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式人民主義策略
際會下的政治策略
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認為，當各種矛盾的社會力量處在一個均衡的關頭時——他稱為「際會」（conjuncture）；因為是不同力量的匯集或風雲際會——一定要施以政治策略，就可以改變力量的對比。
一九八九年無住屋團結組織夜宿忠孝東路的八二六活動，即是一例。當時權力集團內部對房地產的炒作已經有不滿的意見，高房價使辦公室租用價格提高，並使資本流向投機的金融界而非產業界，而且間接帶動物價的上漲，不但危及經濟產業結構，還可能造成統治的正當性危機。
可是因為高房價炒作者與權力集團內其他部分（產業資本、統治官僚、軍方……等）的千絲萬縷之關係，使得後者不能出面打壓房價，因而呈現各方力量均衡的僵持局面。
就在此時，「無殼蝸牛」先以清新幽默的形象出現，而無法被歸入「偏激」的反對政治群眾；另方面，無殼蝸牛所利用的社會心理資源，也是權力集團過去所認可的「正義的小市民心聲」形象，其內容在過去則是「請野心政客不要打高空、談體制等大問題，我們小市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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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治安交通環境良好的安定生活」等等，但是無殼蝸牛則轉化了這形象的保守內容，將之聚焦在高房價的抗爭中，使其訴求得到群眾及各界的廣泛肯定；又因為其宣傳的花樣，使得媒體覺得「有新聞性」而不得不報導，故而有了八二六的成功。
在上述例子中我們看到，正因為力量的均衡，所以各方力量均可能被創造性的或適當的政治策略予以利用。在這裏最重要的、可供利用的力量是權力集團所建構的主流力量，像媒體、常識（common sense或「共識」）等。
一九九○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則是特殊際會下成功政治策略的另一例子。
當時國民黨內派系鬥爭，誰也不願直接出面打壓國民大會，在各方力量均衡的際會下，不滿的情緒及政治主張也由媒體建構出來了，所差的只是串謰各種力量的主體或中人（agent of articulation）。本來，權力集團主導派系屬意的是沒有後遺症或副作用的「全民」或「民意」，因為在「全民逼退」或由民意打壓國大之後，不但主導派系的正當性可以獲得肯定，而且由於「全民」的面目模糊與抽象，雖然在這過程中愛國有功，但也可以在主導派系利用過後，煙消雲散。
但是學生跳了出來，利用了主流常識——「學生是清高的、良心的、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等」，並且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和「全民」區分開來，以至於功勞不得不歸於具體的學運，（因此「區隔化」是三月學運中最重要也最必要的正確策略）。在三月這個際會中，權力集團雖然利用了學運，但也被學運所利用，暫時地建立起學運的正當性新形象，為學運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詳參第三章第三節〈學生運動：從野百合到人民的學運〉前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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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像上述這種力量均衡的際會，以切入主流常識、打破原有政治或意識型態所規限的空間之政治策略，都會讓原有政治勢力感到訊息錯亂（例如，無殼蝸牛和野百合學運都與反對黨劃清界線，卻又非愛國群眾）。野百合三月學運在暗中和「大陸學運」（或準確的說，台灣媒體在六四期間所炒作的大陸學運）被連帶和比較時，不但影響了學運的結果，也顯示出這連帶中可能存在的錯亂潛力。
假如台灣學運和這個（只存在媒體建構的記憶中之）「大陸學運」明白地連帶時，不論連帶「台灣—大陸」的民族感情（國民黨策略）或民主政治（反對黨策略），都不能另創學運的獨立政治空間；但是若只就「學運」部分來連帶，在兩岸關係微妙的今天（從官方到民主女神號不友善的事件看得出來），這種學運的連帶，使學運代替了過去聲援六四的「愛國群眾」，又擺出反中共官方的姿態，在在突破了原有的「國民黨 vs 中共」、「統 vs 獨」、「學運 vs 愛國群眾」政治疆界。可是由於學運在資源上尚依附反對政運，而上述這種中台學運連帶、人民的本土國際主義尚非反對政治中的「常識」，所以台灣學運尚不可能採取此一政治策略。
一九九０年底，入世的基督教小團體曠野社，舉辦平安禮拜，以「尊重人權、紀念二二八」為主題，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這也可算是一個際會下成功的政治策略之例子。（此處恕不作分析了）。
總之，際會下的政治策略，是個很有趣的研究話題，值得我們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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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主式人民主義策略
多元主義與後保守
主義：從同性戀解放談起
本文將以人民民主觀點的多元主義，對自由派的『（抽象）多元主義』進行批評，顯示自由派在同性戀問題立場上的偽善。
在一般人的想法裡，多元主義應當贊成思想與價值觀的自由表達，讓各種世界觀都有真正均等的機會與人們交流，也就是說，在性偏好這件事上，異性戀的性偏好不應獨占我們的教室、禮堂、影院、電視、報紙、小說……。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的理想均應有相等的機會去接觸人們。傳播媒介應花費均等的時間、版面或份量在各種性偏好上。這樣才是比較具體的多元主義。
對此，自由派可能辯說：自由派的多元主義雖主張各種意見思想的百花齊放，但並不主張各種觀念都可以無條件地有均等的傳播權力，因為這有時涉及某些團體或社區的權利，（比如，自由派認為社會不應強把花花公子哲學向某些宗教團體傳播），也有時由於同一議題有太多的選擇方案，實在無法將權力均等分配給每一個選擇；所以自由派主張讓觀念自由競爭，由一個公平、非人格的機制（即市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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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可是在性偏好這件事上，性偏好的選擇基本上只有兩種，（偏好同性與偏好異性，由於這兩種偏好不互相排斥，因此雙性戀也可包含在內），所以不像那些選項太多的議題須訴諸市場。同性戀與異性戀對傳播權力的均享，是在事實上辦得到的。故我們要考慮的是，有沒有正當理由反對這種權力的均享。
平等分享塑造性偏好的權力
首先，我們可以將性偏好形成的原因簡單地歸於先天決定與後天決定兩類，因為一個人會成為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不外乎是由於各種先天的因素或各種後天的因素，或二者的共同交互影響。
如果人的性偏好是先天決定的這類情形，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禁止大眾傳播中對同性戀的正面描繪，或者抗議同性戀老師的『以身作則』呢？反正這些同性戀榜樣並不能改變人們的性偏好，父母們不必擔心她們的子女會受到『壞影響』。性偏好既然是先天決定的，就算校長在週會上把同性戀的好處講得天花亂墜，也不會改變學生的性偏好；因此各種性偏好團體的百花齊放，藉著公共教育與大眾傳播，把自己的性偏好宣傳給別人，並不會造成對別人自由的妨害，也不會造成對父母教養權威的實質挑戰，或者違反宗教社區或團體的信仰自由。所以，站在多元主義的立場，自由派應主張各種性偏好團體都有均等的機會傳播她們的性偏好理想。
如果性偏好是後天決定的，那麼一個人成為異性戀或同性戀，都只是因為環境與教育的塑造。這就是說，我們社會之所以有較多的異性戀者，只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與教育是偏向異性戀的、是宣傳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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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這則是因為異性戀擁有較大的權力去控制了環境及教育。如果同性戀權力變得較大了，她們就可以改變環境，更新教育，下一代的大多數人便或有可能變成同性戀。
有人或許會說，異性戀的壟斷只是『自然而然』的發展；可是這種說法是沒經過大腦的。因為性偏好既然是後天決定的，社會固可『自然而然』地形成異性戀社會，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性戀社會。
這樣說來，異性戀對教育、傳播的壟斷只是一種特權。因此，不論性偏好是先天或後天決定，自由派都沒有理由讓異性戀繼續壟斷教育與傳播，各種性偏好團體都應有均等的機會及權力傳播她們的性偏好理想。
多元主義：自由派 vs 人民民主
所以自由派如果夠真誠的話，他們不應談什麼『容忍』，而應像人民民主的徹底多元主義一樣，談『分享權力』，分享控制傳播與教育的權力，使同性戀者也能按她們的性偏好理想，去影響別人。可是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一個號稱『多元主義』的社會，會容許同性戀分享控制教育與傳播的權力，這說明了一般流行的多元主義意理的欺騙性。
因此，同性戀永遠不要幻想能在這種『多元社會』中獲得均等傳播權力——如果同性戀遵守多元社會的遊戲規則的話。這種遊戲規則是用來強化與持續宰制關係的，因此明明是異性戀宰制同性戀的社會，多元社會卻宣稱它不排斥『權力分享』為最終目標，只是現在達不到這個理想而已。在這個意義下，自由派的抽象多元主義是具有欺騙性的：抽象多元主義高懸一種理想，但在多元社會中被容許的遊戲規則（即，達到理想的手段與方法），是永遠無法達成那理想的，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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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造成一些開放的假象，而不能動搖異性戀的宰制。
因此，自由派與人民民主的徹底多元主義之不同在於：後者反對權力的集中，主張人民權力的分散和分享。而且不論有什麼理由，權力的集中均不是正當的，人民權力必須真正多元地均等化（權力集團之權力則應被剝奪）。可是自由派的抽象多元主義卻認為，權力不均等的現狀可以在下面的情況中被容忍——第一，只要權力分配的程序或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注意：這個公平的規則不必然導致權力均等的結果）。或者，第二，只要對權力不均等所造成的苦果有所補償救濟。上述兩種情況分別代表了自由派內部互相攻訐的兩派：公平規則派（效率派）認為補償救濟只會使權力弱勢不思振作，延長權力不均等的局面。苦果救濟派（平等派）則認為公平規則（通常意指市場機制）只會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權力弱勢永不能翻身。這兩種批評都有道理；而從這個兩種批評我們可以結論，不論那一種自由派的多元主義皆係為權力不均等之現狀辯護，要求人們容忍現狀，並虛幻地希望權力有多元均等的一天，而事實上（正如兩派批評互為對方指出的）這一天永遠不會來到。
與自由派相反，人民民主的徹底多元主義認為，如果權力不均等的現狀遭到反抗，則不能在任何情況下被容忍（詳參〈要求平等權力的權利〉，無向，收於《新政治光譜》，晏山農編，台北唐山。此書中尚含無向與汪立峽對相關問題之討論）；人民對建立在不均等權力基礎上之道德共識或遊戲規則，可以運用而無忠誠的必要。人民追求彼此權力均等的實踐，自身就是正當的（self-legitimizing），無須任何基礎，亦即，無須符合任何普遍原則性的道德共識、遊戲規則或社會（結構）理論。這是一種真正為權力弱勢者抗爭的說法。更精確地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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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個團體就地共同決定的反宰制實踐，沒有遭到其他人民主體（也可能來自團體內部）因要求彼此權力均等而反對的話，可以自我肯定為正當的，無須任何普遍原則來証立。至於「人民主體」則是在「人民 vs 權力集團」中被界定的。
人民民主的後保守主義
現在讓我檢視一個自由派的可能反對論點，這個反對論點就是說，異性戀之所以壟斷傳播權力，是社會中原有的習慣、傳統、風俗造成的，異性戀家庭也是這種習俗、傳統的一部分，它們都維護了社會秩序。而這些習俗與建制並不是什麼人有意設計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既然在維護社會秩序上行之有效，我們就不應去挑戰它。自由派者又說，的確，有時我們用理智去分析那些習俗，也實在看不出那些習俗有什麼存在的必要，但人類文明的很多成就都不是人類理智選擇的產品。因此，我們不要因為同性戀家庭與傳播權力也是個『說得通』的選擇，就破壞原有的社會秩序。
上述這種自由派的看法，並不能代表所有自由派的看法，只能代表自由派中的保守右派，基本上著重效率而不重平等，比較為國人所知的此派代表是海耶克。就整個歷史潮流來看，這一派是過時的，但在經濟體制走向垂死之際，此派思想也會迴光返照一下。
本文的人民民主立場是一種後保守主義，故也同意上述自由派的許多保守主義論斷；例如，社會關係不是人有意設計的產物，而是自發形成的。但這並不表示，社會關係的持續也不是人理智的產物，因為一件事物得以發生的條件和該事物得以持續的條件並不相同；這就好像，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男女不平等的持續原因不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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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民民主也同意習慣、風俗、傳統，包括父權制度這些建制都維護了社會秩序與安定；而且，凡不合乎習慣等等的事物，常人就覺得『不合理』。但是社會若存在著宰制關係，社會秩序也就是宰制秩序；社會安定也就是宰制團體的長治久安；不合乎習慣與擾亂社會秩序的『不合理性』，因此也就是宰制團體的理性觀。所以我們基本上同意自由派，只是更進一步追問：『誰的社會？誰的理性？』。並且指出理性或合理固然只是價值之一，但是自由、秩序等等也只是價值之一，「平等、創新」也都是可以追求的價值，而並沒有什麼「超級」規則來指導不同價值衝突時之調和之道，因為「和諧／調和衝突」也只是價值之一而已。
無疑的，在改變社會的看法上，人民民主接近保守主義，反對那種同時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認為『完全的斷裂』、『大拒絕』等只是精英份子的潔癖。不論是既成建制、傳統文化、道德共識、通俗意識、型態或常識、各種權威、各方政治力量，人民民主的後保守主義都是藉其中一部份來挑戰另一部份，（如用某些常識攻擊另些常識，或以某個權威批判另個權威，等等。不過，這種後保守主義實踐，在遭到要求彼此權力均等的其他人民主體之反對時，就不一定有正當性）。因此，與自由派的保守主義不同的是，後保守主義並不認為現狀中有什麼『核心價值』（如令人心悅誠服的權威，或行之有效的經年習慣，或普通人權）是絕對不能推翻或否定的，也不認為現狀中有什麼『必要之惡』一定時時皆是抗爭對象。（自由派的『必要之惡』即是國家）。『核心價值』和『必要之惡』均是歷史的偶然（historical contingency）（至於後保守主義這種強調歷史主義的偶然性看法有什麼道理，待另文處理。關於後保守主義的細節，參看第五章〈社會與社會集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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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節。）。
照這樣說來，異性戀作為唯一正當性偏好的地位當然也可以被質疑。針對自由派的容忍同性戀，我們則大聲說出：同性戀解放！
結盟不是現成或必然的
如果我們抽象地考察性解放、婦女解放、同性戀解放以及兒童解放，我們就會發現這四者有很相近的抗爭目標。例如，父權制度與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制）都是這四種解放運動要抗爭的對象。此外，性偏好解放（例如，同性戀解放）和性別解放（婦女解放）也有一個共同的焦點，即，追求一個與性別無關的性愛關係，這也就是說，性愛對象的生殖器官是什麼，並不重要。可是這些相近目標或共同焦點並不必然帶來這些運動團體的結盟，除了因為須要結盟實踐外，還因為不同社會脈絡所帶來的利益分化，可能使這些運動處於極不同的位置，因此可能有不同的實踐策略與抗爭方向。
屎
李銘盛 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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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主式人民主義策略
人民頑鬥主義
台灣的無住屋團結組織在論述策略上，相當特別的便是幽默及嘲諷風格，不論其運動形式及內容都充分地表現出這一點。例如，該組織號召無殼蝸牛以電話干擾仲介公司、散布消息以降低房價等。讓我們先把這種策略的精神稱為「人民頑鬥主義」（popular vandalism，以下簡稱「人民頑鬥」或「頑鬥主義」），然後再來大致地描述其特色與意義。
近代歷史上的各類運動，強調以創意的頑鬥主義為策略的組織僅佔少數（如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大部分則是摻著不同程度的頑鬥策略。從甘地不合作運動、美國六○年代的民權、反越戰運動、（註一）波蘭獨立工運等都使用過頑鬥精神的策略。
最晚近的一些例子，像近日英國佘契爾夫人課徵人頭稅，反對人士便動員群眾不斷遷徙、變更地址，這樣一來增加官僚作業，使之疲於奔命，如果動員人數夠多，政府將無法課稅，甚至因龐大辦公費用，使課稅得不償失。
北大學生以丟「小瓶」來表示對鄧「小平」的抗議，也是一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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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頑鬥。
還有美國的「地球第一」組織，為了保護蒙大拿等西北角諸州的森林不被濫伐後銷往日本製筷子，也花招百出，例如，在樹中釘入鐵釘以破壞鋸樹的電鋸，而使商人損失慘重，還有拔去森林中的識別標誌……等等。
人民頑鬥主義與頑鬥的異同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頑鬥」和一般所謂的「頑鬥（即破壞）」（vandalism）並不相同；頑鬥通常泛指破壞他人物品或公共設施之行為，近年來台灣的國中畢業生經常有此行徑（如破壞母校教室）。而且通常頑鬥者（vandals）的行徑，即使因為出於開玩笑心理而有些許幽默感，仍多觸犯法律。
可是人民頑鬥主義（popular vandalists 自創）通常不破壞公物，不常犯嚴重法律，不過經常「犯規」（foul play）——可能會遭到罰鍰、申誡、拘留等輕微處分。此外，頑鬥主義是群眾性的集體運動（或至少在表達某個集體的願望或意志），透過理性計算的自覺作為，而不像頑鬥者零星式、個人式、自發衝動的行為。
然而人民頑鬥與頑鬥還有一些秘密的共通性：首先，他們都不是「英雄式」——即立大志、做大事、當大官者應有的「恢弘氣度」、「歷史意義」、「正氣凜然」作為；相反的，是屬於平民大眾的、邊緣的、「不入流」的作為。對敵人的態度，不是正面直攻，而是迂迴側攻（挖牆角、滲沙子、丟石頭之類）。
其次，他們都是輕微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的精神在於攪擾與中斷例行日常生活，將非軍事之人員及場所捲入政治—軍事鬥爭，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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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日常生活人事物之意義，而且藉由日常生活的中斷，粉碎了人們虛假的安全感，也顯露出社會結構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靠著人們互動的建構。頑鬥主義與頑鬥均有上述（某種程度）的恐怖主義精神。如果說恐怖主義是個人英雄的反抗方式（如火燒總統府），那麼頑鬥主義即是凡夫俗子的方式（如小蜜蜂行動）。（註二）
最後，人民頑鬥主義與頑鬥的關連是，兩者的當事人均有快感，這快感的來源不一定是「開玩笑」、「幽默」這種表面原因，而是來自對日常自然或神聖規矩的踰越所產生的快感。頑鬥主義的反抗不會是悲壯的，因為並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企圖，故所採取的策略，會被認為「不入流」、「不能成大氣候」。相反的，主流反對者的策略，往往會尊重日常生活的規矩（故而繼續支持日常生活中隱藏的權力支配關係），其嚴肅性、使命感等就不會讓人覺得「好玩」。
爭奪意義的詮釋權
以上的敘述使我們注意到人民頑鬥的一個核心精神，即是對日常生活事物、文化事物等意義的爭奪——藉著集體頑鬥重新改變或詮釋意義，或者顯示原有意義系統的矛盾、荒謬；易言之，對日常生活自然呈現的意義系統之破壞與重建。
例如十字架在波蘭原只是個日常事物，雖然有點「敏感」但並不是禁忌，可是團結工聯卻逐漸地改變其意義，成為反抗共黨的象徵，而像十字架這個「到處都看得見，雖然是個小東西」，造成共黨當局極大困擾，也無法禁止。由於這種反抗形式無須民主鬥士或英雄，人人隨時隨地可為之（工聯另一個著名例子是按喇叭），逐漸鼓舞了一般民眾反共黨的勇氣，慢慢地群眾的膽子變大，反抗形式也益形公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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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這和後來工聯的成功有關吧（從台灣來理解上例，或許假想當年黨外號召群眾隨時手持佛珠，或每周一穿白衣服等，作為反抗的形式）。
人民頑鬥主義的論述實踐經常參與到日常生活、通俗意識型態中，並善用原有共識的片斷或主流說法的部分，反過來顛覆另一部分的共識或主流意識型態。例如，「選擇的自由」原是美國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及說法，原來是針對政經市場資源的分配問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消費者有選擇品牌的自由），但是贊成墮胎自由的人士卻拿來運用，喊出女人可決定墮胎與否（pro-choice）。
又例如，美國的右派人士對反帝及反資的異議人士，常說：「要愛就愛，不愛就滾」（love it or leave it），但「地球第一」卻喊出「不愛（地球）就放過它」（love it or leave it alone）。
無住屋團結組織在一九九○年重返忠孝東路活動中，也把過去「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等八股改變為「反攻忠孝大路」等口號，也是頑鬥精神的表現。
凡此種種均是利用語言意義的不定性，以富創造性及想像力的論述實踐來重新詮釋語言。在極致的頑鬥主義中，沒有任何神聖不可侵犯或不可戲弄的意義（六親不認），也絕無任何骯髒不宜運用的意義（有奶便是娘）。可是正由於這種策略（也可稱為「後保守主義」）的「六親不認」及「有奶便是娘」，也可能自我顛覆、解構，所以全然擁抱極致之頑鬥主義的團體並不常見。尤其是那些不斷累積、集中權力於一身者（centralist），為了晉身主流、正統、中心地位，更不屑使用頑鬥主義。
當然，人民頑鬥不是萬靈丹，而且任何人民頑鬥的實踐均須視其脈絡始能發揮效用：曾經有效的，現在不一定有效；別處有效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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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見得有效等等。有時候，一個社會甚至無法容納任何頑鬥主義之抗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個人零星的「準頑鬥主義」反抗，像台灣李師科案發生後，許多人自發性地模仿李師科打扮，製造偵查的困難。可是這種個人式行動，雖然不同於一般沒有意義的頑鬥，但是畢竟缺乏創造意義的力量，難免被視為「神經病」了。（註三）
附註
（註一）：耶穌及其徒眾騎驢入耶路撒冷可能是最早我們所知的人民頑鬥。美國及越戰時期中最具頑鬥主義象徵的活動，也許是 flower children 及異皮（Yippie）的首腦霍夫曼（Abbie Hoffman）包圍五角大廈時的言行了。霍夫曼終其一生均以幽默名句及不斷抗爭聞名，前不久逝世。
（註二）：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聯合報有如下的一則報導，似也可從本文的角度來分析之。惟報導中的「X」先生不見得是真的縱火者，因而其自稱縱火者的行為，非常有意思。
【台北訊】一名自稱是無殼蝸牛「X」先生的男子，昨天晚上打電話向本報說，他是「新時代廖添丁」，代表無殼蝸牛，在台北市最精華的頂好商圈縱火。他說，他將繼續縱火及對夜行女子不利，直到政府解決無殼蝸牛住的問題才結束這種「報復行動」。
自稱無殼蝸牛「X」的男子說，他從南部北上謀生已有數年，生育五個小孩，因為自己「沒有用」，因此目前還是無殼蝸牛，為此，他自認對不起妻小，才有這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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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再勤奮賺錢，也買不起一棟房子，但是，政府一點也不為無殼蝸牛著想，解決住的問題，因此他自認是「新時代廖添丁」，代表無殼蝸牛，要放火將頂好商圈最精華地區燒掉，先四處縱火燒三個月及持刀刺傷夜行女子「屁股」，如果政府還無法解決人民住的問題，他還會再幹下去。
（註三）：這種例子甚多，例如《爭鳴》雜誌一九八一年，三十九期第七頁，羅冰（現已跳槽）在報導〈華國峰辭職幕後〉時，提及當時出現署名「李宏印主席」的陶然亭大字報，即是一例。然而以中共社會當時的情況，這種「神經」幽默，根本不能見容。臺灣數年前也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彰化縣溪湖鎮長黃金地等六人各收到一封怪信，內容是：「朋友，嘿嘿！在谷關自強活動時，你雇用殺手要殺害我，幸我機警逃過劫數，我也知道你不會放過我，我隨時都會被你雇用的殺手殺死，但沒關係，因我已準備好齊全的資料，必要時將加以公開，如果我被殺死了，也有我的三個兒子替我申冤。」
另外此信作者尚在另一張紙條上，自我指涉（顛覆）地寫道：「造謠中傷，嚇唬他人，閻王應下旨判他的罪。」在過去那種高度壓抑、敵意無法表達的年代裡，像這樣的信或牆上塗鴉真不知有多少。此信因為涉及「官員」層次太低，所以報紙加以刊登。相信其他的信，不論內容如何精彩幽默，大約都是「內容不妥」而存參了吧。
（編按：此文原載《首都早報》，1990年8月25日。《當代》1990年9月53期曾轉載。原文文末寫：「願以此文懷念周仲庚、陳亮祖兩位十年未見的朋友，猶記得一起談論頑鬥主義時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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