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會的多元抗爭
第二節 多元社會的多元抗爭
前言
這節的標題是「多元社會的多元抗爭」，讓我們略為解釋一下。
「多元社會」有幾種不同（但不互斥）的意思，一種是指「有多種不同的社會構成原則」，這也就是說，社會沒有（單一固定的）構成原則。在上一節及第五章都提到這個概念。
「多元社會」的另一個意思則是多元人民主體的存在；這顯然是社會不斷分化的結果。而多元人民主體的存在現狀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眾社會集團不自然趨向或自動地區分為對立的兩大集團，而且似乎並沒有「規律」或「力量」使眾集團朝向這種二元對立的化約狀況，或者說，即使有這樣的「規律」或「力量」，它們也沒有在發揮作用。不僅如此，從現況看來，分化的力量反而較為明顯。
第二，這並不是說對立或敵意消失了，相反的，對立或敵意更形尖銳也更普遍，只是它們不再集中於某一中心，而是分散在各處。
換言之，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兩極對立，但是整個社會卻不呈現為兩極對立。這是一種多元的兩極化而非一元的兩極化。在往日，社會
以上為288頁
中的激進／反對運動，往往集中於一個「自然的」中心（例如「黨國體制」），也就是各種抗爭運動的共同抗爭焦點。但是這種單一中心的說法或宣傳，在今日來看，只是另一種宰制手段而已。
第三，傳統的社會範疇，像階級、性別、族群等也被分化的很厲害。例如，不同工人（婦女／台灣人……）團體之間利益分配的落差可能遠大於工人（婦女／台灣人……）團體和其他團體之間的利益分配落差。
從抗爭對象來看多元人民主體，我們即可發現，不同主體雖然在某些場域或情況中，有相同的抗爭對象，但是往往它們會有最主要或「主要／次要」抗爭對象之分，而主要抗爭對象的抗爭往往起著支配次要抗爭對象之抗爭的作用。（考慮一個罷工團體所抗爭的各種對象：廠方，外國母廠，法令，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媒體、反罷工之意識型態、經濟制度、介入事件的其他團體、個人英雄作風、工賊內奸……等，就應當可以想像，在一定情況下，會有一暫時固定的主要抗爭對象）。主要抗爭對象也就是抗爭焦點。不同人民主體往往因抗爭焦點的不同，而有不同實踐策略。人們常常幻想不同人民主體，在如其現狀的情況下，就有一些共同的抗爭基礎（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器等），但這是未經仔細分析的。此外，有些人民主體連比較固定的抗爭焦點也沒有。當然，抗爭焦點可以改變，不同抗爭焦點的人民主體可以協調、可以結盟，也可能會使社會在某議題上或某場域中逐漸形成對立的兩大集團。（但是在其他不同的議題或場域中，則不一定形成對立的兩大集團，而且不同情況下形成的兩大對立集團，不一定相同對壘，亦即，不一定總是涵蓋同樣的社會集團——雖然這種情況也會逐漸改變：隨著身份意義因平等結盟而引起之變化，不同場域的意義
以上為289頁
也會起變化。）人民民主在此是主張平等自主的結盟實踐，來協調與面對多元社會的多元抗爭。
或問，多元主體的區分原則是什麼？答曰，在眾主體或社會集團彼此之關係網路中占據一獨特位置者，即是一個集團或主體。但是眾集團或主體間形成的關係網路，又是怎樣決定的呢？答曰：這個關係網路是被兩組權力關係所決定的，一個是權力宰制關係，另一個是權力利益分配落差關係（可視為組合Syntagmatic與聚合Paradigmatic的關係）。
（這裏講的權力關係基本上和現代社會功能分工與系統分工之社會關係吻合，但是權力關係的消滅不意味著社會複雜性的簡化或消失。）
這一節即是從多元人民主體的多元抗爭出發，來探討自主平等結盟的問題。基本上，我們在本節中並未否定社會有構成原則；我們也不質疑不同人民主體是否面對同一社會現實的問題。在上一節〈實踐策略自主化〉一文提到的三種替「社運自主化」闡述辯護方式中，本節主要集中於後兩種方式（即該文的第3及第4小節）。
本節基本上是一篇長文，以〈一與多、結盟、改造、希望〉為主，不過由於此文策略性地取用了「遊戲理論」的一些形式上的算理，所以先以一篇短文介紹這些形式算理作為楔子，這就是〈從二人到多人遊戲〉一文。
特別要說明的是，筆者所採用的這些遊戲理論的算理，完全是為了精簡說明之用，並不對「理性」、「社會」、「個體」、「個人主義」……等有任何常識之外的假設，許多遊戲理論者在採取其形式算理時，除了當作啟發性的計算外，還賦予了遊戲理論很多涉及社會本體論或行
以上為290頁
動之理性基礎的假設，在這一點上，本文與這些理論者的立場或動機是完全不同的。本文所採用的形式算理，也可以用非遊戲理論的一般觀念說明（只是略繁複而已）。
林威
以上為291頁
第二節 多元社會的多元抗爭
從二人到多人遊戲
先講一段古：
從前某市鎮附近山上有個強盜寨主，他雖然不時侵擾市鎮，但最常搶劫與騷擾鎮上的某大地主及某某個佃農。因為強盜的存在使得都市之資本家不願來投資，連地主想開個工廠也找不到工人。
於是地主便告訴佃農，相對於據地為王的強盜，大家都是「民間」，佃農生活不好，主要是因為強盜從地主那兒搶的太多，地主不得不多收地租，而且從「歷史—結構」分析來看，強盜不除，小鎮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興，因此佃農永不能翻身，（因為他無法變成工人，然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家做主）。所以地主要求佃農，兩家合組敢死隊上山除害。
但佃農對地主的「啟蒙」沒什麼反應，使地主不禁覺得佃農被強盜洗腦的太成功，佃農的人格志氣被傷害太深，以致於聽到真理時竟然不能認識。其實佃農並非奴性太深，他的毫無反應只是一種反抗形式而已，（就好像選舉時投廢票一樣）。他告訴地主，他對強盜的「黨國體制」知之甚詳，只是「認識啟蒙真理」並非僅須理性即可，人在
以上為292頁
接受一種思想為真理時，都是有其物質條件的。佃農答應地主共赴沙場——只要地主分一半財產給他。
當然，佃農在此所做的，是把地主所提出的「山上強盜國王對抗山下民間社會」之二人遊戲模式，轉變為遊戲理論中所謂的「多人遊戲」（N-person game）。佃農所希望的策略若能實現，其實也不過是眾多可能「遊戲結局」（Playoff）之一而已。其他可能則像：佃農收地主五兩黃金，打一次游擊戰；或者，佃農上山投靠，幫助強盜併吞統一市鎮。
上山投靠云云是一種要脅（threat），在遊戲理論中和「玉石俱焚絕招」（doomsday machine）都是各種遊戲模式中常見的正當策略，（所以原住民有時會談到中共對少數民族的策略不錯……。）不過要脅不是單方面的，地主也可要脅和強盜合夥開工廠，鎮壓佃農的可能反抗。
但是在鎮上也還有其他利益不同的人群。例如，有些人希望地主與強盜的對抗一直持續下去以便漁翁得利等等；這些不同的人群使多人遊戲絕不能被簡化為二人遊戲，因此也絕不可能只有一種遊戲結局，這也意味著運動策略不能一元化。（眷村過去便一直採取一元化實踐策略。）
多人遊戲的重要特色便是結盟；個體由於參加某結盟而得到之權力，最好要多於個體參加其他結盟而可得之權力，但至少必須要多於根本不參加任何結盟而獨力奮鬥所得之權力。如果在現實中，有某個團體在某個結盟中被「犧牲小我」了，這便違反了上述的「個體理性原則」，通常這表示這個團體缺乏獨立自主性，被宰制或操縱而進入該結盟。把一個多人遊戲化約為二人遊戲時，就一定會出現這種情形。
以上為293頁
這並不意味著：每一次玩多人遊戲的結果都不會形成兩個大結盟（而因此和二人遊戲類似）。事實上這種建立於多人基礎上而形成的準二人遊戲很常見，但它和二人遊戲有原則上的差異。例如，一九八九年選舉時，弱勢團體同盟所提出的「選人不選黨」，很可能因為某黨候選人完全支持同盟，而另一黨候選人則否，因而最終結果和「選黨不選人」一樣，可是如果因此而斷定二人與多人遊戲實際相同，則係錯誤，因為選舉只是諸多運動面向之一，而且社運團體的自主性，和權力利益在結盟內的重分配，有鉅大關係。
在我們的故事中，地主以靜態空間（山上強盜／山下民間）為分析架構，佃農則想以策略性地動態分析架構取代之。或許這便是有些人想以「權力集團／人民」（多人遊戲）來取代「國家／民間社會」（二人遊戲）的原因吧。
多人遊戲的「人」不一定指個人，也可指任何形式之集團，故用來作社會分析之工具，在有限的範圍內具有啟發性。但遊戲理論不是命定式的冷酷計算，例如，人們不一定選擇可同時增加大家的權力利益分配形式，即，不一定在任何情形下都選擇同時對大家均有利的策略（所謂「巴烈圖宜配」）；又例如遊戲理論認為，即使我們知道各種結盟方式所導致的結果，仍不一定能由此推出何種結盟將必出現，因此推動某種結盟的形式仍具有其實踐與想像的空間。
佃農將上述遊戲理論告訴地主後，地主雖覺得抽象、對現實的指涉不清楚，但他很明白「理論就是理論實踐」，他知道佃農談遊戲理論的本身就是（在多人遊戲基礎上）和他討價還價，地主便開出支票承諾佃農上山決一死戰後，將來會制定較合理的勞基法，實行農村自治（由佃農自動繳交地租）等等制度結構性的變革；而佃農則堅持分一
以上為294頁
半財產，但心裡卻想「只要分我五分之一財產，我也幹了」。
故事沒完，還在繼續中……。
總結：我們從遊戲理論得到什麼啟發？
一、如果不對眾集團的結盟或實踐預先設立底線或框架或「基礎」，那麼自主的眾集團所形成之「多人遊戲」，就有一種以上的可能遊戲結局或玩法。
二、而且，不一定會形成兩大結盟，不一定每次「遊戲」（某種抗爭議題或活動）都會將社會分成壁壘分明的「權力集團」vs「人民」。
三、各集團均傾向結盟，因為通常結盟比不結盟要來的有利。所以，那種杞人憂天式的，害怕人民民主造成「原子主義」的說法，根本無法成立。
四、結盟有逐漸固定化的趨勢。易言之，從脆弱式烏合結盟到case by case因議題而結盟的情形，均可能會朝向比較固定的結盟發展。遊戲理論告訴我們，這主要是因為各集團傾向結盟，但每次更換結盟對象會「很累」，而且可能會因臨時更換不及，而沒和任何人結盟，因此錯過了「遊戲」，結果損失更大，所以為了保險起見，結盟可能會逐漸固定化。易言之，較固定的結盟可以保証在每一局的多人遊戲中獲取一定的利益。但是結盟關係都是「先交友談戀愛再結婚」，而非「一見鍾情」。
五、結盟的形成無法從「客觀結構」必然導出，結盟的形式仍須串謰實踐。
以上為295頁
第二節 多元社會的多元結盟
一與多．結盟．
改造．希望
提要大綱
『各種社會集團的關係』、『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知識分子的改造』這三個非常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一向被人認為是三個不同的問題。本文（后半部）則顯示這三個在激進論述中常談的問題的相關性。
本文另一個重點則是批判激進論述中常見之說法：突出某一目標為主要的、基本的社會矛盾，將之視為『結構性』、『全面性』、『中心性』的權力關係；而且在現階段中，其他次要矛盾或局部權力宰制關係的克服，必須依賴著這個首要且超越的目標（通常是掌握政權）。
這裡自然涉及了社會矛盾、或社會的宰制關係究竟有沒有主從之別？各種社運共同結盟在人民民主的架構下時，除了形式上平等外，究竟應如何追求各種人民主体實質上的平等？本文（前半部）則意在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這些問題還有另一個哲學及社會學的層面，即，多元差異或多元抗爭可否能調和（結盟聯合）為『一』而仍能保有『多』？以及
以上為296頁
『社會整體結構—作用者或主体』之關係的問題。本文也試圖處理這些問題。
零．前言
這篇文章是特屬台灣的，對話對象較偏重左翼人士，其觀點的形成離不開「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影響。
國際大氣候指的是，中國大陸與東歐的變化、佘契爾主義、希臘政局等。國內小氣候則是，大小兩霸局面逐漸成形，爭論的是“可不可以說”的「正名」問題，即使是所謂的「激進派系」思維，也不脫權力集中者（centralist）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ism）；另方面，婦女、原住民、消費者、工人、教師、殘障者、環境污染受害者、無住屋者、學生、農民、本土教會及“介入（世）”的佛教徒、老兵、文學藝術工作者、同性戀者、和平主義者、交通事故受害者、被壓迫的學術或知識份子……等各種弱勢社會集團在政治勢力的切割下，艱苦地朝向自主性萌芽發展。本文隱含的立場是弱勢社會集團應搞另一種另類政治（alternative politics）；但是本文不是為這樣立場的直接辯護，而是澄清某些為此類辯護所必須的觀念，作為拋磚引玉之用。更清楚地說，本文所澄清的觀點，是為了提出一個『人民民主』的架構，使眾弱勢邊緣社會集團可以在這個不偏倚的架構下平等互動自主結盟。
『不偏倚』（或『非宗派』）的意思就是這個架構不以某一個特殊的人民主体（即，進行自主平等結盟的邊緣弱勢／社會或社會集團）的抗爭及結構分析，來抹殺其他人民主体的抗爭意義。在現實中我們
以上為297頁
看到的是，各個政治勢力的論述正以『巍然的后設敘述』（或『鉅型的后設敘述』）姿勢，界定著各種社運人民主体之『階段性』或『局部性』意義；而社運主体一來因為還沒有發展出一個不偏倚的互動架構，故時而有互相抹殺對方抗爭意義的情形出現；二來或因為缺乏主体性，根本無能力進行有意義或真正的自決，更遑論在獨立自主的情形下彼此互動。因此，提出一個人民民主之架構，在論述層面上，不但有助於重新界定社運目標之獨立、自主意義，並撇清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及各種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而且還有助於各種人民主体彼此平等結盟，互利發展。
『人民民主』站在弱勢社會集團（也就是今天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的立場上。『人民民主』反對各種團体以『優先論』或『階段論』（例如，必須經濟發展優先、國家安全優先、社會安定優先、政治民主優先，才能達成社運的目標云云）來壓抑社會運動自主化；同時也反對任何以『整体』之名（如國家、民族、人民、共同体、全民、集體利益等）來壓抑各種人民主体。由於通往任何政治目標的道路，絕不只一條；而每一條路對不同的社會團体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利害影響；因此絕不可在虛幻的『整体利益』下，一元化運動路線及抗爭策略。社會運動團体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這是一條新民主之路。
壹．一（元）與多（元）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首先解釋一元論與多元論在關於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幾個意思，以及我們的多元論立場。其中想特別澄清的是像『Ｘ
以上為298頁
Ｘ運動其實本質上是個中產階級運動』這類說法究竟和多元論有無衝突。
其次，我們將集中批判某一種一元論的形式，即我們所謂的「階段論」或「優先論」；階段論認為：由於結構性的限制，使得我們在目前這個階段，如果要達到一個平等多元的社會，就必須把這個社會當作一個一元化的社會。
最後，我們將描述一個多元社會真正趨向（而不只是被當作）一元化時的可能情況。
這節所談的觀念還會在以後幾節重現，這裡所作的只是「鋪路」。一與多雖是抽象的哲學觀念，但是當我們把『一分為多』（分化）與『多合為一』（重組）這些觀念放在多元社會或社會一元化的討論中，就很有啟發性。本文的觀點是，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已經被分化成多了），而且我們歡迎繼續不斷的分化；當然被分化的多仍可被重組為一，一個多元社會仍有可能趨向一元化，但是一個未經徹底分化的「一」是危險的，之中必然有被壓抑的權力關係。和我們觀點相反的權力集中者或中央集權者（centralist）卻正是排斥分化，希望「一」是純粹的“鋼鐵一塊”。現在就開始我們的討論。
我們認為世界是多還是一呢？即我們究竟是多元論還是一元論呢？或應當先問多或一究竟指什麼呢？
一（多）元論有許多不同的意思，例如，我們是否只有一個（有多個）世界？社會中是否只有一個（有多個）社會集團？划分社會集團的因素只有一個（有多個）？社會的起源是否只源於一個（源於多個）因素或集團？是否只有一個集團或社會因素對其他（集團或社會因素）有因果影響？等等。『一與多』還有很多其他的意思，但在這一節
以上為299頁
裡我們只討論上列幾種意思。
在此應該先介紹『初見的』（prima facie）這個術語；一件事有「初見的」真實性，就是指，除非有其他證據的否定，否則其真實性是自明的。我們所意識到的世界，即現象世界，有『初見的』實在性，我們也承認這一點。例如，這個世界上有男人、有女人，野百合運動是學運而非性解放運動，等等，這些都是（初見的）真實的。總之，我們重視人所意識到的世界，不以虛幻斥之，並企圖在之中找出實踐之著力點。
下面在逐一討論一與多的各種意思時，我們將發現這社會是初見的多。既然我們肯定初見的真實性，我們可說是多元論者；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會指出在某些意義下，這社會也是一，一與多其實可以並存在許多事物中。
首先在社會中，人們均應承認像『有許多不同的社會集團存在』及『划分這些集團的因素（如性別、階級、種族、收入、地位、殘障、性偏好、有無住屋……等）均是真實且不同的』，這樣的說法有初見的妥當性。因此我們也認為（例如），無住屋者運動和階級運動（不論那一個階級）是初見的不同，婦女運動和性解放運動是初見的不同等等——即使婦運者和性解放運動者這兩個集團所涵蓋的人，恰巧完全相同，這兩個運動或集團仍不一定相同。（附帶一筆：縱使我們假設婦運追求之目標也包括了性解放，婦運與性解放兩個集團也不一定在每種情況下採取相同策略，這就好像一個追求政治與經濟民主的集團，很可能不同於一個只追求政治民主的集團一樣。）
一元論者或說，所有這些不同多元的集團及運動只是在現象層次看起來多或不同，在本質上它們其實都只是同一種運動或集團。我們絕不反對像『甲運動其實本質上是乙運動』這樣的說法，反而認為如
以上為300頁
果能顯示此說法為真，將是非常有意義且有價值的，因為這可表明（例如）一個政治運動是否只是某個階級運動的偽裝，或者一個社會運動是否只是另一個政治運動的附庸，等等，只是如果要顯示『甲運動其實本質上是乙運動』，還需要很多更進一步的分析。（官鴻志的〈都市社會運動是中產運動？〉即是一個絕佳的示範，見《中國論壇》三四一期，36-38頁。另外，我們也反對像“本質上”這樣的語言，不過這裏可忽略不談。此外，我們也可以分析一個運動的階級傾向、性別傾向……等；像〈原來「運動」也有階級之分〉盧思岳《自立晚報》，1991年5月23日，也是一個好例子。）
對於『一切不同的集團划分因素（在本質上）均是同一因素或某一因素』的一元論說法，我們不會先驗地排斥它，但卻認為以現有的證據來看，也許說「這樣或那樣的集團在本質上是一」可以成立，但說「一切均是一」則不能成立。
一元論還有一個意思，即不同因素所划分的諸社會集團彼此之間所可能產生的因果或決定關係，是單方向的，單方向的意思就是（例如）只有甲影響乙，而乙不能影響甲。這個一元論說法也和我們所知不符，我們所知的情形是集團或因素之影響有單方向也有互相雙向的。
當然，一元論還有其他的意義，例如，它可以主張這個社會的起源是一元的，換句話說，在人類社會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只有一種划分團体的因素；例如，性別，或者階級。以後其他各種分別，都是起源於那最原始或基礎的分別。
不論起源一元論正確與否，從起源一元論不能推衍出現狀一元論，因為一種社會因素的起源（假設性別歧視乃源於階級分化），和那
以上為301頁
種社會因素保持下來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即，性別歧視至今猶在的條件不只是階級方面的原因）。
和這個論點相關的是對台灣社會的『總本質因』看法，即台灣社會現今之惡均起源於一個因素，就是國民黨的宰制，若能去除此因，則可消除眾惡。可是，即使上述看法中所謂的「國民黨是台灣眾惡之源」為真（起源一元論），也不表示去除此源後，眾惡亦隨之而去，因為眾惡得以繼續存在的再生產條件和其起源不同。
或曰：除去此源雖不必然即可除去眾惡，但若不除此源，則必不能除眾惡，即，除此源是除眾惡的先決條件或必要條件。
這種先決條件的提法，就是一種階段論，亦即，某一種反宰制戰線具有結構上的優先性或特殊性，其所代表之社會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人們必須先解決主要矛盾才能解決其他次要矛盾（眾惡）。這種階段論或優先論也是一種一元論，其效果是促使那些在「次要」矛盾上抗爭的社會集團採取一元化的運動策略（亦即採取反主要矛盾之集團的運動策略），而這個結果即是服從反主要矛盾之集團的領導，成為其附庸、外圍等。這種一元化運動策略在效果上就等於說（在目前這個階段）只存在依主要矛盾因素所划分之集團——這的確是一種一元論。
以一種因素作為划分眾社會集團之因素，事實上是把一個多人遊戲（N-Person Game）簡化為二人遊戲，而這個「簡化」中本身就包含著“危險的權力關係”，因為多元差異必須被壓抑下去、次要的、邊陲的、主體切身的、小我的都必須讓位於主要矛盾的鬥爭。
階段論或一元運動策略錯誤地將社會當成一個脫離了主體的僵死結構，而且以為「主要／次要矛盾」之分是被這個“客觀的結構”所決定的。但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所謂「主要／次要矛盾」是在多人遊戲
以上為302頁
中的每一局裡被眾多參與者所決定的（結局之一），而不是參與者在決定其遊戲策略時的預設依據。誠然，社會中可能許多人或集團均處在不能自主或被宰制的情形下，沒有辦法自行選擇策略，因而多人遊戲實際上被簡化為二人遊戲，所有人的運動策略均被一元化，以致於人們不能認出：『主／次要矛盾之區分的決定力量之一便是她自己』，反而以為這個區分是完全由一個異於自己的客觀結構所決定的。因此，我們這裡對階段論之批評便是想改變這種異化看法，挑戰這種把「主／次」之分當作脫離了主體的、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而非人與人的權力關係的看法，從而使多人遊戲不再被簡化，（反對階段論或優先論的結果可能會轉化「主／次矛盾」，使原來在二人遊戲中的主要矛盾變成次要，並使某一次要矛盾在這一局的多人遊戲中成為主要，當然這只是“可能”而已；因為有可能在一局多人遊戲中形成兩個以上的結盟，這樣一來，在整体社會的層次上就無所謂「主／次矛盾」了。但是反對階段論或優先論的目的並不在於轉化矛盾，而在於人民主体的自主與權力平等。事實上，當權力平等時，什麼是主要或次要矛盾並不重要。）
當然，也許不論怎麼玩多人遊戲，不旦每一次都能產生「主／次」之分的結局，（亦即，每一次都形成兩大結盟而化約為二人遊戲），而且每一局所決定的「主／次」完全相同（或者此時可將此主要矛盾稱為『決定矛盾』），但我們不能因此把二人與多人遊戲混淆，（因為二人遊戲時的策略只有一種，但多人遊戲時的策略卻可能不只一種。），也不能推斷主／次矛盾是被一個和集團互動無關的「客觀結構」所命定的；（亦即，階段論是被客觀結構所命定的）。
一言以蔽之，所謂“結構”其實與集團間的權力關係不可分，「階段論」的提法本身便在維持一種集團間的權力關係，（因階段論分
以上為303頁
別主／次）。因此，拒斥階段論也就是想改變權力關係，故而也就是企圖改變結構。
或許有人會說，不論怎樣改變結構，或怎樣玩多人遊戲，每一局玩的結果所決定之主要矛盾仍然會相同。這個說法要成立，必須預設一個有一元化趨向的社會。
可是多元社會怎麼可能趨向一元化？在我們解釋這一點以前，先作一些澄清。前面已經談過，我們並不絕對排斥「一」，而認為其實許多時候，一與多均並存在事物中，（但是我們反對未經證實或違反事實的一元論。）
讓我們用「女人」為例來說明一與多的並存：「女人」是『一』（一個集團或身份），但它可能被許多別的因素（階級、收入、地位、種族、醜、年齡……等）分化成多個集團，如中產女人、美女、黑女人等等，一個社會的女人可能不斷地被分化為「多」，卻也可能不斷地重組為「一」（即女人）。同理，中產女人也可能被許多因素分化……等等。
當然，假如沒有（包括論述實踐的）實踐去實現分化及重組，分化及重組僅只於可能性而已；這兩者皆是人們社會建構的結果。
總之，『一』可能被分化為『多』，『多』可能被重組為『一』。被分化的可能被重組，被重組的可能被分化；這是一個繼續不斷、沒有終止的過程。（任何團体的繼續存在或認同不變其實都時時經歷著分化與重組。）
一個建立在自主基礎上的分化，代表著一個利益過去被壓抑的新聲音之出現，因此分化代表了對原來未分化的統一之威脅。如果要維持統一，就必須進行重組，即把這個新聲音鎮壓下去，要不然，把新
以上為304頁
分化出來的利益要求考慮進去，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與分享。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或團體），其權力中心很不願意看到新的自主力量之興起，任何對該社會（或該團體）之分化皆被視為威脅或麻煩。但是對於追求徹底民主的人而言，不斷地分化與重組是一種機會，因為這可能成為一種權力平均化的機制。
總之，我們是同意『一分為多，多合為一』這個原則的。
其次須要澄清的是，一個差異之所以會具有社會意義，成為划分集團的因素，必須是因為該差異會造成權力利益的不同落差或造成權力的宰制，而且主體必須意識到這個落差或宰制。易言之，如果男人和女人不認為彼此在權力利益上有什麼差別，那麼性別就不會形成一種顯著的社會差異。所以如果一種劃分集團的因素只偶然的造成權力利益的差距，或造成的差距很小，那麼這個因素就不是一種顯著的或重要的社會差異，例如，脖子長短、腳掌大小，可能就是這類因素。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社會一元化這個話題上了。
我們可以有好幾種方式來描述這個一元化的過程。例如，有一種劃分集團的因素，逐漸滲入其他因素而與它們不可分，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因素都被這個因素所分化而且很難再重組，但這個因素卻能再重組。易言之，其他因素逐漸不再起劃分集團的作用，它們不再是顯著的社會差異，但這個滲入的因素卻保持其重要的社會意義。這個因素像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
這個一元化過程究竟是否可能？『商品化』是否係這樣一個一元化因素的例子？還是這個社會只會朝向越來越多元的狀況？這些問題不是我們在此所關心的。但如果真的有這樣一種一元化的過程，其蘊涵是：那個起著一元化作用的因素，其再生產的邏輯也開始支配了其
以上為305頁
他因素的再生產邏輯。換句話說，依著這些因素所划分之集團及其實踐場所之意義，彼此的影響不是外在的，而是同一種再生產邏輯逐漸地構成所有因素的內在。就好像『談戀愛不是做生意』、『辦學校不是開商店』這種講法中雖然未否認兩者間的可能外在影響（做生意可能會影響談戀愛），但畢竟“談戀愛”和“做生意”兩者各有其內在邏輯，不是一回事。可是如果真有一元化的情形，那麼談戀愛的確就是做生意，辦學校就是開商店，等等。
倘若我們不能很確定的說現在有這種一元化情形出現，我們現在便只是個多元論者；即使一元化將在未來出現，我們也認為未來的一元化是我們現在實踐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影響或造成我們現在實踐之原因（cause）或目的（telos）。
正如重組與分化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運動，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社會的一元化與多元化也是一個沒有終止的過程，及社會建構的結果。
貳．結盟
這一節繼續探討『社會是多元的』這一命題的各種蘊涵，又分成§A、§B、§C、§D四個子節。在進入各子節前，首先讓我們澄清一件事：既然多元社會的「多」指的是集團和身份，那麼集團或身份的異同便和人沒有關係。例如，一個人可同時分屬兩個不同的集團，即，一個人可同時有兩個不同的身份，但這並不代表這兩個集團或身份必然存在著什麼關係，它們可能互相反對、彼此支持、毫不相干、
以上為306頁
或支配宰制……等等各種各樣的關係。換句話說，甲與乙是否係兩個不同（或相同）的社會集團，乃視兩者有（或沒有）權力利益之差距，而和這兩個集團是否涵蓋了相同的人群無關。例如，某人可能同時具有「工人」與「女性主義者」兩種身份，但這絕不意味著這兩種身份或集團是相同的，或兩者必然有什麼關係。這個淺顯的道理其實是從「人／身份或集團」這一區分導衍出來的。在本文中凡是例如「知識分子就是激進運動者」，都不是在說（或不只是說）“某些人有知識分子與激進運動者兩個身份”，而是說①在這個社會中，「知識分子」與「激進運動者」的意義，已經像「單身漢」與「未婚者」這兩種身份一樣有相同意義，或者②其中一種支配另一種。
§ A˙
第一個蘊涵是：多元社會的政治就是結盟的政治，因為「多元」意味著有差異的眾多主體，這些不同的主體若在自主情況下集結起來搞政治，經常是結盟的政治。至於知識份子，則是多元中的某一元，和其他諸元相同地介入在彼此的結盟關係中，其結盟政治的性質也和其他集團相同。
（本文中『結盟關係』指的是兩個（或以上）獨立自主集團之間的平等關係。當然『自主性』有程度之分，『平等』也有「形式／實質」之分，但畢竟和『支配或宰制關係』有別。當一個集團或身份絕對支配另一個集團或身份時，在兩者權力利益衝突的情形下，前者利益優先於後者，而且後者的實踐是為了促進前者的權力利益，此時兩者其實是同一個集團；不過我們也可以稱此情形為宰制性的、假的、表面的、或不平等式的支配性結盟關係。但是在本文中我們儘量用『結盟關係』指一種互相支持的平等關係，而非一種單方支持的上下關係。）
以上為307頁
假如這個社會只有二個對立集團，而不是多元社會，那麼就無所謂「結盟」。
可是為何多元社會（有多種社會集團）的政治常是結盟的政治？因為個体在結盟中所得的利益往往勝於它不參加任何結盟，（在遊戲理論中，這叫做「個体理性原則」），所以不論個人或集團都傾向於結盟。
此外，遊戲理論還提出二點：第一，即使我們知道各種結盟方式所導致的后果，仍不一定能由此預測何種結盟將必然出現，易言之，推動某種結盟的形成仍有賴我們結盟的實踐。第二，結盟關係通常有一種傾向，即，結盟會朝向長期穩定的關係去發展。這是因為較固定的結盟可以保証在每一局的多人遊戲中獲取一定的利益。但是結盟關係應當都是「由淺入深」、「漸進發展」、而非「一見鍾情」。
如果有人主張「階級」與「性別」沒什麼不同，階級可以化約為性別，或者這個社會已經一元化於性別這個因素，或者主張在現階段階級優先於性別，那麼這兩者實質區分已經（在現階段）泯滅，階級政治就是性別政治，只有一種政治可以搞。
可是如果階級與性別不同，那麼至少有兩種政治可以搞，而且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還有第三種「串謰或接合的政治」，亦即，把上面那兩種政治串謰起來搞的政治，或簡單的說，就是階級與性別之關係的政治，即，由性別所劃分之眾集團和由階級所劃分之眾集團的結盟政治。而如果這兩者要結盟，則可能是其中任一方，或雙方同時，或者「結盟掮客」（也許是另一個領域中的某集團）所促成的。
這樣的討論對釐清知識分子與工人的關係也有幫助。知識分子（的各種集團的利害）和工人（的各種集團）的利害也可以串謰起來，知
以上為308頁
識分子與工人可互相支持對方的一些利益，而這個支持可以是趨向長久穩定的，也可能是一時的，在某些事件或議題上的支持等等……
串謰是後天的社會建構，它本身是包含論述實踐在內的眾多實踐。如果我們談的是眾多團體之間的關係，那麼所談的串謰便是更具體的結盟關係。因此知識分子與工人的關係，其實可以納入更廣泛的社會各集團（在多人遊戲模式下）之間的結盟關係。在這個意義下，知識分子與工人的關係問題（或「階級屬性」問題）並不是那麼特殊的，知識分子與女人的關係（性別屬性）知識分子與消費者（消費屬性）……等等，正如同工人與女人，工人與消費者之間一樣，都有結盟關係中可能會產生種種問題。
這裏暗示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此一問題的實質意義：沒有無實踐者的實踐，也沒有無理論者的理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此就是理論者與實踐者串謰或結盟的問題。
所以多元社會的政治就是串謰的政治，結盟的政治（議題結合式，短暫脆弱式，長期穩定式等）。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工人、社會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等結盟為一個整體時，這些個體要在結盟的互動中修正彼此身份的意義，並且有許多的議價與妥協和權力的分享，以使這個整體維持穩定。
§ B˙
「社會是多元的」（划分社會的因素有許多）的第二個蘊涵：由於一個集團可能被許多其他因素所分化，因此一個集團的「政治—意識型態」立場並不和某一個運動策略應然連結。
前面曾說，推動某種結盟的形成仍有賴我們結盟的實踐、串謰，這意味著結盟政治的偶然性，而這又意味：一個集團並不和某一個「政
以上為309頁
治—意識型態」立場必然連結。舉例來說，一個具有工人身份的人不是自動或自然而然地就必定成為社會主義者，同性戀也不必然等於同性戀解放者……等等。所以（例如）工人必須透過在「政治—意識型態」層次上的各種實踐（包括知識分子提供之論述實踐）才能成為社會主義者。在這裏，我們反對的看法是說：不論在什麼社會型態中，或不論一個社會的政治、族群、家庭、意識型態……的狀況為何，在生產領域中所處的位置（如低收入製造業藍領）有一種「自然」的本性，比其他位置的人更傾向某種階級政治的立場（如社會主義）。社會位置與階級政治的立場，沒有一種必然的對應關係，這個必然對應關係不存在的原因是，生產位置本身並不能完全決定政治立場，後者是被各種實踐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下決定的。
在『性別政治』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知道女人中有家庭主婦，妓女，職業婦女，單身女郎，女工，中產知識婦女……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先驗地斷言，某種位置（苦大仇深如妓女者）就一定決定了她的性別政治立場（如女性主義）。
即使一個集團有了某種「政治—意識型態」立場，也不表示相對於那個立場，有某一種運動策略是該集團應該採取的。
換句話說，我們質疑那些企圖從“社會、政治、歷史”的『客觀結構分析』及“共同可欲”的政治立場或目標，來推衍出一個應然的運動策略。相反的，我們認為，一個有共同政治立場或目標的集團之運動策略，是建立在集團內各個主体所想要的各種策略上，透過多人遊戲模式來決定的。這一點和不同集團（不論有無一致政治立場或目標）在多人遊戲模式中試圖結盟並且決定同一運動策略時，並無不同。
再換句話說：一個集團既然可以被分化，那麼就表示被分化的集
以上為310頁
團有權力利益的落差；即使被分化的集團均有同一政治立場或目標，但由於不同的運動策略會帶來不同的權力利益分配，（假定這些不同策略最終皆能達成那個目標），我們並不能從此一政治立場推出這個集團應該採取哪一個策略。
所以，『怎麼辦』的問題（應該採取什麼策略的問題）必然涉及了主体的視角（perspective）。企圖只從『客觀結構分析』及共同的政治立場，（而不涉及主体的視角）來推衍出一個應然的運動策略，是不可能的。那個古老的“老鼠在貓脖子上掛鈴鐺”的故事，正顯示出企圖從客觀結構分析（貓抓老鼠），而不從主体（老鼠）的視角，來推衍出策略（在貓脖上掛鈴鐺）的荒謬性。
我們的看法是：凡欲假『客觀結構分析』之名來一元化運動策略的，其實都暗含了某個主体的視角，而那個運動策略也是為了這個主体的最大利益服務的，但是卻裝作不涉及任何主体的視角或裝作是「上帝的視角」，即裝作是『客觀』的。
假如我們不像遊戲理論那樣對理性有任何設定，多元主体存在的本身就表示了運動策略或實踐策略的多元化可能。這個道理非常簡單（而過往一切社會理論皆以倫理／道德／知識／理性／整体利益／結構限制……之名來打壓這個道理）：只要我們之外存在一個以上的主体，我們的實踐策略就不只一種。
§ C˙
在本小節，我們將利用前述諸蘊涵繼續批判中央集權者及其階段論（優先論）。
中央集權者（權力集中者）、精英主義者最不喜歡上述這種多元政治。假想資產階級在對抗絕對王權時，如果工人也是獨立自主的第三
以上為311頁
勢力，那麼在結盟的過程中，資方就必須與工人分享權力以打倒君權。因此，資方會在此時鼓吹「階段論」，「民間對抗國家」、「集中意志與力量」等，企圖使工人運動策略一元化，亦即，資方化。中央集權者比較喜歡先有一個精英團體的集結，然後這個團體成員再擴散到各個領域去主宰各條戰線，使各種團體只是這中心團體的延申，這樣一來雖然也有多元結盟的形式，但只是不平等式的宰制性結盟。這種結盟之所以是有機性質，乃因為它原來便有內在的連繫。這種結盟的好處是精英與其他人之間的權力差距可以保持及擴大下去，不必為了穩定結盟及安撫自主團體而與之分享權力。
中央集權者常想像（也鼓吹）其實踐是全面性的，即某一條戰線，某一個實踐場所，某一些團體的鬥爭是全面性，結構性的，其他的實踐則只是局部的，表象的。這也就是說，某一類實踐不是只為了部分或宗派，而是為了整體或全民。像中央集權者這樣的論述，很快地便和「主／次矛盾」之區分與階段論結合起來。
從多元社會的定義來看，多元中的任何一元都是局面的與宗派的，全面云云只能意味著各種局部的結盟；「全面性」或「結構性」的變化在局部及個別未改變以前是不可能的。易言之，如果弱勢的集團未曾經過獨立、自主、議價、結盟的過程而壯大，（即未能爭取到權力的平等），那麼哪裏來的「全面性」改變呢？
或曰，某一元是「結構或全面」性的意思是：如果某一元不變化，其他諸元不可能變化。這就是前面已反駁過的階段論，其錯誤在於把「結構」視為獨立於集團的互動或人的實踐之外的不變事物。此外，即使「結構」是完全不變的，只要是多人遊戲而非二人遊戲，就不只一種實踐之策略。例如，假設「結構」的限制是：為了打敗甲，必須
以上為312頁
作某些犧牲。很明顯的，在一場只有甲乙二人的遊戲，與包含至少甲乙丙三人的遊戲，會有不同的玩法結局。（例如，在只有甲乙二人之情形中，乙必須犧牲；但若有甲乙丙三人時，則可能乙犧牲或丙犧牲或乙丙均犧牲）。所以，凡欲假『結構分析』之名來一元化運動策略的，遊戲理論都證明它是站不住腳的。
或曰：如果這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那麼中央集權主義者是否有點道理呢？我們的回答是，在這樣的社會裏，「中央／邊陲」、「主／次」之分已經不見，所以我們也不再需要中央集權者。例如，假設社會是被性政治之立場所一元化的，為求簡單姑且假設社會逐漸地分化與重組為「女性主義」與「男性沙文主義」二大集團，在一元化的情形下，其他各種身份（男人、中產階級、股友、地下投資公司受害人……等等）也就逐漸相同於女性主義或男性沙文主義，（不是說這些人具有女性主義及股友兩種不同的身份，而是說這兩種身份其實有同樣意義，根本就是一種相同的身份，這就是一元化的意思）。這樣一來，「是女性主義」與「支持女性主義」的區分泯滅了，而且任何身份都具有女性主義或男性沙文主義「本能」；婦女解放的主力，性革命的主體可以來自各種身份，而不限於某個在性別上苦大仇深的集團。因此，也沒有必要突顯中央集權者的中央、領導、或核心力量了。
總之，在多元社會中，在每個領域中、每條戰線上、每個團體裏、每個實踐場所中，都可以找到——即，建構出——敵意、對立、矛盾、衝突……，任兩個集團的對立（如物理學或社會學中某個典範的擁護者與反對者）固可以和社會上其他的對立（執政黨與反對黨、股友與財政部、警察與攤販、資方與勞方等等）沒什麼關係，但也可以串謰起來形成結盟，以期壯大自己得到好處。至於誰跟誰結盟，這是由實
以上為313頁
際的實踐所決定的。例如，反對物理學或社會學中典範的人可能和執政黨結盟，也可能和反對黨結盟。在這一點上，激進運動者（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則有一些結盟的原則，即，它要與被宰制的、被壓抑的、亞流的（非主流）、異端（非正統）的、反既成建制的……相結盟；激進運動者的政治便是努力從事這樣的串謰工作。
§ D˙
結論：各種弱勢社會集團的結盟不是先驗必然的，也不是先驗地不必然；正如它們的利益不是絕對一致的，但也非絕對地不一致。因此任何兩個集團的結盟，除了主觀的善意以外，還要透過形式上的平等與民主，進行權力利益的議價及分配。當然聯盟內部（結盟的各集團）會有實質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因為各種集團的權力原本不一定一樣大），或可能有被壓抑的利益。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幻想一個反宰制的聯盟是『純淨』的，和整個社會大環境不同。反宰制、反壓迫的抗爭因此是無所不在的，其目的則是在創造一個權力平等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徹底民主的社會。
「社會是多元的」，前面已經說過，這意味著這個社會是初見的多元，即（例如）工人和女人是初見的不同等等，我們根據這個『不同』或『差異』發展出結盟政治的原則——這大抵是本節的內容。可是這一切並不否定兩個初見不同的集團可以透過實踐而逐漸成為相同，這裏的“實踐”可分為①宰制支配，或②平等結盟。總之，『相同』與『差異』皆不是永恆或固定的。這便是下一節要談的內容。
以上為314頁
參．改造
由於這節相當長，為了使讀者容易明白，讓我們先把此節的主要蘊涵說一說。
「甲是乙」易被誤解為「甲的固定不變本質是乙」，可是「甲是乙」應意味著「在長期穩定的支持或結盟關係中，甲和乙有相等的意義」。（兩身份的相等，均是在一定脈絡中相等，以下我們為了簡化，不考慮像不同場域、議題等不同脈絡的情形）。在這一節裏，我們便是要說明：
- 謂「甲是乙」就是指甲與乙有長期穩定的結盟。亦言之，「甲是乙」可以從「甲不是乙」演變發展而來，（即，甲雖不是乙，但可以有支持關係，以後這支持形成長期穩定的結盟，因而甲就是乙；這即是『重組』。當然，「甲是乙」也可能變成「甲不是乙」，這就是『分化』）。
- 在從「甲不是乙」到「甲是乙」的過程中必然涉及了身份意義的變化，因為「甲不是乙」表示這兩者是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意義，而「甲是乙」則是說這兩者乃同一身份，有同樣意義。因此，在這過程中，可能有兩種情形：（A）甲乙二者的身份意義均有變化；（B）二者之中僅有一方的身份意義變化。在A情形中，甲與乙合而為一的新身份是雙方平等、同謀地共同建構、互動的結果；在B情形中，並沒新身份意義的出現，只有一種原有身份意義的消失，這種情形之所以會出現，不外乎下列原因；如，甲控制或宰制了乙，乙因為無自主性，故乙之實踐所創出之意義，只是把乙變成甲。（當然在B的
- 所謂『改造』問題，基本上就是改變身份之意義，相應於上述AB兩種情形，改造也可分為雙改造（我們贊許的改造方式）與單向改造（中央集權者的改造方式）。（在現實中，這二種改造的分別並不絕對，本文為了突出論點，所以將之簡化為二種清楚的區分。）
- 在有關激進運動的論述中，有所謂『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其意思應為「如何使知識分子不只係支持激進運動，而且就是（成為）激進運動者」，因而也是這兩個身份如何成為同一個的問題。
以上為315頁
情況中，一定還有其他層面意義的變化，為了簡化討論、突出我們的論點，這裏不談。）
在我們開始論述以上諸點前，此處是一個適當的地方來談本文所預設的整体觀（但這裏所涉及的辯証法觀點必須在另文中辯護）。
在我們的觀點裏，一切整體都應是串謰關係，不同的只是長期穩定或短暫不穩定的程度而已。任何的『一』或『整體』，不論是一個結盟，一個集團，一個人都是由一些部分的串謰而成，都可能被分化的。（例如一個人即是由許多不同身份構成，而一種身份即代表一種集團，也可能被分化……等等）。
某位辯証法作者也曾這樣認為：一個團體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亦即，集團內的分化是經常的），這是社會的各種矛盾在團體內的反映，團體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實踐，團體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為如果沒有矛盾，團體只是一人意志的表演，是僵死凝固的，而如果沒有解決矛盾的實踐，團體就會被分裂而不能重組）。
但是被分化了的整體是否可以再重組為一整體？重組與分化均只有可能性（possibility）而無現實性（actuality），易言之，兩者均
以上為316頁
須我們的實踐才能實現，它們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例如，美國的內戰（一種明顯的分化）後又再重組為一合眾國，但也有許多國家內戰後即分裂（不再重組），可是也有許多國家一直沒有內戰（分化與重組不是明顯被意識到的）。
當然，一個經過分化而重組的統一整體，和一個未經明顯分化的整體是不同的。就好像：一個中央集權的一人意志黨，和一個有各種利益為代表的聯盟（民主的集中）黨不同一樣。（註1）
從上述的整体觀來看社會集團，我們主張，任何集團都是串謰實踐的結果，不同的只是集團保持認同的長期穩定或短暫不穩定的程度而已。集團的“有機”關係則是這集團內的（被分化了的）各個（可能重疊的）次集團在長期互動下產生的。所以一個集團和一個聯盟沒什麼分別。這也就是說：「支持女性主義」和「是女性主義」的分別不再是絕對的（not different in kind, only different in degree）。所謂「某人是女性主義」的意思只是說他長期穩定的支持女性主義而已。同樣的道理，一個激進運動者就是一個長期穩定地與其他集團結盟在激進運動中的人。當然，這樣的結論不只適用於激進運動或團體，也是適用於任何團體，如男人、女人、工人、知識分子……等等集團。例如，一個人是男人即是他長期穩定地與其他一些人結盟在「男人」集團中。而一些所謂「男人」的行為符碼規則或意義則是可以隨著人的實踐而變，而這意義是男人集團的成員（在與其他集團的互動下）共同建構的，（「共同建構」並不意味著大家都同意那樣建構）。
談這些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這主要是對事物的變動性保持敏感（因為再也沒有不變的「是什麼」），時時處處找出實踐之著力點——即使只有針眼大的地方。我們不把事物、場所及身份的意義看作
以上為317頁
固定不變的，而認為它們的意義可以被論述實踐（在其他實踐的配合下）所改變。因此，我們把「甲是乙」化約為「甲長期穩定地支持乙」，這樣一來，我們不旦避免「甲是乙」中可能有的意義固定化，而且凸顯了任何一個集團都是可以被分化，或者再被重組的一個聯盟。
照這個思路推下來，在知識分子是個自主集團的前提下，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就是如何使知識分子長期穩定的支持激進運動。
知識分子的改造，如果就是長期穩定的與激進運動結盟，那麼所謂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也不過就是結盟政治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特殊的難題，（很多人費盡腦汁去想這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任何兩個集團的結盟，或如何把許多敵意、對立、矛盾串謰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的激進論述，都和這個改造問題一樣，不多也不少。
前面已提過，兩個自主的團體平等結盟，和一個中央集權的團體及其附庸的支配關係不同。在後者的情形中，中央集權團體不會受其附庸外圍的影響，但在前者的情形中，兩個團體均會因同盟關係而被影響。所以知識分子與激進運動的結盟，其影響不旦是知識分子，而且也會影響到原來的運動。易言之，在自主結盟的情形下，知識分子的改造，不只是自身改造，也是整個運動（包括知識分子及運動結盟中的其他成員）的改造；假如這裏談的是社會主義激進運動，那麼知識分子改造的同時，也是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工人及其他結盟者的改造，亦即，社會主義者的改造。關於最後這一點，等一下我們還要詳細討論。
現在先讓我們談「知識分子的改造」中的『改造』本身：
在激進論述中談到改造，我們很容易便想到『勞動改造』。有一種說法是，勞動改造是使知識分子（或其他身份的人）經由勞動而成
以上為318頁
為社會主義者。勞動改造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呢？肯定是有的，但是這些例子並不能證明勞動改造通常所依據的一些假定是正確的，相反的，這些假定是很有問題的。
這些是什麼樣的假定呢？第一，勞動是工人的本質活動。第二，工人的世界觀是社會主義。因此，如果一個人勞動，那麼他便因此可以成為或至少接近一個（準）工人，（因為前提一）；而如果一個人是（準）工人，那麼他便可獲得社會主義之世界觀，而成為社會主義者（因為前提二）。
在上述假定中，社會主義、工人、勞動被視為自然的連結關係，而不是社會的建構、串謰實踐的結果。事實上，人不因為勞動而成為工人，人也不因係工人而成為社會主義者。勞動改造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他另一些原因；這些原因中固然也有和勞動有關的，但卻不是因為勞動本身，而是勞動之環境往往對被改造者很陌生，其原有之人際關係和社會讚賞可能也失去，在這種情形下，才能產生改造的效果。
勞動改造主要是一種被迫的改造，另外也有自願的改造。當然所謂自願或自主的改造，都不是真正無限制的絕對自由意志，因為我們是人不是神。但不能因為絕對自由意志的不存在，進而抹殺「自願（主）／被迫」的區別，就像抹殺和姦與強姦的區分，或新生入學和新兵入伍的區別。
強迫也好，自願也好，都是改造的方式。至於改造的意義，從知識分子勞動改造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改造』其實就是身份（即身份意義）的變化。知識分子被改造成與激進運動者意義相同，只是「改造」的例子之一而已，其他許許多多日常生活中身份及其意義之
以上為319頁
變化，不論是強迫／和自願方式，都是改造。在變遷社會中，人們所面臨的角色調整、行為符碼的學習等，都是改造，其意義和「建構」（指人對社會現實的建構）是一樣的。
就身份的得失來看，係新身份的取得或／與舊身份的喪失。某人考上大學取得「大學生」此一新身份，雖然並不因此喪失她是「女兒」的身份，但會失去「高中生」的身份。身份的得與失並不互相伴隨，一個人可以不斷取得（或喪失）越來越多的身份。不過，這裏討論的身份均指著有社會顯著意義的身份。
如果身份的意義沒有變化，那麼個人身份的得失，也不會對社會造成什麼改變。例如：「大學生」的意義中本包括了“不看國片”，但這意義必須被維持下去才成立，所以新進大學的新生（和舊生）必須不看國片；亦即，大學生自己的實踐（不看國片）建構了「大學生」的意義。因此，如果「大學生」此一身份意義不變，那麼因新生入學及舊生畢業而來之身份得失，只不過造成大學生集團涵蓋的人群之變化，不會改變社會現狀。
新鮮人進入大學是一種改造，而「大學生」這個新身份和此人原來的其他身份（如女兒、高中生等）間有沒有互相影響或只是單方面的影響，或根本沒有影響，就決定了改造的性質。
兩種身份的互相影響，會造成兩種身份意義的改變，這是一種雙向改造。如果只有一種身份對另一種身份的單方面影響，那麼只有一種身份（及其意義）會改變，這是一種單向改造。至於某一種身份之得失和另一種身份之間沒有影響的情形，也是常見的；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千篇一律的生活中，身份與身份間的衝突未被建構出來時更是如此。即使某人有激進運動者的身份，也不一定和此人的另一些身份
以上為320頁
有什麼關連或影響；這種情形其實並不少見，很多人因為她在近身的領域中被壓迫、有某種敵意與對立，因而與激進運動結盟；但她結盟或改造的方式，不是去試圖改變她原來身邊的狀況，去改變被直接壓迫的身份之意義，而是去另一個集團（也屬該運動之結盟）作鬥爭。有些家庭主婦並不把女性主義帶回家中（而出外為女性主義同性戀等奮鬥），即是一例。
總之，取得一個新身份、喪失一個舊身份、改變一個身份原來的意義都是改造。在此最重要的觀念是：一個身份的意義不是自然的、固定不變的，它須要維持，（即人的不斷建構才能保持原意義），故而一個身份的意義也可被創新。例如，取得新身份看似一種被動地接受該身份固有的意義，就好像大學生的意義包含了「不是高中生」，但其實這意義也是社會建構的，它可以被新的建構所取代，使得大學生的意義包含了「仍是高中生」，（我們可想像一些學制、教育制度等的改變）；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造，不只是人的被改造，也是人對周遭的改造。
回到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也就是知識分子（逐漸）取得或相同於激進運動者此一身份的問題。我們首先注意到的一種（單向）改造情形是，『激進運動者』這一身份的意義在改造過程中始終是固定的、保持不變，只有這一身份對「知識分子」的單向影響。至於是怎麼樣的影響，則視這一激進運動在特定的社會型態中之意義。例如：激進運動者可能包含了「不是知識分子」的意義，那麼取得激進運動者此一身份，須意味著喪失知識分子這一身份。
另外一種改造的情形，則是知識分子在被激進運動改造的過程中，也同時改造了激進運動，因而兩者的意義都有更新，兩種身份均
以上為321頁
互相影響，相對於前面那種單向改造，這是一種雙向改造。
單向改造與雙向改造看起來都一樣，它們都是從『甲不是乙』到『甲是乙』，但是在單向改造中。由於乙的意義始終固定不變，所以改造的結果就是把甲的意義變為和乙一樣，甲是「名存實亡」，因此不論乙的意義是否原本就包含「不是甲」，在單向改造中，取得乙身份其實意味著喪失了甲身份。雖然在表面上，仍然可能有甲身份的表現，但這只是一種不平等式支配的結盟而已。可是在雙向改造中，甲乙的同時改變使得最後的甲或乙均不同於原來的雙方，而有一種更新的身份意義。
以更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假設在某社會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有工人，學生及消費者三個集團，這三個集團是在長期的互動下形成的穩定結盟，所以我們有社會主義工人，社會主義學生及社會主義消費者。這個運動偶而會和女性主義者結盟，（而女性主義者自然也包含了某些集團的長期穩定之結盟），女性主義者會支持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也支持女性主義者。如果現在有女性主義者放棄女性主義而加入社會主義運動，那麼這是一種『改行』情形，而且對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兩者也沒什麼改變。即使有些人既是女性主義者，又是社會主義者（所謂『兼差』），但在未改變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之情形下，這種兼差並不足以使女性主義等於社會主義，因為兩個集團的長期結盟（以致彼此相等）並不是依靠兩者涵蓋同樣人群。換句話說，一個具有女性主義身份的人，不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即社會主義學生、社會主義工人或社會主義消費者），便自動地成為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因為這涉及女性主義意義之改變，這種更新活動必須在女性主義的領域內之自主鬥爭才能達成，而不是在其他集團（學生、工人、消
以上為322頁
費者）之附庸活動中達成。
現在如果作為一種身份或集團的女性主義者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成為社會主義者，（而這當然是在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長期互動下，由短暫的彼此支持之結盟中發展成長期穩定的結盟），那麼女性主義便也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之一分子（反之亦然），而且兩者的意義都有所改變，女性主義者則也改造為社會主義者，但也同時改造了社會主義的意義。因為女性主義在這種情況的加入社會主義運動，不是前述的單向改造，如「改行」方式或沒有更新意義的「兼差」方式，而是雙向改造。亦即，社會主義運動不再是工人，學生與消費者三者的結盟，還加入了第四者——女性主義。而這加入的女性主義也不再只是女性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這意味著原來的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有新的領域與實踐，與新意義之創造。
或問：雙向改造會使人們喪失其『基本利益』嗎？這個疑問假定了一個集團有一種先驗固定的基本利益，不會因為結盟與社會權力關係位置的改變而改變。這是站不住腳的；最簡單的反駁是：假設甲乙各有所謂“基本利益”，如果甲被乙分化為『甲乙』和『甲-非乙』，現在試問『甲乙』的基本利益應該是甲的或乙的？很明顯的，這個答案無法客觀地被預先決定，因為『甲乙』也是乙被甲分化的結果。（參見上一節〈結盟〉一文相關部份）
現在我們已經把『改造』的意義說的很清楚了。因此最後做一點總結。
改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單方向的改造，這種其實是「被改造」。如果我們談的是知識分子與激進運動的關係，那麼在這種單方向的被改造過程中，知識分子或因被宰制，或因「改行」，而成為激進
以上為323頁
運動者，但是激進運動的意義則不被改變（或剛好相反過來）。
另一種改造則是雙方向或互動的。這基本上是兩個獨立自主集團或身份，形成長期穩定的結盟。這裏的「改造」是兼有改造與被改造的含義。如果用婚姻關係來作比喻的話，單方向改造是「嫁雞隨雞」、「夫唱婦隨」，而雙方向的改造則是「水乳交融，相敬如賓」。（我們發現很難找到適當俗語來形容平等互動的婚姻關係，或者像比『更新』更適合的俗語來形容對某種傳統職業或經營方式的創新作法。我們有『改行』或『兼差』，但卻不適於形容像把書店也同時變成喝咖啡聊天的場所這樣的作法。這些顯示了此處所談的概念並非根深蒂固在我們的文化中）。
幾乎所有的集團都希望單向改造。弱勢集團在明知不可能朝向自己有利的改造情形下，才會希望雙向改造。雙向改造往往是結盟各方在衝突、議價與互動中形成的結果，而不是各方欲望的出發點。
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欲望都是以一壓抑多，以一控制或統治多，希望的是一個不變動、不分化的、不須要分化又重組的『一』。我們「內心深處」其實都是中央集權者。
在中央集權者的想法中，身份的意義是固定不變的，例如，什麼是社會主義者、工人或男人，有一個本質性的不變意義，這是一個模範、樣板、典範或標準的角色，因此改造必須是單向的，即，被改造人（如知識份子）必須取得那樣的身份（及其本質意義），所以改造是朝向一個標準模型，（此一楷模不幸地常在現實中化身為『最高領袖』），故必然是單向的。
至於在雙向改造中，則沒有一種（預設的）標準楷模；這是結盟政治的特色。結盟政治是多元社會的政治，也因此需要的不是一種人，
以上為324頁
而是千差萬種的人來搞結盟政治。
尤其當我們去思考諸如『消費者』這類身份時，單向改造之說就更不那麼自明了。知識份子如果要經由單向改造，以投身進入消費者運動時，什麼是消費者的本質活動呢？（消費？）什麼是消費者的標準模範呢？
總之，中央集權者其實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他們幻想著一個不變的本質世界，在那裏身份的意義早已規定好了，是最好與最完美的狀態，其他的偏離、因議價而帶來的變動都是現實的扭曲。此外，他們有一個最純粹的、最能替他們利益服務的意識型態，對這意識型態的修正，如果不是來自敵方的陰謀，便是迫於形勢下的短暫妥協，一言以蔽之，中央集權者認為，一個不受污染的純意識型態應是我們實踐的指標。誠然，如果單向改造能行的通，那麼原來的「純粹」意識型態或許可替我們的利益作最佳之服務，（這只是“或許”而已，因為還存在著一些不被改造的團體，以及一個變化中的世界），但是許多時候，很多集團只願和我們在雙向改造下結盟，而為了擴大我們更大的利益，我們應當尋求各種團體的結盟，以及較為長期穩定的結盟。（這裏的「我們」乃指任何集團，在一個多人遊戲的情形中，結盟是增加利益的方式，而長期穩定的結盟則可保証在每一局遊戲中一定的利益）。所以，除非我們願意自限孤立，不增加權力利益，我們必須結盟，也必須走向長期與穩定的結盟；但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雙向改造。
可是為了雙向改造下的長期結盟能成功，就必須有論述實踐，把雙方利益及意識型態串謰起來；在這裏，身份意義的改變、原有意識型態的修正並不是「權宜之計」，相反的，如果沒有一套可以串謰雙方
以上為325頁
的新論述，串謰就不可能成功，長期穩定的結盟不可能形成。這個串謰雙方論述的作用之一便是意識型態資源的共用分享，以改變雙方權力關係的位置。
換句話說，一個集團不接受某種意識型態，常是因為無能去生產那種意識型態的資源，這些資源像知識分子、意識型態機構或組織等。而一個人聽不懂或不接受某種理論或說法，往往和智力、領悟力無關，也和該理論是否具說服力或真實性無關，而是由於此人所處的權力關係位置，缺乏特定的意識型態資源，也缺乏利益／興趣去領悟在不同位置所面對的問題。所以自主平等結盟中的雙向改造所需之論述實踐其實是要產生權力分享的作用，使雙方權力關係位置接近，權力利益分配的差距縮小。而要達到權力的分享，除了意識型態資源外，還須其他資源的分享。惟有如此，雙方才會形成長期穩定的結盟，差異趨於泯滅，而成為一個團體。這也是為什麼那種認為掌握國家機器，即可改變社會的想法是錯誤的，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為例，電視、教科書、媒體等的易手，並不能使大部分的社會集團有能力生產及擁有意識型態資源。打個比方來說，一個文盲男工並不會因為一個女文化部長的長篇演講，而改變他與她的權力位置差距，不論這篇演講的內容是資本家剝削有理或工人應該當家做主。當然如果兩者能夠結婚，而有平等的、美滿的婚姻關係，雙方的權力位置會相近，問題只是這種婚姻是否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知識分子“走入群眾”、“下放”等，之所以能使知識分子的“理念”讓群眾了解或知識分子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其實是涉及了資源的分享、權力關係的改變等鬥爭。
以上為326頁
肆．希望與遠景
從以上討論看來，我們的觀點似乎否定了任何集團奮鬥的希望，沒有保証一個遠景。
因為我們否定了一個預定的、不變的或先驗的可以保証目標實現的結構，而且我們還將任何可能目標的實現繫於實踐，就更讓人感到希望與遠景的缺乏。的確，如果有一個目標的實現是『不以人的意志、實踐為移轉』，『歷史—結構之必然』，那麼就有了希望與遠景。
然而我們並不排斥希望與遠景，因此，如果某個希望與遠景對我們眼前的奮鬥有用，那麼希望與遠景自然有一席之地。但是這種就地的希望與遠景，已經失去了「目的論式」的意含。
在可能的希望與遠景中，最令人著迷的一種，便是那種趨向『絕對一元化』的遠景，即“重組／分化”的不斷運動停止了，各種劃分社會集團的因素趨向為某一種，甚至最後連這一種也消失，而不再走向多元化。到了這個地步，由於不存在社會差異，「差異」或「相同」也失去了（社會學上的）意義，再也沒有社會矛盾與鬥爭。不再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除了社會（功能）分化／分工系統的位置外，也沒有不同的權力社會位置。這是社會的終了，歷史的終了，或者是另一種不為我們所能想像的社會或歷史的開始。
這遠景相當令人著迷，和我們的中央集權心態有關，因為在某種詮釋下，這種趨向絕對一元化的希望和遠景，把我們帶到一個永恆不變，沒有矛盾或分化，沒有運動的靜止世界，恍如沈睡在母親中的安靜嬰（胎）兒。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絕對一元化趨向的烏托邦狂想和
以上為327頁
我們內心最深的欲望有關。（『相對一元化』則不否定未來趨向多元化或與之並存的可能。同理，我們也可區別“絕對／相對”多元化。）
如果一個社會集團自認是那『終極矛盾』的解決者、絕對一元化烏托邦的實現者，而且因著這希望與遠景而奮鬥，我們不會一概地否定這樣的希望與遠景。只是我們必須明白，在這個情形下的希望與遠景，不會是一個獨霸的、壟斷的、寡占的希望與遠景，而必然是一個共同的、分享的、包容的希望與遠景，否則不可能趨向絕對一元。
或問：難道我們不能以暴力、宰制或訴諸『階段論』的欺騙來壓抑其他希望以保持我們的希望之「純淨」、「排外」？可以。但在這種情形下的希望與遠景不會是真正絕對一元的，因為矛盾沒有解決，只是被掩蓋而已，這種的「一」，仍可能被分化的。
所以如果某個集團有（被上帝揀選的）『選民』的異象，它最終解放的條件必須是其他被宰制集團的解放（其他各種矛盾的解決），『選民』的意義因此不是其他被宰制集團的希望之幻滅，而唯獨選民的遠景得到實現，相反的，選民是一個以解放其他被宰制集團為職志的集團，而這與徹底民主的意象就十分接近了；這樣一來，作為徹底民主主義者的選民對其他解放事業不必心存疑懼——徹底民主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因為她（他）們充滿了希望。
（註1）辯証法中的某一個傳統，強調分化與重組的不對稱，亦即，分化總是可能的，而重組則似乎缺乏這樣的一種保證。為什麼呢？首先，辯証法認為世界總是由矛盾或差異所構成，因此沒有無差異之整體，
以上為328頁
任何事物均可能無限分化下去，不會分化到一個地步，只剩下一個無差異的整體，孤零零地站在那兒宣稱自己「是」什麼。（「是什麼」總是和「不是什麼」在一起）。可是矛盾總是不平衡地發展著，因此依賴矛盾諸方面平衡的重組，便缺乏必然的可能性。
總之，世界雖然保證了分化和重組的可能性，卻未保證它們的現實性，（即，如果沒有適當的實踐，這個可能性不會實現）。但是分化不旦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可能；對於重組，世界則未使之絕對可能或絕對不可能。因此，分化與重組在這一點上是很不同的。（用模態邏輯的符號來表達，〈〉P→□〈〉P，對於重組不成立。）
辯證法的經典作家也用略為相異的語言提到這一點：『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或者如某位辯証法作者所說：『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 [即，重組] 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 [即，分化] 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分化與重組的不對稱，一直受到許多挑戰，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態度是開放的。
以上為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