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拜中央大學停電之賜，新銳的學員得以有機會在秋高氣爽的週末下午，坐在文學館的草地上，藉著借來的發電機和電視，欣賞《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這部影片。

苗栗銅鑼籍的受難人曾梅蘭，歷經數十年的輾轉尋找後，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下找到了當年 「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中被槍決而屍骨無蹤的哥哥徐慶蘭的墓塚；並且發現了一共二○一個當年被槍決而無人收屍的墓塚。《我》片即以這個事件為現實的基點，在台灣及大陸各地尋訪當年身歷白色恐怖的倖存者，進行挖掘歷史真相、恢復人民記憶的影像記錄。

影片以蔣碧玉女士清唱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揭開序幕。接著開始進入一連串歷經「白色恐怖」的歷史見證人的時光記憶之旅。曾梅蘭女士帶著撿骨師到六張犁去挖墓，撿骨師還說：「再過幾年啊，這麼年輕的屍體就撿不到骨頭囉。」當初因家人付不出棺材錢而亂葬於此地的受難者終於被發現。這段情節使人聯想到另一部「白色恐怖」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白髮皤皤的男主角在竹林裡找到埋葬受難者的一大片墓碑後，他在每一塊墓碑前點起一根白蠟燭。薄暮時分，從竹林的葉隙間望去，只見點點的火光忽明忽滅。這時這位年近半百的男主角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百感交集，於是，號啕大哭。跳動的燭火猶如自地底下鑽出來的幽靈，伴著他洪亮的哀號聲，歡欣的、熱鬧的跳著舞！

受訪者之一的許金玉，一位瘦小的、滿臉皺紋、滿頭白髮的女士，對著鏡頭告訴我們她的遭遇。台灣光復後，原本以為終於可以苦盡甘來，所以當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台的那一天，大家都自動自發跑去迎接。我們心裡真的好高興喔！以為可以翻身了…可是在「白色恐怖」的時候被抓起來，關了十五年…我們又沒有做錯，愛國沒有錯啊，為什麼要抓我們？我真的覺得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好可憐哪…。說到這裡，那段痛苦的經歷再一次咬囓著她疲憊的心，使她不由得哭了。此刻的教室好安靜，學員們有的低下頭，有的脫下眼鏡揉揉眼睛。藍博洲先生點起煙，走出教室了。

片中交叉進行許多受害者的訪談，包括郭琇琮的遺孀林雪嬌、林書揚（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羅慶增（苗栗三灣鄉農民）、黃逢銀（苗栗三灣鄉農民）、林昭明（桃園角板山泰雅族人）、羅坤春（苗栗銅鑼人）、黎明華（廣東梅縣人）。經由這些人的獨白，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況，否則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某地的某山坡，竟是當時歷史發生的現場。時間的流逝總讓人們淡忘了一些事情、一些痛苦的經驗，然而透過這些歷史見證人的口述與回憶，人們的記憶正在甦醒，歷史的真相正在浮現。

片後主持人藍博洲（本片製作小組，以下簡稱藍）請到舒詩偉（大學講師，以下簡稱舒）、范振國（本片製作小組，以下簡稱范）、關曉榮（本片導演，以下簡稱關）、瓦歷斯．諾幹（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以下簡稱瓦）四位來講評。

講評

舒：（今天負傷出席）前陣子出車禍大難不死，現在行動不便。但今天能站在這裡和大家一起看影片也算緣份，否則我大概要在另一個地方，默默地唱歌給你們聽了。我自己在北埔做礦工的口述歷史，工作的這幾年產生一些心得。假設今天你去採訪某個地方大拜拜的活動，你會怎麼做呢？一般人不外是帶著攝影機、照相機、錄音機到現場。然後就看到鎂光燈從早上到下午閃不停。有的採訪者可能已經和當地居民建立起關係，經過問答的方式就可以取得文字方面的資料，然後將這些第一手資料整理、發表、出版。身為一個研究者或民俗文化工作者這類角色，本身的定位很重要。我在採訪時，人家為何一定要任我隨意拍照？有些採訪者根本不管當地人的感受，而且他們的採訪作品只向國外發表，卻對當地居民一點影響也沒有。我很重視採訪者的定位問題，大家可以來討論。
至於《我》片，我大致與另一部西班牙電影《Good? Fight》做比較。《Good? Fight》講西班牙內戰，也是訪問曾經參與內戰的人及在內戰中的受害者。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斷手斷腳的受訪者。《我》片和《Good Fight》第一點不同在時間上：《我》片專講「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Good? Fight》則從1938一直延續到1985年，時間相當長；第二，《Good? Fight》不只講過去、現在，還包括未來，而《我》片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焦點比較放在「過去」的部份。

范：我簡單說明一下我們拍《我》片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拍紀錄片，而且大部工作人員都是新手。在開拍前我們開了十幾次的會議來討論要怎麼拍攝五○年代白色恐怖，要如何勾勒出它的輪廓，好讓觀眾可以很快地掌握到重點。但是在客觀環境像財力、影片時間（九十分鐘）等限制下，本片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
《我》片是紀錄片，它不同於紀錄電影。紀錄片應該對事實加以蒐集、組合，然後加以解釋。以我們製作者的立場是不加評斷的，任由民意去論斷，我想這是豐富「未來」的可能之一。

瓦：我大致談一下原住民在白色恐怖的情形。日據時代原住民的生活情況還算不錯，國民政府來台後，對原住民社會開始破壞。舉例來說，當時對原住民最重要的醫療器材不但沒有被政府用來照顧人民生活，反而被國民黨拿去賣錢。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大量撲殺的都是知識份子，可是這些原住民知識份子並沒有所謂的「由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成對紅色祖國的期待」這種心理。

關：九十分鐘的內容有太多限制，但還是有責任說出局部的真實。將歷史復原的任務是艱鉅的，不能單透過影像來傳達，我期待能有更多像博洲、瓦歷斯這些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用文字更完整的繼續完成這份任務。

學員提問

學員：訪問者是否會刻意引導受訪者回答預設好的答案？
關：當我站在鏡頭後面時突然有一種想法：我這個鏡頭就代表了「台灣社會」，像許金玉那樣的受訪者，在被禁錮了這麼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能夠對台灣的社會說話！這個鏡頭可以安撫她，可以讓她盡量訴說自己回首一生的心聲，就像對著台灣社會迫不及待的說給大家聽。我認為自己的角色是一個聽眾，讓許金玉盡情的說出心中的話。
舒：有一種採訪是「掠奪式的採訪」，這種方式比較不顧慮人的感受，希望拼命從受訪者口中挖出他心中一塊最不願被碰觸的地方。
藍：舉個例子吧！當蔣碧玉女士躺在病床上時，我們關心的是她的安危，所以我們是以一種探望長者的心態去拜訪她。可是有另外一組採訪小組是一進去病房就架起燈光，可以說完全拍攝蔣碧玉女士的死亡過程。他們那種做法也在採訪啊，你能說他錯嗎？不過至少我知道我不會這麼做。
我們面對受訪者時一定要說些話來引導他的情緒，因為你知道像受了長期禁錮的人，其實很難將他的心敞開。而且在與受訪者尚未建立起信任關係時，他們甚至會懷疑我是不是「特務」？因為我問的問題真的和當年特務問的一樣，只是方法不同罷了。當然若是他不願意講，我們也不可能刑求他啊，只好暫時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

學員：為何片中只見台籍、客家籍，卻沒有一個外省籍的受訪者？
藍：影片中有外省人，只是剛好他是說客家話的外省人。因為我們知道白色恐怖並非與大陸無關而完全孤立在台灣島上，所以我們也有到大陸出外景，並且找到了大陸籍的受害者。我們拍攝的動機是想要釐清事實，然而九十分鐘的時間實在很難照顧到全面。
關：很多人看完後都反映要看兩三次才懂，這是因為片中的人物較多，比較複雜，讓人容易搞亂。所以最好是事先閱讀過關於白色恐怖的資料，會比較快進入狀況。我有的朋友覺得很沈悶，看到一半就走了。但是讓我頗感欣慰的是，有年輕人看完後告訴我他們很感動。

學員：請問你們適用什麼攝影機來拍攝？
范：我們是用16釐米攝影機，這和一般的Video不一樣。它的特點是不能無限制的拍下去，所以我們要對受訪者有所瞭解，控制他說話的時間。16釐米的成本反而比一般的高，可是它可以保存的很久。你應該看得出來我們是新手，有時候畫面不穩，有時候會出現失焦的情形。我和曉榮扛攝影機都還會摔倒哩！
藍：我本身很喜歡用樸素的方式拍片，因為沒什麼噱頭，沒什麼裝飾包裝，能更接近真實吧。這部片可以挑戰大家習慣已久的好萊塢式的視聽感受。

學員：我看這部影片會比較偏向「人」的部份，我看到許金玉和林書揚兩個人態度的不同：許金玉好像比較抓住「痛苦」不放，似乎走不出她這一生所遭受到的不幸帶來的痛苦。可是我看林書揚先生，包括上次聽他的演講，都讓我覺得他比較「超脫」，這讓我很好奇。
關：我想這與個人的信仰也有關係吧！林書揚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屬於左翼。你們應該也看得出他並不是因為被國民黨關才傾向共產黨。他說過：「如果共產黨是無能的政府，人民一樣要起來推翻它。」再說我們還要想想看，許金玉女士雖然只關了十五年，出獄後國民黨特務幾乎斷絕她任何工作機會，生活非常困頓。林書揚先生假釋後已經是另一個時空了。這也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態度。其實人都是要活下去的，有的人比較幸運，可以平平順順的過一生；有的人運氣不好，生活總是顛沛流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他們的處境，所以我想我們沒有資格去批評誰應該痛苦，或不應該痛苦。
瓦：一般人容易將焦點放在影片所賦與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上，但是我更關心的是：看完這部影片後你有沒有受感動？其實一部九十分鐘的影片絕對無法完整的告訴觀眾「白色恐怖是什麼」，歷史必須是人類不斷的學習。假如對白色恐怖仍有不懂的地方，就應該動手去找資料，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希望我們能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歷史觀。
轉眼間天色已經暗下來，文學院草地上的空氣因此增添幾分涼意。主持人藍博洲提醒大家該回去吃晚飯了，今天的活動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