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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各種文化沙龍、讀書會、同仁刊物於1980年前後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現，到綜合性學術思想雜誌《二十一世紀》自1990年起在香港編輯、向全國發行，再到"世紀中國"論壇自2000年開始在互聯網上設置並運作--我們可以透過由點到面的這一片小小的縮影，觀察到中國社會採取自由討論的方式達成合意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內逐步開拓、演變以及制度化的基本過程。
人類邁進全球一體、民主制普及的時代之後，爲了在市場銷量的擴張與自然資源的縮減之間、在遵守普遍性規則與因地制宜解決各種具體而特殊的問題之間尋求雙贏和共生，勢必進一步強調思想交流和利益交涉的重要性，而自由討論、民主決策的範圍也不再限定于公民內部，兩國談判、多邊溝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對話乃至學者之間的思想交鋒將會成爲形成世界新秩序以及相關"公共財（public
goods）"的重要動力裝置--我們似乎有必要從這樣宏觀的背景來認識《二十一世紀》雜誌在二十一世紀的使命。
二
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百家爭鳴"、衛道士"諫諍"、文人官僚"朝議"、在野名流"清議"、地方縉紳"公議"以及重視學校、民間的"輿論"等可貴的精神傳統，也有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文化革命試驗，但從"處士橫議"與"庶人不議"、或者"造反有理"與"最高指示"這樣的兩個極端之間卻可以發現一種重大缺陷，即匱乏某種足以保障哈貝馬斯（J.
Habermas）所謂"理想的發言狀態（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制度性條件，特別是不具備爲平等、理性的對話而訂立的程式和論證規則。
當現代社會把"公共空間"作爲研究國家與法的一個主要課題時，"自由討論"這個概念是以提供充分的資訊、在公開場合進行、爭議者雙方的地位對等以及採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非強制性方式爲前提的。這也就是阿倫特（H.
Arendt）提倡的"古希臘城邦（polis）型的公共性"：只有在萬衆可以見證的"陽光廣場（agora）"進行的語言溝通行爲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才能構成集體選擇的基礎。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們不妨率先以《二十一世紀》雜誌以及"世紀中國"論壇爲基礎來嘗試建構或者重構這樣一種既透明開放又不偏不黨的公共空間、一種相容並包的知識共同體、一種通過對話和辯論而實現共振的思想引力場。
三
對於民主主義者而言，公共空間本身就是一種最重要的公共財；如果要在價值多元、利益衝突的渾沌之中不是通過支配而是通過協調來逐步形成秩序和規範，那么只有通過公共空間才能創造出超越自我、超越功利、超越當下的"國內公共財"和"國際公共財"來。但是，該公共空間不僅包括國家的公共性，而且還包括社會的公共性（例如批判性的公衆傳媒、地方自治、面對面的議論場所等等），能卓然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公論（public
opinion）"比流行一時的"輿論（popular opinion）"應該得到更多的強調。
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也同樣需要公共空間以凝聚自身發展的能量並形成"想象的共同體"，只是這裏的關鍵是統一的理想而不是對話的理性。正如齊美爾（G.
Simmel）根據義大利、法蘭西、英格蘭、德意志等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所指出的那樣，民族主義的高揚多半體現爲向古代複歸的運動或者崇拜傳統的傾向，因爲只有古代傳統最容易作爲該民族的國內公共財而廣爲接受；而民族的統一往往會激發出越出該民族範圍的力量，甚至有可能爲一定範圍內的社會秩序提供國際公共財。
那麽，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和亞洲以及全世界，究竟什么樣的精神資源或者價值體系可以構成公共財？現在恐怕已經無法再採取禪宗那樣的"拈花微笑"方式來逃避對這樣尖銳的問題進行探討和回答的任務。
四
在歐洲，雖然大國的民族運動導致了爭霸，但由於普遍教會的存在，特別是由於自西元八世紀以後已經失卻其所有者或者國家載體的古代羅馬文明的存在，構成歐洲乃至整個現代社會的國際公共財的基礎實際上並不是某國的民族文化，而是被日本著名評論家山琦正和形容爲"偉大空房子"的基督宗教世界觀和羅馬法律世界觀。然而，無論是好是壞，在亞洲卻不存在這樣"偉大空房子"。自古以來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伊斯蘭教文明三足鼎立，至今上述古典文明仍然物屬原主，有關的國家載體都還在生生不息。這種事態妨礙著該區域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整合，同時也妨礙著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進行必要的改組。
怎麽辦？似乎有兩種基本的方案可供選擇。
第一種方案是把亞洲從歐洲殖民地統治時代起接受、消化的"現代文明"作爲國際公共財。在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殖民主義者已經人去屋空；在南北朝鮮首腦會談之後，美軍基地的前途也頗有些岌岌可危，要求其撤退的聲浪日益高漲。這兩者的遺留物就是一座現成的"偉大空房子"，既沒有特定的所有者，又爲推行現代化的亞洲各國所共同享用多時。
問題是誰最有資格充當這一空房子的守門人？何況美國迄今爲止也並未打算給大家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的期盼，與此相反，它的宗旨是不容許在亞洲出現有可能取美國而代之的區域性霸權。另外還有必要指出，標榜普遍主義的"現代文明"作爲亞洲這一區域性秩序的公共財其實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因爲它無法反映後殖民地主義時代的亞洲各國在價值和利益方面自我認同的要求；而資訊技術革命導致重新洗牌甚至改變遊戲規則，使得在現代化過程中姍姍來遲的國家有了後來居上的機會、過去的成功經驗未必都能繼續有效。
五
第二種方案可以概括爲：不考慮"日暮鄉關何處是"的顧影自憐式的問題，而是在各種文明、各個國家、各類社群之間的對話協商中設計、營造一座作爲國際公共財的"亞洲之家"。爲此，需要摒棄傳統虛無主義，在歷史的瓦礫當中發掘被埋沒了的黃鍾寶鼎並解讀其潛在的涵義，通過對古典文明中的經驗和普遍性價值的回想、詮釋以及重新認識來爲未來的亞洲締造出新秩序、新文明。這種共創的"亞洲文明"既不等同于中國文明的儒道法多元一體模式，也不是印度文明的曼陀羅式的諸佛並列格局；它一方面必須與歐美現代文明接軌相洽，但是另一方面，在從最大限度追求資本利潤轉向互利雙贏的經濟、從功利主義轉向生態平衡論、從物質實體轉向關係網絡的過程中能夠發揮其獨自的重要作用。
問題是誰會克服偏狹的本國中心主義來承擔開發亞洲公共財的任務以及相應的制度成本？例如中國能不能提供出具有充分的國際說服力的普遍性理論和人才來贏得亞洲各國輿論的喝采、支援以及回應？至此，我們能夠更深切地體會到"爲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這句口號在這個世紀之交的份量和壓力。
六
有必要指出，上述兩種方案並不一定就是互相排斥的，現實的發展軌迹也許會持其中道。但無論如何，在解決二十一世紀亞洲的國際公共財問題方面，接受他人遺留下來的"偉大空房子"也好，在古典文明的基礎上重建"亞洲之家"也好，這些都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於是，首先要爲不同層面的自由討論開闢盡可能廣泛的公共空間（包括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經濟組織之間的討價還價、民衆之間的文化交流、學者之間的理論探討等等）就是題中當然之義。
顯而易見，以促進東西方文明對話以及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爲辦刊方針的《二十一世紀》雜誌在上述公共空間中應該並且也可以佔有一席之地。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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