生的事（More
and more Americans，it seemed，ha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olitical
decisions were made by a small elite，and that elections had little
chance of changing “what really happens.”P459）。
为什么会这样呢？Chafe指出，那是因为民主党放弃了替下层社会大众说话，为他们争取利益的做法。但是民主党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草根选票呢？Chafe没有说，但是最近另一个学者基于对近二百年投票率研究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解释。
在这个月出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23页，2000年11月），以“投票率Voter
Turnout”为题，介绍了Emory大学研究投票率的著称的Bill
Winders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他对1820年以来的选举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中附有历年来南北双方的投票率和全国平均投票率的起伏曲线，并得出了投票率起伏的原因：当精英们，北方工业利益集团与南方农场主集团的内部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而不可调和之时（注意是精英间，经济集团间的冲突，而不是老百姓的冲突），就是他们争相鼓动工人、农民等老百姓参加投票的时候，这时往往投票率上升；当经济权力集团内部达成共识之时，民众就被冷落在一边，投票率就降低。
Winders举例描述了近百年来，四个时期内，主要权力和利益集团在决定投票率高低中扮演的角色。其第一个例子是在1896-1924年间，北方工业集团与农民大众，罢工的工人和难以控制的新移民冲突加剧，与他们南北战争时的对手达成协议：北方工业集团可以任意处置那里的“动乱”，而南方农场主集团则达可以利用威胁，选举税（要投票先交钱），文盲测试（通不过考试，没有投票权）来重新控制以前的奴隶阶层。这个时期，南北方的投票率骤减。
第二个时期是1928-1940年间，前20多年间的压迫，导致了1929年前股市崩溃前的极度繁荣和泡沫，然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引发火爆性的工会抗议活动和大众抗议示威。到1933年失业率高达25%，政局日趋不稳。这在北方工业集团和南方农场主集团各自的内部引发了较现实与保守势力的分裂。利益集团中较为现实的部分支持，至少不压制草根阶层，工会和大众组织投票。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联盟，这就是罗斯福的新政联盟。而联盟的每个成员都有收获：工人得到了工会和较好的福利政策；自由派工业家得到了有利于经济的政策；南方农场主则得到了农业补贴。
第三个时期是1948-1968年间，工业化的扩张，使得北方工业集团与南方农场主集团发生了利益冲突（如高速公路建议的土地问题等），北方集团开始鼓动南方的黑人抗议活动，增加了黑人的投票注册。1965年国会通过了投票权法案，禁止南方以投票税和文盲考试来限制黑人投票。而南方农场主集团为了抵制黑人投票率的上升，努力鼓动下层和工人阶层的白人参加投票，这样这段时间的投票率就上升了。
第四个时期就是1968年后至今，投票率不断下降，到98年中期选举的36.7%的低水准。Winders指出，在30年代到60年代的精英集团的分裂不在存在。特别是南方农场主已经企业化（agribusiness），变成与北方工业集团有了同样的利益，比如都支持自由市场政策。此外是北方集团与历来反对工会的南方集团，开始合手对付工会和60年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
Chafe在其“没有完成的旅程”的序言中，以一个政治历史学家的敏锐直觉指出，战后的美国政治以1968年作为一种划分点。在读Winders的文章以前，我看不出Chafe的论点有什么必然的基础，认为那不过是他的一种感觉而已。现在想来，他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他在此书的后记中不无遗憾地总结：他认为美国战后有三个时期存有历史突破和进步的机会（turning
points）。我的理解他指的突破点就是使美国政治突破利益集团控制的怪圈，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步。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1940年，第二个时刻是1963-1964年间，第三个时刻是1968年，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机会先后一一错过，而1968年标志着他心目中的民主进步势力的没落，而保守势力的登台。这一趋势一直到他1995年再版修改的时期，这次大选更证实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由美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的选举的投票率的起伏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表象后面，那些左右着政治选举和决策的力量。这为人们分析政治与现实提供了另一种角度和视野，但是如果Winders对投票率起伏的解释要成立的话，那么得交待一下，利益集团是如何来控制民意和左右选民的，这是我将在下一篇中介绍的。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让我们从分析投票率变化的深层原因，讨论一下它对当前的世界与中国形势的认识有些什么样的启发。首先看目前的美国，重回了1896-1924的时代，保守力量和利益集团空前的一致。一个只得了25%的选票当选的总统，意味着背后存在着75%的沉默的大多数。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形势极其类似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那个自由主义的盛世，为了占领全球的市场和更多的资源，每个国家都在放松经济的管制，在效率和利润的名义之下，让资本家和精英们恣意狂欢和掠夺。这样的盛宴还会维持一段时日，只要美国能从海外和全球市场得到足够多的利润，沉默的大多数能够水涨船高之下的分到些许利益，就还会有一段歌舞升平的日子。
但是危机的种子早已存在了，正如Chafe指出的：里根的执政给美国的未来留下了巨大的祸根，其大规模削减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并以前后上兆亿的军费投资（如星球大战），巨大国家赤字之后的资源流入军工和其他利益集团，这不但在许多大城市造成了实质性的贫民窟区域和更多的贫穷阶层。让他以后的总统，面对赤字、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的需要，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不可能真正着手解决威胁着美国社会的两大难题，也就是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的改革，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代价越来越大。克林顿当选后，在国会的压力下放弃了当年改革的承诺。戈尔若当选，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同样会不了了之。如果小布什上台，加上控制着参众两院，只会如里根当年一样，大力推行保守派政策，如削减福利，实行对富人和资本家更有利的减税，大力增加军费。
可以预见，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外交政策上，未来几年内会更加独霸世界。美国依靠它的炮舰政策和美元优势从全球经济中捞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会造就一些经济失败的国家，如拉美、东欧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不但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且一些失意的国家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民意压力之下，就可能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间的战争冲突。全球经济危机，就引发美国的金融泡沫的破碎，引发美国国内的种种矛盾，那时又会是投票率的增高的时代，完成另一个有起有伏的周期。
再来看一看中国的情况。如果说，投票率的起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内的政治力量的纠集和冲突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变化同样体现了权力集团的冲突。正如美国一样，当权力集团冲突不大时，是不会将争执扩大到社会民众之间的，因为那不但可能转变成一种社会危机（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同时也存在着未来的权力转让。但是当权力争夺白热化时，就不可避免地借助社会力量。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与liu四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权力集团是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导的的，而美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文化大革命更多地出自于毛泽东的平民政治理想，一种希望打破精英政治之历史循环的尝试（我个人认为是超前了）。而对于六si事件，我没有资料，但从赵紫阳系精英的流亡海外，以及在海外的反共立场看，这一事件的初期一定与党内权力争夺有关，只是这一事件的后期因外国势力的插手变得更为复杂和失去控制。
由此可见，将来这种权力争夺白热化时，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现象就还有可能再出现。因为在中国没有象美国一样的民众扩大化的选举机制，那么每一次的权力争夺的外化，就可能演变成一种社会动乱。那么在中国建立适当的政治机制和法律机制来缓冲这种危机，就成了当务之急。比如像日本自民党内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名正言顺的存在着派别，但是党内也存在着一套协调机制，所以日本首相虽频频替换，但不会带来国家的混乱。此外就扩大人大的权力，让人大代表的选举更代表和体现民意，达到反馈检验社会现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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