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現在和未來
[英]B. 安德森 少輝譯
如果要使“共同事業”復興並成爲活生生的現實，制止暴力和濫殺也是必須的，首先可以從下面做起。在那些反殖民政府的活動家的回憶錄裏，人們發現其中很少提到毆打和拷問，更不用說電擊陰部之類的刑罰。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這些已變成最底層的警察和軍人的“正常”行動。現在，拷打被捕的人是正常的，甚至可以在審訊之前就開始，而處決囚犯的藉口是“企圖逃跑”。這樣的事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發生過，但還不至於成爲“慣例”，而一旦這些成爲慣例，則意味著那些假稱維護法律權威的人實際上天天在違反法律而不受任何懲罰。這種情況不僅敗壞了法律道德，而且也易於毒害受害者。有很多囚犯，他們把逮捕他的人看成勒索者，虐待狂，甚至劊子手，然而自己也在效仿他們的榜樣。就是這些人成爲近十五年來那個不斷擴大的“野蠻人”群體的主要來源，他們經常充當著國家幽靈的“左派”。我們都注意到印尼政治中的“野蠻化”和“強盜化”進程已經走得多麽遠，政黨有他們自己的野蠻人，企業和國家機構都有自己的野蠻人，新聞媒體也是由那些多多少少被美化了的臭名昭著的野蠻人把持著……
這種野蠻化進程實際上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就開始了。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各種不同的集團中經常發生頻繁的甚至激烈的爭吵 , 但我相信他們之中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要把自己的對手處死或行刑 , 對手就是對手，不是“動物” , 他們在衝突中仍保持某種紳士風度。但那以後，情況慢慢地惡化， 1948 年的茉莉芬事件中，衝突的雙方都動用了武力，釀成了一場嚴重的暴行。在國家的危急關頭和巨大的社會經濟壓力下，人們開始把自己的政敵從印尼同胞中開除出局，將他們視爲美國中央情報局等其他外國機構的工具。茉莉芬事件過去二年後，被擊敗的政黨共產黨又返回了議會，重新成爲了印尼同胞。
1965 至 1966 年期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如果今天活著的印尼人不能公開地、真誠地面對這一期間所發生的一切，那麽腐敗化和野蠻化的進程還將繼續。今天我不想討論“ 1965 － 1966 \"事件的任何細節，我只希望人們注意致命的兩點。
第一，在 1965 年 10 月 4 日，蘇哈托及其同夥接到了由軍民雙方的法醫鑒定人簽發的對 10 月 1 日被殺將領的驗屍單，報告上很清楚地說明這些將領是被子彈射擊死亡，他們屍體上的損傷是死後被埋在鱷魚洞的一口深井裏所致。但在 10 月 6 日，完全由蘇哈托控制的大衆媒介發動了一場宣傳攻勢，說將領們的眼睛被挖掉，他們的生殖器被性虐待狂的共運會婦女殘酷地割掉了。蓄意製造這一輿論騙局的人其實對真相了如指掌。然而他們對性虐待狂極爲誇張的描寫比那些性小說中離奇的杜撰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目的就是盡一切可能製造這種遍佈全印尼的歇斯底里氣氛。正是這種宣傳攻勢的結果，隨後幾個月裏，五十多萬共同事業的成員被以極可怕的方式謀殺，完全沒有法律的干預，甚至沒有一個殺人犯被帶上法庭。說穿了，所謂新秩序的最初的基礎都是由白骨堆成的。
第二，它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先不說蘇哈托及其同僚這些暴行的策劃者，我們只要問一問：那位以支援人權與宗教寬容的發言而出名的阿布杜拉曼·哇西，是否曾經爲 1965 － 1966 年期間數萬人的被殺而祈求過寬恕呢？我相信沒有；作爲蘇加諾女兒的梅加瓦蒂，視自己爲蘇哈托的犧牲品，她是否曾爲數以萬計的尤其是在巴厘島被印尼民族党的年青暴徒屠殺的人（包括該組織的左翼成員）而祈求過寬恕呢？我想也沒有；還有那些著名的新秩序天主教徒們，曾爲參加了大屠殺的年輕教徒們請求過寬恕嗎？還是沒有；那麽新教徒呢？前印尼社會黨？知識份子？學者？幾乎統統沒有。只有一位我非常想念的年輕的同事 1967 年勇敢地談到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上今天的反對黨已經基本上不是腐敗秩序的真正對立面，他們所希望重建的印尼將仍然保存這一由白骨堆成的基礎。所有人都繼續回避面對自己的政治歷史；不提請求寬恕；回避“慘案不再發生” 的承諾；更不提歡迎可憐的死難者後代回到他們的共同事業；而學校裏的孩子們還繼續被那一段所謂“國情”、“國難”期含混不清的歷史所欺騙！
恐怖的 1965 － 1966 年期間，幾百萬印尼人被自己的同胞當成牲畜或魔鬼，他們於是只能而且也應該受到最壞的虐待而得不到法律保護，其影響流傳至今，給我們現在造成許多致命的後果。比如，根據軍中已形成的一種文化，若“上頭”有令，在“安全” 事務上任何不顧人類尊嚴體面的做法都可以免於懲罰。這種政治後果第一次最清楚的表現是在 1975 年後“吞併”東帝汶的過程中。衆所周知，在 1977 至 1980 年之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前葡萄牙僑民死於非命，他們被炮火擊中，被凝固汽油彈燒死，在“殖民營地” 裏餓死，或是成爲佔有區非人條件下流行性疾病的犧牲品。拷打成爲操作的必然程式，更不用說強姦和死刑。如果我們應用上述百分比對爪哇人進行統計，將發現在三年之內非自然死亡人數至少高達二千五百萬。這數位使人震驚嗎？絕對可靠嗎？如此滔天大罪，有誰懷疑它？
它爲什麽會發生？沒有人相信那些“歡迎我們的同志進入祖國的懷抱”或是“東帝汶人自願、高興地加入共同事業”之類的謊言。大部分的印尼人民都不知道，對東帝汶的行動是帝博尼羅哥及其更殘忍的祖先阿貢蘇丹所謂幽靈“征服”計劃的直接繼承。高級官員們常常抱怨東帝汶對雅加達帶給他們的好處“忘恩負義”，我相信他們肯定不知道自己只是在簡單重復他們那“傑出的荷蘭殖民者祖先”的話，這些祖先當年正是這樣慣于抱怨印尼的土著對於殖民者所帶給他們的利益“忘恩負義”。（要體會這一抱怨的含義，我們應該想象一下，如果一個高官公開抱怨蘇丹人或爪哇人對於腐敗秩序帶給他們的利益忘恩負義，那將是多麽怪異！）在東帝汶也是如此，幽靈的思想使人無可抗拒：“東帝汶有東帝汶人，那該是多麽糟糕”。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東帝汶不僅對外國人關閉，大多數印尼人去那裏也必須有特殊通行證，因此它變成一個“什麽怪事都有”的地區。哥巴蘇斯成爲執行各種暴行的先鋒和典範，死刑、強姦和拷打成了家常便飯，“膽量”也由此而生，蒙面強盜成爲幽靈國家的左派。這種“佔有者文化”曾有一段時間滲透到印尼的其餘部分。我們從 1983 年競選活動中蘇哈托及其同僚所操縱的大屠殺中發現了它。它接著流傳到亞齊、楠榜、伊裏安和別的地方。今天，很多人要求對蘇哈托和他的家族所盜竊的鉅額財産進行清算（但也許他們認爲這是“我們的”錢？），卻對比這一罪行更嚴重千倍的、在這個千島之國有計劃、有系統的空前大屠殺熟視無睹，既然如此，我當然無法不對他們的做法扼腕而疑。
現在有一種更具諷刺意味的歪曲：把哈比比總統斥責和辱駡爲蘇哈托的寵兒和工具。他除了實行新聞自由，釋放大多數政治犯，還有真正的勇氣決定結束他的前主人對東帝汶的“征服”計劃。然而，除了亞米安·拉伊斯極爲榮耀的例外，其他“反對黨”領袖們卻充分表示了他們在精神上仍生活在腐敗秩序時期的道德黑暗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是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其父已被廢黜、羞辱，而且實際上曾被蘇哈托終身囚禁，這位一國之君從未宣稱過東帝汶爲印尼的一部分，而這位女兒卻公開爲蘇哈托的征服計劃辯護，這真是極大的遺憾。從她的話裏，已找不到 Megawati （注：梅加瓦蒂姓名的印尼文，原意爲“大”）的影子，只有渺小可言，小如菩提樹樹冠遮蓋下的矮小發黴的植物。
那麽該做些什麽呢？我們今天在印尼可以看到大量的組織和機構，有本地的，外國的，或者是聯合的，它們都是在爲印尼的“人權”而工作的，這是應該的。但我們看到這樣的組織機構僅僅爲印尼人的權利，而不是爲一般人權而努力。我指的印尼人是那些命中注定在共和國時期出生于印尼這塊土地上，自願、熱情、平等和無畏地參與印尼民族主義的共同事業的人們。反過來說，他們有權利不被當作魔鬼、奴隸，或者其他印尼人的財産。這些“印尼的人權”只能靠鬥爭得來，只能由印尼人自己實現。如果這鬥爭不是在一個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真誠地進行，事業的前景將是黯淡的。因爲如果人們以“亞齊有亞齊人太糟”爲出發點，就太容易想到：佛羅勒斯有天主教徒太糟，三寶壟有中國人太糟，加裏曼丹有獵頭族太糟；按這個邏輯：爪哇有爪哇人太糟。唯一不可能的是：雅加達有雅加達人真糟。因爲正是雅加達的統治階級和中產階級同謀們保護了這種“糟”論。
在新聞報道和因特網上，我們讀到大量“改革”的字眼，偶爾甚至有“革命”。只要這些詞的用意是嚴肅的和無私的就是好的。另外，我相信（同時也希望），一百年以前開始的共同事業能有一次真正的復興。這種偉大的事業容易人才輩出，産生偉大的男人和女人。把過去的時代與今天對比是很悲哀的事情，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我總是問那些來訪問或學習的印尼青年人一個簡單問題：現在的印尼人中你最喜歡和尊敬的是誰？他們普遍的反應首先往往是對這個問題表示困惑，然後長時間地抓頭皮，最後是猶豫不定地說…… 伊萬·華爾斯。這不是很使人吃驚嗎？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成爲偉大的男人或女人，但我想每個男人和女人都能決定自己不成爲小人。國家生命力真正的復蘇需要管理體制的全面翻修，特別是地方（不是民族的）自治；它需要培養一種健康的和善的政治文化，消除政治上的虐待狂和強盜行徑；它還需要對國家機構的愛，一種真正的熱愛。我在這裏只舉一個作爲教師最關心的例子：人們普遍認爲至少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荒謬的校園正規化政策出臺以後，印尼的大學教育質量一直在下降。我們知道原因是教授們正忙於賺錢，他們爲政府設計規劃，諮詢服務，從事投機事業，以至於不能認真地教他們的學生。學生們從欺騙、肮髒的圖書館、腐敗和獨裁的大學官僚等等中製造文化。另一個很少提及的質量下降的原因是統治階級和從屬的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反民族的態度，他們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本國昂貴的國際學校或者更昂貴的海外學院和大學讀書，這種趨勢表明在這些人心目中，印尼自己的大學其實是爲那些銀行裏沒有存款、社會上沒有關係的“二等公民”而設的。因此，誰還關心它的衰落？我有時甚至夢想，爲了印尼這十年的恢復，應該禁止學生到國外學習（除非達到碩士或博士的水平），如果統治階級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印尼的大學學習，這些大學的條件也許才會改善，當然這只是個空想。
最後，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我半開玩笑地提出一個口號：恥感萬歲！爲什麽這麽說？因爲我想還沒有人能成爲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因爲還沒有人能在自己的國家或政府犯罪時——包括反對他的同胞公民時感到“羞恥”。雖然他們個人沒有做什麽壞事，作爲共同事業的一員，他卻應該感到任何以這一事業爲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與他有一種道德上的牽連。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公民中有相當多的反戰派正是出於這種恥感，認爲“他們的政府”應對在印度支那暴力中死亡的三百萬人民（包括無數婦女和兒童）負責。他們爲“他們的”總統約翰遜和尼克松不斷向世界和美國同胞說謊而羞愧；他們爲“他們的” 國家歷史被野蠻、謊言、背叛所玷污而羞愧。因此他們盡力反抗，不僅提倡普通的人權，而且是作爲熱愛美國共同事業的美國人的人權。這種政治上的恥感是極爲有益的和必需的。如果這種恥感能夠在印尼健康地發展，印尼人將有勇氣面對腐敗秩序時期的恐怖，不把那一幕當作“別人所爲”而當作一份共同的責任。這將意味著長期以來被官方所提倡的“不看、不聽、不談邪惡！”的論調可以休矣。
我請大家不要忘記我這個小小的口號：恥感萬歲！
B. 安德森（ BenedictAnderson ），愛爾蘭人，現居美國，當代西方東南亞問題權威。主要著作有《想象的團體》、《爪哇的革命時代》、《語言和權力》等。本文系作者爲《天涯》提供的專稿。
少輝，教師，現居海口。有譯著多種。
天涯 9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