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台灣人到假台灣人

 19960415)

 

由於一句「新台灣人主義」,使得「新台灣人」再度成為新聞、耳語和學者討論的焦點。

「新台灣人」的說法其實由來已久,也曾被不同黨派、統獨立場互異的政治人物所倡導過,近幾年也被《新觀念》、《遠見》等雜誌大力鼓吹。「新台灣人」幾乎是舉國共識、沒有異議的霸權話語。

不過大約三年前,現已停刊的《島嶼邊緣》雜誌卻曾對當時流行的「新台灣人」說法加以批判,並且提出「假台灣人」的邊緣觀點。

這種邊緣觀點認為「新台灣人」說法僅僅建立在「族群」的基礎上,所以很容易被統治者僅僅等同為「四大族群的生命共同體」(這是當時李登輝對「新台灣人」的解釋)。更有甚者,「新台灣人」的族群政治在初期是強調「省籍平衡、多數統治」(所謂「政治權力應按照族群人口比例來分配」),在後期則強調外省人應對台灣認同;這樣的「新台灣人」說法並沒有把原住民(台灣最受壓迫的族群)放在族群政治的中心,因而統治者也很輕易地把「族群平等」運動收編成政治整合的過程;易言之,「族群平等」變成只是各族群的菁英進入統治階層的問題。像這樣的「新台灣人」說法是在為一種由上而下的民粹主義鋪路,強化了李登輝情結,並且會使建立在族群政治上的反對運動被收編。

如果「新台灣人」不僅僅只建立在「族群」之上,那麼就應該同時提出「(新)台灣是兩大性別(男女)/兩大階級(勞資)/殘障與體健/無殼蝸牛與土地財團/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生命共同體」,故而可以提出像「同性戀也是台灣人(也要活得有尊嚴、快樂、希望)」、「同性戀與異性戀族群融和成為新台灣人」等等具體破除現有不平等關係的主張。這樣的說法不但要求弱勢邊緣者的正義,也使「新台灣人」說法不易為統治者所收編。

如果「新台灣人」的族群政治以原住民為中心,那麼「族群平等」的內涵就不會只是各族群菁英的權力分贓,而可能會凸顯漢人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原住民所涉及的環保、階級、性別、資源分配、歷史記憶等問題。這些新的關注會促使人們對族群平等有更深刻的反省。

此外,主流的「新台灣人」說法還可能滑向國族(民族)主義,而國族主義毫無例外的會強化國家的統治,削弱民間自主的力量,壓迫邊緣弱勢的群體。

所謂「假台灣人」(alter-native  Taiwanese)就是企圖改造上述「新台灣人」,但是保留其「族群平等」精神的提法。假台灣人宣稱她們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並且呼召被主流「新台灣人」排除在外的女人、殘障、外勞、貧民、無殼蝸牛、勞工、年齡弱勢、同性戀等情慾邊緣人,來認同假台灣人。假台灣人說:「我們也是(新)台灣人」,因此要求各種(包含假台灣人在內的)族群平等,要求族群正義。

「假台灣人」不接受現成的族群分類,因為:如果以血緣為族群分類的基礎,那麼平埔族的後代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是「四大」族群?誰有權把原住民九族算同一族群?為何族群歸屬以父親(權)而非母親為根據?為什麼外省客家不和本省客家同一族群?等等。現成的族群分類其實只是統治者對人民的命名分類,「假台灣人」自稱是第五大族群就是要爭取人民的自我命名權。

「假台灣人」也不接受現有的族群建構故事,因為這類建構多只建立在簡單的「中國/台灣」二分,忽略了四十多年來蔣氏國民黨形式的台灣國族主義(以國語和國家機器把台灣統一成一個國家或共同體),以及在美國的經濟與文化殖民主義主導下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怎樣消滅了台灣各族群的差異。許多第三世界的族群政治,其實正是起源於對這種族群同質化現象的反抗。

但是正由於族群差異的泯滅與同質化,以及各種國際與本地文化的雜交,台灣也出現了一些攙雜各族群特色、但又不具任何族群特色、或說無法按現有族群歸類的「雜種」畸零族群,她們也是假台灣人的社會學基礎。

其實,「假台灣人」的說法就是要把台灣人酷兒化(queering  Taiwanese)、邊緣化、歪邪化、怪胎化,這樣的台灣人不會是個優勢/強勢/威嚴/正常/主流的支配者形象,不會想要進一步鞏固現有的宰制關係,因此才是真的「新」台灣人。  

Cindy Patton等人曾經擔心當代的批判言談常把「階級/性別/種族/年齡/情慾/殘障」等並列,因而在喚起一種公民權的想像,侷限在國族國家的論述內,因此也難逃國族政治的魔障。但是假台灣人的提法正好突破了這一點,可值得我們繼續發揮論述下去。

圖:假台灣人被路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