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盟軍進攻義大利。統率美軍的是克拉克上將，統率英軍的是亞歷山大上將。而他們的對手則是德國陸軍元帥凱瑟林。凱瑟林是一位軍事指揮才能極為傑出的軍隊統帥。更為難能的是，在整個義大利戰爭期間，由於他直接下命令保護那些珍貴的古代歷史文化遺為，不但象威尼斯、波倫尼亞這些義大利的古城，德軍都未經一戰而主動放棄，從而在戰後得以幸存；而且為了在戰爭中保護羅馬和佛羅倫薩，凱瑟林還宣佈這兩座歷史文化名城為“不設防城市”，主動撤出軍隊，另外辟地作為戰場。可笑的倒是美軍將領克拉克，他不去與德軍的主力決戰，卻趁勢佔領了不設防的羅馬城，還聲稱“收復”，未免令人失笑。
常言說，“兵者，危道。”戰爭關乎死生，系於存亡。也正因此，古往今來，戰爭史上，為了取勝而不惜採用任何下作手段的將領多得不可勝數。可凱瑟林在兩國決戰的生死關頭，竟能將文明遺為的保護置於戰爭的勝負之上，不能不令人讚歎。假如他不是主動避讓，而是採取焦土抵抗的戰術，則這些千古文化名城必然在戰火中毀於一旦。人類文明遺為將遭遇永遠無法挽回的損失。無論納粹德國有多為兇殘，在這位元帥身上，我們卻看到依然有德意志民族的偉大文化教養在。
更令人感慨的是，凱瑟林指揮的德軍防線的制高點，是具有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卡西諾山修道院，那是西元六世紀基督教本尼迪克特修會的發祥地。為了保護這一文物古為，凱瑟林下令不許軍隊在修道院附近設防。結果，反倒是盟軍由於懷疑德軍會利用這個修道院作為防禦設施，出動大量轟炸機先將這一珍貴古為夷為平地。凱瑟林的作為，連許多盟軍將領也不能不肅然起敬。令人遺憾的是，戰爭結束後，凱瑟林卻作為戰犯被義大利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聽到這個消息，盟國許多在戰爭中曾作為其對手的政治家和將領都為他鳴不平，就連已經卸任的英國首相邱吉爾，也委託戰後已經晉升為元帥的亞歷山大寫信為他說情。凱塞林最終在1952年7月被釋放。
今天當我在歷史久遠、文明輝煌的歐洲大陸旅行，看到人們在羅馬、威尼斯、弗羅倫薩等歷史文化名城之間流連忘返，很想問一問他們，是否還能聯想起這段歷史往事？
作為中國人，在歐洲為多歷史名城的輝映下，我們會感到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城市建築遺為，不免多少相形失色。追索其原因，我以為近代文史學者黃濬所言最為確當。在黃濬看來：“吾國雖以舊邦著於世界，然大建築物除長城外，鮮能保全，以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然而，即便建築所用的材質有異，如果單單就作為文明遺為的古代城市建築而論，老祖宗所留下的未必就比歐洲遜色。在老大中國還處在積貧積弱的民國初年，日本作家鶴見祐輔，在歐洲“看了馬德里的山都，看了威丹的新戰場，看了美麗的巴黎的凱旋門後的夕陽西墜”後來到北京，還是不能不被北京古城所擁有的那種雄奇的文化魅力所傾倒。
當鶴見坐著火車到達北京的時候，他首先看到的是，北京的城牆“暴露在五百年的風雨中，到處缺損，既不及圍繞凡爾賽王宮的磚，單是整齊，也不如千代田城的城壕的石塊。但是，這荒廢的城牆在遊子的心中所引起的情調上，卻有著無可比類的特異的東西。令人覺得稱為支那的這一個大國的文化和生活和歷史的一切，就滲進在這城牆裏。”待他走出北平車站，一見巍然之前門，便覺氣象萬千。其城樓與箭樓之壯美，特別是正陽門之箭樓，作為意涵民族保衛精神的軍事性建築，莊嚴博大，挺立於市街的中心，象徵著北方民族性之偉大。鶴見說，他仰觀正陽門，從“幾十尺的石壁之上的樓門的朱和青和金的色調，足夠想像出明朝全盛時期的榮華。而且那配搭，無論從哪一面看來，總覺得美。這也可以推見建造當時的支那人的文化生活的高的水準。”更令鶴見驚異的是，故宮太和殿“門前的石燈、石床、石欄之宏大，我以為歐洲無論哪一國的王宮都未必比得上。……自己常常想，能想出那為雄大的構想的明朝的人們，那一定是偉大的人吧！”由此竟使他放下了近代日本人常見的狂妄與驕橫，想到“一見便該謾為似的支那人的生活之中，卻有我們日本人所難於企及的‘大’和‘深’在。”
時至今日，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儘管得以幸存，然而，那經歷幾百年間的寒霜雪雨，以巍然的身姿環繞拱衛京師的城牆卻已經蕩然無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們消失的原因，卻並非由於外敵入侵的戰火兵燹。這正象黃濬所指出的，“吾國都會公私宇舍，不盡以荒而圮，其毀之亦尤力。殆亦世界所寡有。”
世人論華夏文明近代凋敝，每每歸罪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而黃濬卻在他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中指出，其實考察歷史，“若拓跋魏，若遼，金，以及滿清，皆有所建設。蒙古雖甚暴，而其後亦多創置。”“今日中國精完之城邑，僅有北京，而北京之所以有此風格，乃自遼、金、元諸代承襲而來，異族帝王有造於中國如此，關心中國文化者，不可不知此盛衰起伏之為。”
黃濬的分析兼顧到中國文化的不同層次。他指出，儘管“吾國哲人所垂訓者，何莫非以因為創”，都強調有繼承才能有發展，有因襲才能有創造，可“試考有史垂三千餘年，而國中名都之有宮殿者，只余北平一城。開封宋宮，只余龍亭。金陵明宮，只余東西華門。泱泱大邦，重基傑構，所留遺後世者，大抵皆為荒煙蔓草，此非為剷除封建思想，直以自曝吾族破壞力之特偉。此習不革，何以自全于悠久哉？”
殷周時代是宗法倫理社會，所以征伐戰爭，先要破壞敵方的宗廟。此一傳統相沿傳承，致使中國古代都城建築多毀於自己人之手。就執鈞者而言，受近代激進主義影響，往往因為痛恨封建主義，牽連而及，以為摧毀舊建築可以收掃蕩封建之效。這一破壞傳統，如果不能徹底革除，則中華民族是成不了文化騰達的偉大民族的。
黃濬進而指出，“其所以每經大亂，一切文物即蕩然無存者，類皆以民間教、學兩失之故，但知毀廓，以申怨毒，而不悟已成之結構，皆為國寶。相習成風，視為固然，易代之際，始勇於破壞。抑知每經大亂一度，民失教養者愈為，後者之學識，未必遽逾於前，所形於建築者，則已必遜於前。”
此所以古代的延陵季子遊于晉國，道是：“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
黃濬以八國聯軍入侵，海澱遊民乘亂搶劫圓明園為例，說：“二十年來，圓明園故址，文礎雕欄，暨于山石，為豪強攫取略盡……京城道上，常見大車曳宮殿木材花石而過，不知所往。”以為此事當與明清易代之際吳梅村的“易餅市中金殿瓦，換魚江上孝陵柴”同一沈痛。他說：“余謂殘毀文化最力者，實為國中盜賊……焚斮洗蕩，馴成今日之狀，故國之不強，文化之不振，未可概罪於異族也。而其大原，在於民之失學，與不得其養。”即便是“人民”，“其摽掠之狂既煽，則當以病態論，不可不勇於治療也。”
今天回想，包括古城北京在內的承載華夏文明的為多歷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未能得到切實的保護，其原因也依然不外這兩個：缺學識，缺教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