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原始的計畫目標是：「長期持續吸引不同專業、不同氣質、不同興趣，但是活動力充沛的新銳文化創作者，短期但定期以工作坊的形式與中壢地區之社區居民進行互動，藉著文建會與中央大學的資源與中介，共同協力在中壢地區生產新的、前瞻的，但是有本地社區特色的生活文化與人才培育」；同時，主辦單位「也希望透過長期的積累而形成一個新銳人文薈萃的中心，在台北都會區之外營造一個引導主流文化發展的節點，並嘗試建立由本地人親身參與的社區文化與多元傳承。」

就在這樣的預期目標下，此一計畫鎖定邀請的「短期文化創作者」（即「駐校創作者」）是「中生代，或者比較資淺但是有強大活動力和生產潛能的新銳文化生產者」；主辦單位認為：「他們可塑性高，吸收力強，比較沒有身段和顧忌，創作力多樣發展，也比較願意嘗試文字以外的書寫形式（如電腦、漫畫/動畫、戲劇、舞蹈、錄像等等），面對後現代瞬息萬變的資訊形態和溝通模式，我們需要這樣有前瞻力的創作生產。」

儘管筆者並不自認為完全符合這樣的條件，但是「比較沒有身段和顧忌」這點，倒是問題不大。因此就大膽接受何春蕤教授的盛情，接下此一計畫第一期主持人的棒子；試著為達成上述的計畫目標作努力。

經過四個月的短期實踐，我們應該共同檢驗一下，究竟這期的工作坊，完成了理想的計畫目標的幾分之幾未？能完成的原因又是什麼？

理想，不是一蹴可幾的；當然是通過一群人長期努力才能完成的；我想，這點道理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我們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和小學生的不同只是，我們知道怎麼在每一階段做出一定的總結，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走下去！

那麼，以一個計畫主持人的身分與立場來看「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第一期：「書寫民眾史」的短期工作坊，究竟達成了怎樣的目標呢？它的限制又在哪裡呢？

在進行這樣的檢討之前，有必要把主持人原來的計畫構想重新瞭解。在構想中，「書寫民眾史」的課程安排是按照下述的方式進行的：

第一階段：主持人的書寫經驗報告
我的原始設想是這樣的：通過研讀、討論我個人的主要作品（如《幌馬車之歌》、《沈屍流亡二二八》、《尋訪被煙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等書），既讓學員對主持人的工作內容有一定初步的認識，也讓學員理解所謂「民眾史」的大致內容與性質。

事實上，在開班的第一天，針對兩班不同的學員所作的調查，讀過主持人作品的學員並不太多；只有少數學員是在瞭解主持人背景及其工作內容的狀況下，參加這個工作坊的。這個狀況說明了，此一瞭解的必要性；同時它也預示了往後實際田調、採寫與出版的不太可能。
為了讓學員實際面對歷史人物，也讓學員為往後的田調做實習，原先擬邀請四位左右，包括原住民、知識份子、農民、婦女…等不同身分的歷史見證人，到工作坊報告。然而，因時間的限制，以及見證人方面語言、意願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學員對一般台灣近代史常識的不足等等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這一期的工作坊中，僅能邀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就「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背景做一般的通論，讓學員能有比較全面的歷史認識。而其他見證人的報告擬就課程進行中視狀況而適時聯絡、安排。

另外，為了就同樣問題做今昔之比，邀請了卡維波先生與林書揚先生就影響一整個世代的經典《資本論》的時代意義，做了精彩而深刻的對談。而林至潔女士與何春蕤教授更就兩個不同世代的進步女性的成長史，做了誠懇而感性的剖白。

總的而言，這三場報告與對談，就內容與深度而言，堪稱台灣讀書界少見的對話。學員們自當能隨自己的認識水平而有不同程度的啟發。

通過主持人與關曉榮等人合制的有關五○年代白色恐怖的紀錄電影：《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的欣賞，以及與制作者即文化工作者的討論，讓學員瞭解採集音、像史料的方法與各種問題，也進一步研討了以文藝形式反映歷史時代各種問題。這個部份可以說是學員最喜歡也最有反應的課程之一了。
經過第一階段的試探與觀察後，主持人覺得總的來說學員的程度非常不整齊，而且在史觀的認識上表現了明顯的不足，更不用談實際田野調查的能力了。

在這樣的認識下，主持人於是決定加強基本的史觀建立的課程。經與各相關專業人士的連繫；討論下，做了一系列比較具體的課程安排。其中有陳映真有關〈民眾史〉與〈報導文學〉的專題演講；有尹章義的〈台灣開發史研究〉；也有黃卓權和曾年有以中壢地區為研究的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報告；還有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醫生有關日據、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及國際冷戰的分析。
總的來說，這一系列的課程安排，既提供了學員們有關民眾史的理論，也提供了經驗。說來說去，還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程度而已，重要的是學員們的實際田調。

在原始的課程設計中，「田野採訪」是第三階段的內容。主持人原來的想法是，經過前面兩個階段的靜態研讀、討論後，學員們應該初步掌握了進行採訪的背景知識，因此可以分成幾個小組由主持人聯絡、安排，以中壢地區為田調場域，實際進行民眾史的採寫工作。當然採寫的工作包括文字的、影像的和聲音的紀錄等方式。

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有以下幾個問題限制了這個工作的進行：學員們的知識並不能在短期內有大幅的進步，一般的知識猶嫌不足，還包括學員們下課後對相關主題的閱讀不夠，仍然停留在上課聽講的、被動的學習態度。當然大部分學員原本的基礎知識就不夠，人數上稍嫌過多，不易分組。而且學員們只是上課見面，下課各自回家，彼此之間也是陌生的，不具備共同工作的條件，交通時間上也諸多不便。

在這樣那樣的條件不足下，如果貿然帶去採訪，對受訪人只能構成打擾而已，這樣容易有負面效果。
因此主持人透過一一討論後，讓學員們各自進行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採訪，經過三個禮拜後的檢驗，作品繳交的狀況自然反映了台灣一般人被動的、教作業式的學習態度。

總的來說，「書寫民眾史」的工作結果是跟不上「工作坊」的，它的程度僅達到民眾的文化講座的程度而已。但也不能說它就沒有任何的程度可言。對這些從頭參加到結束的學員來說，它不但開了一扇思考領域的「窗」，也播下了「田野調查」的種子，只要他有心，這一期的學習，日後對他們進行「書寫民眾史」的工作一定有相當有用的幫助。

實際去做是最重要的。怎麼做，別人只能提供經驗，碰到問題還是要自己設法解決的。而「學問」就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

最後有幾點心得：

一、這個「工作坊」是有意義的，值得繼續下去的。成果未達預定理想，是學員主觀條件與其他客觀條件（如上課時間、交通等諸多問題）的限制。

二、為了更能達成互動的關係，以及起到「駐校創作者」的功能，建議學員們也該住校，這樣學員們才有時間彼此認識，主持人也有更多時間與學員互動。

三、如果要有一定的工作成果，我的建議是學員人數不一定要多，但要有一定水平（報名時繳交過去的作品），並且由主持人針對地區性的問題提出一個專門的主題，在主持人帶領下進行採訪寫作（當然它的經費就要相對提高），否則它就只能扮演地區性的「文化講座」而已。

希望這個工作坊能夠持續並擴大到其它地區，永遠地辦下去，而且不限定在校園而已，相關的地方文史團體也可取得這樣的資源辦活動，這樣它一定能為台灣的文化園地開出繁花盛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