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三個月的「書寫民眾史」課程已經結束了，在結業典禮當天透過學員們作品的交流討論，我看到了學員們的用心。從三個月前對「書寫民眾史」這個名詞的陌生，到如今已能將心中對「民眾史」的一些想法透過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影像、文字傳達出來，學員們在這期課程中不論是知識的啟蒙抑或經驗的吸收都有很好的表現。

「書寫民眾史」主講人藍博洲先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安排，以座談形式為主。由他邀請來的演講者包括林書揚、林至潔、陳映真、曾健民、瓦歷斯•諾幹、關曉榮、舒詩偉、范振國、曾年有、黃卓權、尹章義、何春蕤、卡維波等。這些演講者的共有特色是他們一直站在非主流的陣營，替弱勢族群發聲。藍博洲先生的作品明白告知，他努力調查的方向以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為主，這些長久被遮掩的政治歷史事件曾是台灣政府的敏感帶，讓執政者不願碰觸，不敢面對。藍博洲發掘被刻意掩藏的真相不遺餘力，並且由於他和當時的政治受難者建立良好的情誼關係，學員們才能在課堂上和林書揚先生、林至潔女士兩位歷史見證人對話。有時候，站在邊緣的、弱勢族群的陣線上需要超人的勇氣和毅力，因為弱勢者可動員的資源少之又少，而他們必須承受的壓力及歧視卻令人窒息。這些演講者中，有的為保存客家族群文化、原住民文化奮鬥；有的替婦女爭取權利；有的替老兵、雛妓、流浪漢等社會問題奔走呼籲…，若沒有「書寫民眾史」的機會，大家腦海中的台灣社會可能都將是光鮮亮麗，青春富裕的圖像。當這個社會不為人知的事實被揭露後，「書寫民眾史」的活動才有意義，否則一個太平盛世的民眾生活實難對人的思想、生命產生激盪。

在學員的作品方面，藍博洲先生認為學員人數較多（每班十五位），且田野調查分配的時間（一個月）不夠長，所以很遺憾的，學員們沒有機會和藍博洲先生實地到民眾生活現場進行訪問、收集第一手資料的工作。折中的方法是藍博洲先生和每位學員溝通討論他們想做的題目，藍博洲先生將他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口授學員，讓學員盡量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錯誤，使作品的完成過程比較順利。在時間和能力的限制下，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學員交出作品。嚴格的說，作品有好有壞，不是每件作品都能掌握「民眾史」的精神。我個人認為《宵夜街的演進和頭家們》，是諸多作品中較標準的「民眾史」。因為作者（中央大學學生）親身訪談中央大學宵夜街的頭家，整理出近幾年來宵夜街的營業情況與中央大學學生消費習慣之間的關連。其他如《濱南工業區開發案對七股鄉的衝擊》、《採訪歌星》（以影像表現）、《響鑼鳴鼓鬧府城—試看台南近年劇場活動現況與發展（1991∼1996）》，較缺乏田野調查—如和當地百姓訪談—的步驟，因此作品都少了「人」的臉孔。因為學員不是專業的作家，只是業餘的、或對「民眾史」感興趣的人，所以能出現一兩份掌握住「民眾史」神韻的作品就是值得。

對於新銳文化工作坊第一期的活動，從回收的問卷調查表中知道大多數學員給予正面評價。然而抱怨最多的是田野調查沒有專業人士（如藍博洲先生）實地帶領，只靠口頭指點就要求學員自己去完成作品，很不恰當。第二是參與的學員除了中央大學學生，其餘幾乎來自台北地區，因此不能接近新銳文化工作坊成立宗旨中「…促進中壢地區互動」的理想；相對的就有來自台北地區的學員要求在北、中、南分別開課。正因為有許多外地來的學員，所以「保證金」制度發揮很大的督促力量。以上是學員們普遍反映的意見，肯定的部份，我們當然要維持下去；批評的聲音，更是下一期要改善的目標。

我也是自始至終全程參與「書寫民眾史」的人之一，我對課程的建議與學員們相同。同時，我更希望下一期的活動能吸引更多中壢地區的人士參加。因為台北的居民已經有太多資源可以利用，反而中壢地區比較缺少這種「另類」的活動。若每個城市、社區都發展出不同風貌的文化氣息而互相包容，台灣會是一個比較有趣好玩的地方。

在新銳文化工作坊內部營運方面，我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是經費的部份。整體而言，各類範疇的金額我們都可充分利用，與經費評估表的預算大致符合。但是在「雜支」部份，演講者提供的講義之豐富遠超過我們的預算，幸而有性/別研究室的支援（影印上課用資料），才能控制住雜支的支出。若雜支部份能申請更多的金額（提高至25,000左右），將會使活動更活潑，並且留存更多的紀錄。第二點，我個人應徵新銳文化工作坊助理的工作，是因為它的工作時間（九月至十二月）僅四個月能配合我的讀書計畫，明年一月起我將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試。但是若決定將新銳文化工作坊發展成為長期的計畫後，必須聘請一位長期固定的全職助理。這樣一來，工作經驗的銜接才會順利，內部營運也能朝組織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而且對學員來說，固定的全職助理較易維繫工作坊和學員們間的情誼。以我各人為例，從報名起到結業式止，前前後後和學員們電話聯絡、信件叮嚀不下十次，除了熟悉大家的名字、工作情況外，已經和部份學員成為朋友。

以上所言，是我擔任新銳文化工作坊全職助理的感想心得及建議，希望能對工作坊發展為長期的目標有些許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