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
台灣人 （原載於1993年《島嶼邊緣》第8期）
零、後現代族群
Rajni
Kothari曾說族群是為了對抗「人的同質化」(homogenisation)而產生的；而當前的「人的同質化」是由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世界文化三者，藉由現代科技、廣泛的傳播網路與資訊秩序、普遍教育所造成的。當然在現代以前，也有藉著風俗習慣、社會階層、神學或意義系統而造成「人的同質化」。但是，現代社會的族群基本上是為了回應或反抗現代（而非前現代）的「人的同質化」才繼續存在與發展的。
這篇文章大致是基於上述族群觀念的架構，進而嘗試說明：如果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今日台灣存在著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這四大族群，那麼台灣其實尚有第五大族群，這個新興族群就是「假台灣人」。（假台灣人也是台灣人，也是新台灣人的一份子。）
更有甚者，本文想指出這個假台灣人族群也可以說是台灣的一種後現代現象，假台灣人是後現代台灣人，是台灣的後現代族群。
壹、「假」的第一義：偽裝（不純真）
在說明假台灣人的特性與所指之前，首先必須闡明「假」的意義。「假」基本上有三種不同的意思，本節先談第一種意思。
首先，「假」意味著「偽裝」或「不純真」。這個意義的「假」是和「真」相對的（例如假鈔是相對於真鈔的），也因而建基於一個兩層結構的概念，像「表／裡」、「表象／本質」、「虛假／真實」等等。在哲學上，這是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概念的「假」。
有一次警察臨檢桃園某工廠，一名工人沒來由地突然向警察說「我是台灣人」。警察覺得莫名其妙，因而起了疑心，盤查之下才發現這名工人是個偷渡的大陸客。這無疑是個「假台灣人」例子之一。（這個故事並不是一個諷刺「認同台灣」的寓言）
真／假之分並不是自明的或自然而然的，什麼是真或假終究還是權力協商的結果，而權力較大者在決定真／假上較占上風。簡單地說，什麼是「真正台灣的」或「真正台灣人」，是經過一個詮釋、協商或建構的過程。換句話說，什麼才是台灣史？台灣是否「非中國」、「非第三世界」？什麼是台灣文化？什麼是台灣語言（話）？什麼是台灣的疆界（包不包括離島？金馬澎湖釣魚台？）誰是台灣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一直在歷史中隨著主流勢力的詮釋及建構在變化著。
例如，台灣的麥當勞其實和各地的麥當勞相當不同，有其非常獨特的台灣文化特色。但是這是否表示台灣的麥當勞是「真正台灣的」？同樣的，所謂「台北國語」也是台灣獨特的本土產物，可是它是否和福佬話一樣被當作真正的台灣話呢？
今天有主宰權去決定「什麼才是真正台灣的」之族群，或更切確地說，有關「真正的台灣」之論述所召喚的主體群，大抵上是以中上階級、都會化的福佬人為主的壯年男性（和下層階級福佬人相較，他們對自己現有特色是否為「真正台灣」感到焦慮）。然而他們心中「真正的」台灣，則是和他們成長經驗相關，這個成長也就是一方面脫離母親庇護、獨力自主。另方面接受日益都會化與資本主義化的生活環境（即1960以後快速發展的台灣）。「離開母親影響而獨立」原本是成長過程最普遍的經驗，但是由於同時經驗了都會化、資本主義化、人與土地分離、人的同質化的過程，使得土地與「原鄉」有了母親的投射。（作為壯年人的年齡，他們經歷了台灣從農業社會到資本主義化的轉變過程，並且隨著都會化而有而有離鄉流動的經驗）。
上述說法企圖部分地去說明為什麼這些主宰「何謂真正台灣」詮釋權的人，常常要去「發現」、「發掘」與「恢復」真正的台灣；而這個「真正的台灣」則很類似一九四○到一九六○年代的台灣──他們幼年所記憶的台灣；而許多被視為「真正台灣」的文化產品不但有懷舊的性格，還因為其都會角度而有懷鄉之性格。易言之，只有從都會化了的懷鄉人來看，台灣才等同於鄉土。反觀下層階級的人卻沒有自己是不是台灣的焦慮，因為下層階級在內化（internalize）主流文化與價值的程度方面比較不深。此外，上述說法也部份地說明何以日本人對台灣的某些影響已被視為「真正台灣的」，而國民黨對台灣的影響則尚未被當作「真正台灣的」：這是因為上面提及之都會化與資本主義化（當代人所經驗的資本主義化）係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進行的。
這種真假之分的台灣（人）提法，可能還有政治的功能。這可以從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看的出來，當時許多反越戰人士肯定北越的一些作為，這種「私通敵國」的言行被御用媒體與愛國民眾看作「假美國(un-American)」。
當然，只要有真台灣人，就必須製造出假台灣人。真台灣人對自己真正與否的焦慮，必須投射出來，化為假台灣人（即偽裝或不純的台灣人），並且透過批判「假台灣人」以肯定自身的真。
假台灣人之所以必然存在，乃因為在這個台灣論述中的「台灣人」或「台灣」被視為一種本質，而這個本質卻其實只是對特定階級／性別／族群／城鄉／世代的主體之召喚（即，中上階級都會化的福佬人為主之壯年男性），因此，有許許多多的社會集團由於不能符合這個本質的階級／性別／族群……之規定，而成為純度不夠的台灣人，亦即，某種程度的假台灣人。所以，雖然是同樣是所謂「本省人」，原住民或客家男性的「台灣程（純）度」就差了一些；或者，那些不會說福佬話（或不愛台灣民謠只聽搖滾樂）的福佬人，或沒有「台灣意識」文化特色的福佬人（例如，那些拼命想把舊厝改建為歐式別墅的鄉下農夫），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台灣人。
還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這個資本主義的台灣論述。讓我們考慮女人：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或者一個不溫柔謙恭、不願侍奉公婆、不願相夫教子……的女人，不論她是福佬人或原住民，她算是「真正的台灣人」嗎？她能代表台灣人嗎？她是「台灣精神」的道成肉身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這暗示著本質主義的台灣論述不但區分「真／假」台灣，還有一種壓抑的效果。
貳、「假」的第二義：模擬
「假」的第二意思是「模擬」（simulation）。「[電1] [電2] [電3] 模擬」和前述的「偽裝或不純真」不同；例如，在A偽裝B的情形中，不論A偽裝的如何成功，A在本質上是不同於B的。可是在A模擬B的情形中，A和被模擬的B在構成組織的原則上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B本身也可能和A一樣只是個模擬物。
在這個「模擬」意義下的「假」，因此不再和「真實」相矛盾。「假（模擬）台灣人」未必不是真正的台灣人，甚至可能比「台灣人」還要更真實。讓我們進一步考察有關「台灣（人）」的論述以說明這一點。
前面說過，有關「台灣（人）」的論述中的主流基本上是本質主義式的、回溯的、封閉的、追尋原鄉的。但是近年來也有另一種亞流的論述，似乎是指向未來的、開放的、交互主體的（inter-subjective）台灣（人）。這種論述可以名之為「新台灣人」論述，而「命運共同體」、「四大族群」都是這個新台灣人論述的中心話語。
這個「新台灣」論述不常是融貫的。例如，有時它似乎仍保存著一個如前述的本質主義的、本源的（original）台灣的說法，這個本源的或真正的台灣則被當作「新台灣」的基礎或中心；「本源的台灣」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有時簡單地等同於一些政治主張──例如台灣獨立。而所謂「愛台灣」、「是不是新台灣人」或「認同台灣」就完全取決於像是否主張台灣獨立這樣的政見。
很明顯地，一個融貫的新台灣人論述是和這種本源的、真正的台灣說法格格不入的。例如，在新台灣人論述中，我們常聽到「只要認同台灣，就是（新）台灣人」，可是一旦有了「本源的或真正的台灣」、進而有什麼才是認同台灣的判準，這裏的「認同」就不再是一個交互主體的認同，而是一種單向的認同、同化（assimilation）或教化。
一九九三年台灣大學進行自選校長的活動，台大對「新台灣（人）論述」並不陌生，可是到了權力關鍵時刻，「咱攏是台灣人」，「只要認同台灣不分本外省都是台灣人」這些修辭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台大校長應讓台灣人做一任」。
這個故事透露的就是：雖然大家都（新）台灣人，但是有些（新）台灣人比其他人更台灣，更接近本源的、真正的台灣。這樣一來，「新台灣」的提法和「真台灣」又相差無幾了。也正是在這個情況下，原本可涵蓋本省與外省的「新台灣人」，變成了「外省人」的代名詞。（就好像Chairperson原本可涵蓋男性主席與女性主席，而沒有Chairman的性別歧視涵意，但是目前在英文中，Chairperson變成了女性主席的代名詞）。
由於新台灣人論述也有個演變的過程，故而新台灣人論述並非不可能揚棄本質主義式的本源台灣，而指向一個未來的、開放的、交互主體下互動形成的台灣（人）。以下我們對這樣一種不回溯本源的、融貫的新台灣人論述提出批判。
這個去中心的、非本質主義的新台灣人論述所預設的主體是自主平等的四大族群，「新」台灣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有四個作為主體的族群，在自主平等的條件下互動，共同形成新台灣（人）──一個命運共同體。
新台灣雖然「新」，但也絕不是完全沒有構成組織原則，絕不可能有無限的可能（例如，新台灣人不可能是烏干達人）。其構成組織之原則正是在於新台灣（人）是四大族群互動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無疑的，這個新台灣人的構成組織原則是比任何實際存在的台灣人都要真實（因為實際存在的台灣人可能尚無法符合「生命共同體之下平等的四大族群」此一原則，有些人不願和其他人平等，有些人企圖「顛覆」生命共同體，或者有些人不符合任一族群的標準特徵）；新台灣人可說是「極度（過度）真實的」（hyper-real）。
這個過度真實的新台灣人一方面是我們模仿的對象，另方面也是模擬（模塑）我們的力量；亦即，作為實際存在的假台灣人（「假」在此為「模擬」之意），「我們」將自己模擬成邁向共同體的四大族群──我們就是自主平等、分屬於四大族群的新台灣人。
在新台灣人論述中，「四大族群」是自明的、現成的、極度真實的。我們則透過這四大族群（及其互動形成之命運共同體）來分類自己、構成自己、模擬自己。就像假（偽裝）台灣人必然是真台灣人論述的產物，假（模擬）台灣人也將是極度真實的新台灣人／四大族群論述的產物。
新台灣人是個統一體，是個（命運）共同體。但是這個統一體不是混沌不分的；如果是混沌一體，那麼新台灣人就無法被代表／代理（represent再現），統治階層也就無法聲稱他們代表了新台灣人的民意（或利益、意志等）。新台灣人這個統一共同體是有它的構成組織原則的，也就是它的內部分化原則，如前所述，這個原則就是「族群」；而新台灣人的「民意」或「利益」也是透過族群代理人來表達的。
統一共同體其實還可能有其他內部分化原則或構成組織原則；例如，新台灣人可以是由台灣的異性戀與同性戀互動形成的生命共同體，也可能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者男性與女性，土地資本家與無殼蝸牛等。但是新台灣人論述對族群原則的選擇，既不是自然的（性別原則可能更自然）也不是必然的（階級原則在其他社會也常被選擇），只能解釋為此原則是目前權力分配的依據與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們尚可考察新台灣（人）論述的另一預設，亦即，族群作為自主平等的主體。
族群既然被假設為自主的主體，便可有某種自由意志，而且既然能夠要求平等，便是可投射其利益的行動者（agent），這樣一來，族群代理人的存在就名正言順了（legitimate）。更有甚者當台灣社會或共同體被視為族群互為主體的產物時，族群變成台灣社會的本源（origin）。因為如果族群不是自足自主、可以創造自己及社會的主體或本源，而是某種論述－歷史－社會脈絡的產物，那麼台灣社會便絕不可能（只）是族群交互主體互動的產物。
由以上分析可知，新台灣人論述仍是想把社會及其發展錯誤地化約為一個單一的社會構成原則或社會內部分化原則。（參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273，524-526等頁）近年來的理論發展已經顯示這種化約主義有其不可克服之困難。
很明顯地，上述對四大族群提法的不滿其實是在對新台灣人論述的批評。換句話說，在另外一些論述中，四大族群的提法可能根本不是問題（參考本期傅大為的文章）。例如，在有關社運的邊緣戰鬥與人民民主論述中，族群是從族群與其他因素（階級、性別等）的差異與互相依賴或互補之關係來論述的。族群平等須同時和階級平等、性別平等……連帶在一起，因此人民民主反對獨尊單一的平等訴求，而且，單一平等很容易被國家機器所收編，甚至成為「權威式人民主義」。
不幸的是，「族群／國家認同」這個議題或訴求經過數年反對運動的發展，並沒有平等地和其他議題訴求串連起來，卻變成被獨尊的單一議題。最明顯的證據是：「族群／國家認同」比「階級／性別／性偏好／親子……」等議題占用多的不成比例的媒體空間、公共論壇與論述資源。
今天的現實是：生命共同體－四大族群的提法已經為霸權集團所用，並由他們來替我們命名、欽定我們的族群身份。而其政治的效用則在於凝聚一個（資產階級男性異性戀漢人……）的命運共同體，其意識形態包裝則是上述的「新台灣人論述」。而所謂「由四大族群所形成的共同體」的講法，在對外方面是「挾人民以抗中共」，拿我們做籌碼、人質，以進一步去交換他們的利益。在對內方面，則有打壓各種差異聲音的效果，亦即，打壓那些拒絕在目前權力佈局下和霸權集團「團結」的邊緣聲音。易言之，當前的「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提法已不像過去是什麼革命性、分化性、差異性的提法，而已經變成整合性、安定化、同質化的提法。（至於「四族共和」之類的提法在現實中則有樹立樣板、傀儡人頭之分贓政治特質。可參見本期中另一文＜評「外省台獨」＞）。
正如前述，共同體的四大族群基本上是霸權集團欽定的，並且是（新）台灣命運共同體論述的重要成分。所以四大族群本身的邏輯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族群論述占據大部分的論述資源）──這些邏輯問題像：閩南化的客家人算是什麼族群？族群是以語言、文化或血統為判準？通婚以至於混雜血統及文化的人又算是什麼族群？類似這樣的問題並不被當作重要的問題來看待，更不容許它們對四大族群提法進行顛覆（最多只能對這提法進行「補充」或「建設性的批評」，而不能完全否定之）；相反的，我們都被要求去模擬這四大族群，被要求去追尋到（模擬）自己的族群認同，亦即，我們都被要求做台灣人，或更確切地說做假（模擬）台灣人。
參、「假」的第三義：諧擬
所謂「諧擬」（parody）也就是會逗笑的模仿。不過有時即使模仿者本身並無意逗人發笑，而模仿也是唯妙唯肖，但卻因為模仿的情境脈絡而使模仿有諷刺或逗笑的效果。例如，近來歌星費玉青與張菲在「龍兄虎弟」的節目上，經常模仿其他歌星，有一次還模仿過楊帆。結果在楊帆與胡瓜所主持的「鑽石舞台」節目上，楊帆等則模仿「龍兄虎弟」這個節目並模仿費玉青的模仿秀，有趣的是，楊帆模仿費玉青對楊帆自己的模仿，換言之，楊帆並不只是在模仿費玉青，而是在模仿費玉青的模仿楊帆。（該節目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華視播出）。
以上這個模仿的例子究竟是楊帆（透過費玉青）在偽裝成自己呢？還是在模仿自己？也許兩者都說的通。但重要的是，不論模仿是否故意誇張或逗笑，這個模仿的情境脈絡本身已經使得這種模仿成為「諧擬」。
前面談到當前有關台灣（人）的論述主要有兩種，一個是本質主義下的「真台灣（人）」論述，另一個則是極度真實主義下的「新台灣（人）」論述；本文認為：相應於這兩種論述所召喚的主體──台灣人（真台灣人或新台灣人），不但無可避免地存在著「偽裝（不純真）」及「模擬」意義下的假台灣人，而且還因為台灣論述所在的情境脈絡而有著「諧擬」意義下的假台灣人。
什麼樣的人會是有諧擬效果的台灣人呢？以下是她／他們的故事，一群台灣人的故事：
1.劉姐月，女，28歲。
我常常去日本、東南亞，也有去美國，人家說「台灣人行遍天下」，我真的是這樣。在日本的國際俱樂部我做應召，也跳脫衣舞，那種地方什麼國籍的人都有，就像個小型聯合國。我跳舞的時候，真的感覺到「全世界都目眶金金地看台灣人」。
2.葉富國，男
作為一個道地的台灣男人，從中學開始，我就喜歡體格強壯、五官突出、動作粗獷的男人，但是後來更喜歡思想成熟、性格獨立穩重的男人。我差不多有和上百個男人發生過關係，現在每個月都會去捐血一次。我和許多台灣人的性習慣不同，我喜歡先肛交再口交。我特別喜歡對方陽具上沾滿我肛門黃黃的液體，帶著大便的味道，然後我一點點地把他的陽具舔乾淨。只要在做愛，我會感到自己是個快樂的台灣人。
3.Julia李，女，19歲
我從十一歲開始就移民到美國，但是這三年開始，每年暑假都會回到台灣，有時去夏令營，都是和我差不多情況的男女孩參加，但大部份時候都在東區鬼混。我會說台語，但不會國語。我是美國人，但也是台灣人（這是我爸媽常告訴我的）。不過，在交男朋友方面，我還是比較能接受美國白人。
4.賴義雄、40多歲，男。
我，台灣人，現在在中壢的「中國人理容院」門口做「三七仔」。我的老闆的拜把兄弟今年要競選中壢市長，政見是「台灣優先、中壢第一」，原來的市長去選桃園縣長了。
5.藍信棋
我從國中開始就喜歡女人內褲，經常偷姐姐剛洗完澡換下來的內褲來手淫。姊姊的內褲有一種很特別的氣味，令我很易衝動，有時還有一些白色和濕黏黏的東西，我曾用舌去舔，它的味道很怪，不過我很喜歡。所以我手淫時，常一面用舌去舔那白色的黏液，去聞那氣味和去幻想做愛。現在我最喜歡偷學校女同學的內褲，我不會三更半夜才去偷她們晒在外宿宿舍陽台上的洗過的內褲，何況現在她們都不敢拿出來晒了。我專門趁著晚飯後學姊學妹們去看電影或參加社團活動時，從外宿宿舍頂樓爬進房內找沒洗過的內褲。上次王建瑄和陳水扁在校內同一個時間演講，幾乎所有人都去了，很多男同學還和女同學說這是一次台灣人難得的啟蒙機會；那天的確機會難得，我弄到了好幾個心儀頗久的學姊學妹。雖然從頂樓爬上爬下很危險，但是我是個勇敢的台灣人。
6.其他男女台灣人
有關我們這種「人渣」台灣人的故事太多了，而且彼此沒有什麼共通性可被代表，這裏也沒辦法一一訴說；例如：快樂的小琪，喜歡打交友電話，跳迪斯可，做愛。還有不斷外遇的阿杰（許多女人認為他無聊又噁心！他卻自認為是大情人）；整天打電動玩具，喜歡著女裝的瘋狗；以及那些愛好一邊大便、一邊手淫的台灣人，等等。
我們這些人渣也都是台灣人。但是我們屬於台灣哪一個族群呢？我們是典型的福佬人？還是作為榜樣的外省人？或是道地真正的客家人？或是我們表彰了原住民的本質？
在現今的台灣論述中，我們不屬於那四大族群。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在各種莊嚴的「生命共同體」宣告中，四族共和的座談會裏，在學者「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的書籍內，在社論／黨綱／文宣……中，找不到我們的歸屬分類；因為我們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假（諧擬）台灣人。
（如果讀者仍然不懂上述論點，不妨取出＜島嶼邊緣＞第七期翻到116-118頁的＜大便報＞，研究一下之中那幾位「我愛灌腸／我愛剃陰毛／我的龜頭會發炎」的台灣人，究竟是屬於哪個族群的，即，究竟屬於「作為邁向台灣莊嚴生命共同體之四大族群」中的哪一個？也可以去詢問那些共同體或各族群的代理人，那些誓為共同體或本族群利益／命脈／命運奮鬥的政客或政治團體，＜大便報＞的這幾位台灣人是否屬於該政治團體所代理的共同體或族群？本文則認為像這類台灣人其實屬於「假（諧擬）台灣人族群」。）
肆、結語
本文在開頭處曾說，現代社會的族群是為了回應或反抗現代的「人的同質化」才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正如前述，「族群」不必然是「國族（家）認同──生命共同體」的構成原則，族群政治不必然為國家機器或霸權集團所用，而可能是人民民主抗爭之一環。故而，族群的建構也不必然呈現為一群自主的族群主體在歷史中自足地發展成具有獨特本質特徵的自然實體；相反的，族群的建構可以是人民民主串連論述的實踐，在這樣的實踐中，族群和階級／性別／……等等既是有差異的，又是互相依賴的，族群與階級、性別等均處於平等的地位。（參見註六）
台灣的反對運動主流並不是朝向人民民主抗爭的，反而走向被國家機器收編的兩黨政治，而原本帶著人民反宰制色彩之族群政治，逐漸被等同為「建立國家認同或生命共同體」，變成打造國家機器的手段策略。而「爭取族群平等」之所以會被國家機器所用，正因為「族群平等」沒有和「階級平等」、「性別平等」等其他民主要求串連或連帶在一起（solidarity），反而被獨尊為一種特權優先或最基要的民主要求。
台灣在這種「四大族群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脈絡下，正積極地建構四大族群；可是這無法真正解決「人的同質化」趨向，反而因為其建構之終極目的（teleology）（即，各族群最終都是台灣人）化約了台灣社會（即，族群／國族之建構佔用了台灣社會大部份的論述資源、政治資源等等），造成新的「人的同質化」（即，族群／國族十分醒目，但階級、性別、性偏好等等主體卻隱而不見）。這篇文章則企圖指出「假台灣人」此一族群是對這種新的「人的同質化」之間接回應。
假台灣人和其他族群有相當不同的形成或建構過程：其他族群在回應「同質化」趨勢時，是以一個主體的位置去尋找異質的符碼或文化經驗來建構自己，並且將這些差異性的符碼或經驗呈現為本身獨特的特質、隸屬於族群的歷史及傳統。但是「假台灣人」（特別是諧擬意義下的台灣人）這一族群卻不能形成一個主體位置，也不能主動建構自己，它只是其他族群在各自建構時無可避免的「副產品」──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四大族群在建構自己時，也同時建構了「假台灣人」。一切無法在生命共同體內呈現的經驗、一切與生命共同體完全異質的符碼，都只好被丟出來去建構「假台灣人」，就像過濾後通不過篩選的渣滓丟進垃圾筒一樣。
因此，假台灣人既無主體性、也沒有什麼本質；既不可能形成什麼中心，也不可能被代表或再現（represent）；這是一個沒有族群歷史或傳統的族群，一個由破碎、片斷、混亂的符碼及經驗所混雜而成的（後）現代族群。
你是什麼人？台灣外省人？台灣客家人？台灣原住民？台灣福佬人？何必這麼遜，何不和我們一樣來做假台灣人？
我們在肛交、在跳舞、在隨地大小便、在放屁，我們在搗蛋、在盜用公物、在混、在偷懶、在塗鴉、在鬧場，我們在打扮、在發浪、在賣騷、在通姦，我們在享受性愛、在爽歪歪，（你呢？）。我們（都）是假台灣人。
這個焦慮的心理來源可能是台灣男人對性別認同的焦慮。因為在回歸「原鄉－土地－母親」時，男人必須和其母親（女人）認同，這將造成他性別認同的焦慮，而這個焦慮便可能置換（displace）為對自己（行為、思維等等）是否為「真正台灣的」之焦慮。有趣的是，許多被認為是「真正台灣的」事物，經常有象徵母性陰柔之含意，然而台灣論述的修辭卻往往顯得過度陽剛。這個現象似乎可用性別認同之焦慮來解釋。
最早新台灣人論述是來自「台灣民族」的說法，這個說法的最初目的是要區分種族與民族的不同，其動機是為了要指出台灣人雖然和中國人是同一種族，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可是主張台灣民族者卻不能融貫地發展這個說法，認真地從學術角度去考察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台灣民族形成之條件，以致於陷入許多自相矛盾（可參看＜與海外人士講政論＞，杜洋客，《台灣思潮》第七期，洛衫磯：一九八三）。例如杜洋客指出某些海外人士「又要裝模作樣自附於歷史唯物主義，把資本主義的上升做為種族與現代民族的分界線，同時卻無視於戰後台灣的資本化，特別是六十年代以來實施加工外銷的狂飆式社會效應。結果台灣還有兩百多萬『中國人』，民族區分一概以戶口名簿為準，比派出所還派出所，台灣民族變成不折不扣的台灣種族，何自打嘴巴之慘重！」（引自前文）不僅如此，在認真探討下有關台灣民族意識與台灣民族語言的結論都可能和主張台灣民族論者之主觀期望矛盾（參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機器戰警編，唐山出版社，頁250-252。）凡此種種，還加上其他原因，使得「台灣民族」的說法逐漸沒落下去，新台灣人論述則取而代之。
因此我們不但反對族群本質主義（即，族群是一個自主的主體在歷史中自足地發展成有某種本質的自然實體），也反對族群化約主義（即，階級或性別等才有本質，族群則是由階級或其他所構成，族群完全沒有自己的特殊性）。不過，我們認為這個特殊性（specificities）並不是什麼本質，而只是一種關係位置和其在特定時空中的形態。換句話說，族群／階級／性別／世代／性偏好／親子……（這個串連可以一直列舉下去，不斷發掘各種潛在的權力及利害關係）這個社會構成原則都沒有各自的本質，它們只是在彼此差異卻又相互依賴的關係中被界定，（即，階級是在它與族群／性別／……等的關係中被界定，而族群則是在它與階級／性別／……等的關係中被界定，等等）。可是每種社會構成原則的形態（formation）是不同的，因為階級／性別／族群……這些社會構成原則並未被平等地對待。在有些時空中，族群是主宰的；在另些時空中，階級則被獨尊；等等。
不同於「生命共同體」論述中所建構的族群，我們所建構的族群，是在與其他人民主體平等的論述中建構的。具體地說，我們支持族群的經濟平等、社會平等、政治平等與文化平等，這即是族群平等的內容，但這些平等還要再串連起性別／性偏好／親子／城鄉……等，否則在爭取（例如）客家人語言文化經濟……權時，由於忽略了客家父權，而變成爭取客家異性戀男人的平等，而非客家「人」（男女老少同性戀……）的平等。（像我們這樣將客家「人」分化出來，即是指出族群的特殊性）。
例如在外省族群的建構中，逃難或避秦，無法生根經驗既是外省人族群歷史中重要的一章，也是構成外省人集體心理的重要意識。但如果認真考究，就可以發現避秦經驗也是歷來大部分台灣移民的主要心理意識，並非外省人的獨特本質。（或許，有人會據此主張「外省人三百年史」）。但是若對避秦經驗的內涵再加分析，其遠離原鄉、前途茫茫。失去傳統等經驗和台灣資本主義化後，被迫離開破產之農村到都市討生活的本省人，在經驗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故而，實在談不上這是外省人獨有的經驗（例如台語歌「出外人」也曾被詮釋為外省人流離到台灣的經驗）。由此可見族群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建構而成的。（參看何春蕤在本期對朱天心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