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第一天，「書寫民眾史」的課程再次邀請到陳映真先生。今天演講的主題和上次有連貫性。上次的主題是「民眾史的意義和內容」，今天講「報導文學的定義和寫作」。暖洋洋的午後，教室比平時多了幾張生面孔，探問之下才知道他們一方面是者或民俗文化工作者這類角色，本身的定位很重要。我在採訪時，人家為何一定要任我隨意拍照？有些採訪者根本不管當地人的感受，而且他們的採訪作品只向國外發表，卻對當地居民一點影響也沒有。我很重視採訪者的定位問題，大家可以來討論。 至於《我》片，我大致與另一部西班牙電影《Good Fight》做比較。《Good Fight》講西班牙內戰，也是訪問曾經參與內戰的人及在內戰中的受害者。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斷手斷腳的受訪者。《我》片和《Good Fight》第一點不同在時間上：《我》片專講「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Good Fight》則從1938一直延續到1985年，時間相當長；第二，《Good Fight》不只講過去、現在，還包括未來，而《我》片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焦點比較放在「過去」的部份。 范：我簡單說明一下我們拍《我》片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拍紀錄片，而且大部工作人員都是新手。在開拍前我們開了十幾次的會議來討論要怎麼拍攝五○年代白色恐怖，要如何勾勒出它的輪廓，好讓觀眾可以很快地掌握到重點。但是在客觀環境像財力、影片時間（九十分鐘）等限制下，本片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 《我》片是紀錄片，它不同於紀錄電影。紀錄片應該對事實加以蒐集、組合，然後加以解釋。以我們製作者的立場是不加評斷的，任由民意去論斷，我想這是豐富「未來」的可能之一。 瓦：我大致談一下原住民在白色恐怖的情形。日據時代原住民的生活情況還算不錯，國民政府來台後，對原住民社會開始破壞。舉例來說，當時對原住民最重要的醫療器材不但沒有被政府用來照顧人民生活，反而被國民黨拿去賣錢。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大量撲殺的都是知識份子，可是這些原住民知識份子並沒有所謂的「由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成對紅色祖國的期待」這種心理。 關：九十分鐘的內容有太多限制，但還是有責任說出局部的真實。將歷史復原的任務是艱鉅的，不能單透過影像來傳達，我期待能有更多像博洲、瓦歷斯這些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用文字更完整的繼續完成這份任務。 學員提問 學員：訪問者是否會刻意引導受訪者回答預設好的答案？ 關：當我站在鏡頭後面時突然有一種想法：我這個鏡頭就代表了「台灣社會」，像許金玉那樣的受訪者，在被禁錮了這麼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能夠對台灣的社會說話！這個鏡頭可以安撫她，可以讓她盡量訴說自己回首一生的心聲，就像對著台灣社會迫不及待的說給大家聽。我認為自己的角色是一個聽眾，讓許金玉盡情的說出心中的話。 舒：有一種採訪是「掠奪式的採訪」，這種方式比較不顧慮人的感受，希望拼命從受訪者口中挖出他心中一塊最不願被碰觸的地方。 藍：舉個例子吧！當蔣碧玉女士躺在病床上時，我們關心的是她的安危，所以我們是以一種探望長者的心態去拜訪她。可是有另外一組採訪小組是一進去病房就架起燈光，可以說完全拍攝蔣碧玉女士的死亡過程。他們那種做法也在採訪啊，你能說他錯嗎？不過至少我知道我不會這麼做。 我們面對受訪者時一定要說些話來引導他的情緒，因為你知道像受了長期禁錮的人，其實很難將他的心敞開。而且在與受訪者尚未建立起信任關係時，他們甚至會懷疑我是不是「特務」？因為我問的問題真的和當年特務問的一樣，只是方法不同罷了。當然若是他不願意講，我們也不可能刑求他啊，只好暫時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 學員：為何片中只見台籍、客家籍，卻沒有一個外省籍的受訪者？ 藍：影片中有外省人，只是剛好他是說客家話的外省人。因為我們知道白色恐怖並非與大陸無關而完全孤立在台灣島上，所以我們也有到大陸出外景，並且找到了大陸籍的受害者。我們拍攝的動機是想要釐清事實，然而九十分鐘的時間實在很難照顧到全面。 關：很多人看完後都反映要看兩三次才懂，這是因為片中的人物較多，比較複雜，讓人容易搞亂。所以最好是事先閱讀過關於白色恐怖的資料，會比較快進入狀況。我有的朋友覺得很沈悶，看到一半就走了。但是讓我頗感欣慰的是，有年輕人看完後告訴我他們很感動。 學員：請問你們適用什麼攝影機來拍攝？ 范：我們是用16釐米攝影機，這和一般的Video不一樣。它的特點是不能無限制的拍下去，所以我們要對受訪者有所瞭解，控制他說話的時間。16釐米的成本反而比一般的高，可是它可以保存的很久。你應該看得出來我們是新手，有時候畫面不穩，有時候會出現失焦的情形。我和曉榮扛攝影機都還會摔倒哩！ 藍：我本身很喜歡用樸素的方式拍片，因為沒什麼噱頭，沒什麼裝飾包裝，能更接近真實吧。這部片可以挑戰大家習慣已久的好萊塢式的視聽感受。 學員：我看這部影片會比較偏向「人」的部份，我看到許金玉和林書揚兩個人態度的不同：許金玉好像比較抓住「痛苦」不放，似乎走不出她這一生所遭受到的不幸帶來的痛苦。可是我看林書揚先生，包括上次聽他的演講，都讓我覺得他比較「超脫」，這讓我很好奇。 關：我想這與個人的信仰也有關係吧！林書揚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屬於左翼。你們應該也看得出他並不是因為被國民黨關才傾向共產黨。他說過：「如果共得很多東西。今天天氣轉涼，可能有人還在睡覺所以上課的人比較少。
「人少沒關係，反而覺得溫馨」曾醫生順著藍博洲的話當開場白。「今天我接著講台灣八○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我對歷史的看法是從全面的、總體的角度來認識。要瞭解八○年代的社會，我們從五○、六○年代看起。那時候的台灣正處於所謂的『雙戰結構』—美援體制及黨國體制。在經濟政策上，黨國體制禁止發展私人企業，美援體制主張扶助私人企業，兩者有統一面與矛盾面，交互作用就形成了台灣五○年代的社會情況。歷史走到六○年代因韓戰爆發，遂完全走向另一個嶄新的局面。黨國體制的經濟政策鼓勵私人投資，保護國內市場，促進出口。這段時期稱為『獨裁下的經濟開發』。六○年代的轉換結果也就是台灣資本主義轉換的階段。八○年經濟奇蹟的產生要素都暗藏在這二十年之間。經濟發展三要素—勞工、技術和市場。當時的台灣，技術和市場依賴美國。所以最重要的課題是考慮如何製造大量順服的勞工。教育體系為了配合這種經濟政策，課程設計以職業為導向。六○年代，黨國體制以低勞工、低環保、低民主來創造八○年代的經濟發展。」
六○年代後進入工業化時代，台灣本土資產階級開始茁壯，成為民主化的原動力。除了以上所說的內部力量，其它外部力量的激發使得這些複合的轉化於焉啟動。首先遭遇的是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影響所及，台灣政府對外的正當性消失，連對內的獨裁合理性亦隨之脆弱。美國因應此國際變化，在美國成立「與台灣關係法」。這項法案純粹是美國的國內法，它可任由美國單方面修改。可想而知美國對台灣支配力量遂行加深，同時台灣對美國的依賴也無形增加。這些外部力量加深黨國體制的脆弱性，連帶造成經濟的波動。到了九○年代的今天，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下降，轉移到大陸的市場上。
經濟波動的過程反映政治轉化，政治經濟兩者互相影響。曾先生一再強調：「認識歷史一定要全面，不能看只看單面。有人說過：『對歷史的無知就對未來的盲目』。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各位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要忘記影響我們國家前進的諸多外部因素。這些關係交織在一起表現的錯綜複雜，所以值得各位仔細分析，冷靜思考。連續兩週的課程，我想你們若能聽懂七八成我就很安慰了，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可能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內容吧。我今天還帶給大家一份書單，如果對於我講的東西仍然有疑惑，不妨看看這些期刊論文和書籍，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