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篇
第五節 統獨篇
從反對軍人干政到
台灣人民的多元抗爭
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之後，有人說是什麼「高招」、「險招」，似乎都忽略了李氏很早就考慮到這一招的可能性，因此，早已做了這一招的預備動作前——任命郝柏村為國防部長。
許多人寧願相信：李氏此舉是不得已的情勢下的「轉進」，這位台灣人總統其實正忍辱負重，有一天他會掀底牌，做台灣人的袁世凱，帶領大家「出埃及記」。其實李氏的底牌已經掀了，他的底牌就是郝柏村。
由李登輝所代表的美式技術官僚，郝柏村所代表的軍事力量，還有各類民意機器（即各種製造共識的機器）基本上所代表的資本家利益，是目前統治集團主要的「三結合」，也就是徐正光先生所稱的「新官僚威權體制」（徐文刊於《中國時報》，一九九○年五月九日四版，此文是目前為止分析李郝體制的最佳文章。）這種新官僚體制是邊陲資本主義國家的常見體制。
邊陲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資本匱乏的問題（故常以國家壟斷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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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來發展經濟），不能像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以共識或意識型態為主要的統治手段，而時時必須借助鎮壓的軍警力量。台灣過去不正是靠著軍事戒嚴體制，才造就了經濟奇蹟和大大小小的資本家？
針對此次郝氏組閣的五二○遊行，以「反對軍人干政」為議題，連結了不同的團體，造成一定聲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軍人干政」此一提法的內在問題，以及和這一提法相關的「軍人中立」等一整套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如司法中立、文官中立等）。
「軍人干政／軍人中立」提法的不當
以「軍人干政」來形容郝氏組閣，這可能是針對陳誠以後（一九六三）或蔣介石以後（蔣本人即是軍事強人）軍人未再組閣而發。但不論是軍人干政或是軍人中立，都是從權力集團內部的觀點來看；如果從人民的觀點來看，軍警作為鎮壓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正像棍子與胡蘿蔔一樣互補，軍警因此是社會生活各層面宰制秩序的最終鎮壓者，所干的又豈只是「政」而已？軍警根本無法中立的。
也許有人以為，軍警雖無法真正中立，但是反對軍警干政有其結構上的優先性：唯有建立起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後，才可能開始談論社會運動的反宰制抗爭，及反抗軍警、媒體等國家機器對社會生活諸層面之最終控制。
上述這種教條自由主義的說法，對邊陲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抗爭運動有著雙重的陷阱。
第一重是：由於這種民主制度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的權力競爭規則（即，在各集團實力或權力不相當的情況下，為了使權力集團內部不因權力分配而內鬨，所設計出來的競賽規則），而不是為了整合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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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宰制的人民力量（即在各種人民主體自主平等結盟的情況下，為了決定實踐上的優先順序，促進有效的抗爭，所形成的結盟倫理或結盟方式），結果可能造成一個支配秩序井然、能有效瓦解民間力量的社會。
第二重是：邊陲資本主義國家可能無法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同樣方式，去建立這種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很多評論家均指出西方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政經社條件，無法在邊陲國家中複製，這裏不詳述），在這種情形下，自由主義的政治議題如果被認為是結構上的首要或優先議題，那麼人民力量往往只是環繞著這單一無上之目標從上而下的被動員起來，而缺乏對其他各種反宰制目標的抗爭實力。（相似的說法可參考〈歷史與知識的「目的論」問題〉傅大為，《基進筆記》，台北桂冠，53-60）。由於社會多元權力關係無法在上述動員方式下被動搖，反對政治之力量很容易部分被體制收編，部分被強勢鎮壓或局限。
總之，各種反宰制目標和議題的關係並非像一串已連接妥善的骨牌，只要打倒第一張，就可以引發骨牌效應。各種議題的環環相扣不是現成的，而是在各種社運平等對待，各種人民主體之力量有相當發展時被建構而成的。因此，從人民平等結盟的觀點來看，沒有任何一種議題在現階段或是未來，有結構上的優先性或首要性。但是在具體人民的結盟實踐中，當然會有某（些）個議題暫時成為結盟的共同訴求——正如1990年這次五二○的結盟以「反軍人干政」為訴求一樣。不過同時人民也應反省到：某（些）個議題在這種情況下脫穎而出變成首要的共同訴求，是因為有較多的權力與資源被投入這（些）個議題，才建立起它們的正當性，其他的議題（如弱勢團體的議題）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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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易被壓抑到「下階段」目標去。（但是某個弱勢團體可能因為策略得當而在某個際會中脫穎而出。可參考第五章第二節〈際會下的政治策略〉）。
上述對「軍人干政」議題的分析，希望多少能透露出在邊陲國家官僚威權體制下，人民多元抗爭的必要性。以往民進黨的美麗島系似乎常強調民主憲政的首要優先性，而沒有努力去建構各種各樣反宰制之敵意與人民力量，這種策略很難改變整個社會的體質。（當然，如果美麗島系及其背後的力量並不想改變整個社會，這又另當別論。）
省籍／統獨／權術來解釋李郝現象之不當
下面讓我們粗略地指出幾個明顯的因素來說明：李郝之結合是台灣邊陲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只是權術之產物。
從經濟方面來看：台灣經濟正面臨衰退惡化之可能，社會極有可能動盪不安，因此須要郝家軍對抗失業大軍；並可能因強力鐵腕創造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無工潮環保，且治安良好等，以吸引資本。在「鐵腕」期間，對激進運動及思想的控制，可使不安與不滿的群眾停留在原有政治議題的抗爭（如省籍、統獨……而非階級、性別……），也強化權力集團的意識型態，以為日後統治方式變更（文人上檯面）作準備。（編按：後來果然搞出「社運流氓」、「獨台會案」等）
從政治面來看：因為東西冷戰終結的影響，四十多年來的獨台路線必須有新的大陸「統一」政策，但在正式上談判桌玩「一國兩府」以前，同時也必須有新的台灣「獨立」政策，雙管齊下，以求平衡。但是由於權力集團內部步伐不一，故須要強勢作為以貫徹及維持獨台路線。1990年初以來，以本省籍為主的企業主（像王永慶）到大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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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利統一」的投資，（這比文化、體育交流要嚴重得多），為了平衡統獨起見，遂有代表外省籍為主的軍方高幹利益之郝氏組閣，表徵了獨台路線不變之決心。（軍方高幹是兩岸和解過程中喪失權力最大者。）此外，為了吸納反對力量，維持政局安定，國民黨當局也可能接受一部份反對黨的主張，然而由於這些主張有可能傾向台獨方向，為了保持平衡，國府先提出「一國兩府」、「對等談判」等退可守進可攻之方針；如果國是會議後不得不往台獨道路前進，一國兩府就會有「一國」作法。（編按：後來果然成立國統會；而海基會成立後，一方面赴大陸接觸，一方面又限制兩岸交流，大搞統獨兩面手法）。
「一國（統）兩府（獨）」的獨台路線不一定會永遠維持下去，如果有一天人民力量壯大，而且如果人民和統一（或獨立）這個政治議題扣合在一起，以國民黨為主的權力集團便可能走向獨立（或統一）。
有人或以為只有外省官僚集團想走向統一，台籍官僚則傾向獨立，這其實是「李登輝情結」的另一種變形。具有這種「台灣人官僚情結」者，有一天必然會發現被這些官僚所利用。因為如果人民力量壯大，不只要求政治權力的公平省籍分配還有經濟社會等權力的公平省籍分配（在有些情形裏，「外省──台籍」不再對應著「優勢──劣勢」，反而顛倒過來），更有各種政社經權力的性別、族群、殘障、無住屋、學生……等的公平分配，易言之，人民要求的權力公平分配既不限於政治權力，也不限於省籍此一因素。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人民和「獨立」此一政治議題扣合，失去權力的又何只是外省官僚而已，屆時整個權力集團都可能會引外援（美帝、中共）來對抗人民。如果台灣權力集團迫於情勢要與中共權力集團結合，那麼台灣方面絕不會在意中共是否屠殺人民或代表人民等，這兩個政府其實是一國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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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國）。
從美國方面來看：作為台灣官僚威權體制的幕後支持者，美國當然支持獨台路線，也支持郝柏村組閣；尤其最近因冷戰結束，美國軍備大幅裁減，而台灣軍方的強硬姿態及強調軍備之重要性，給了美國軍火商最後一線希望。君不見溫柏格前一陣子（一九九○年初）不是又來台灣了嗎……。（編按：後來溫柏格又來訪台。一九九一年訪台後，行政院向新聞界否認溫氏對台灣軍火採購的影響力。）
從「台灣乎？中國乎？」分析李登輝之不當
上述看法並沒有否定李登輝個人因素的意思。自從李郝結合後，就有人說阿輝受到中國宮廷政治的影響而變了；也有人說，不能看李氏個人（但卻可以看郝氏個人？）。這些說法都不算完備，因為李登輝的個人因素正可以表明這個體制的性質。
李氏一九六八年所作之博士論文，以及一九七○年在《大學雜誌》所倡之第二次土地改革，和後來他當官以後所擬定的農業政策，其意識型態是一致的，他並沒有變。這個意識型態也就是美國六○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也是今天國府「中生代」官員普遍接受的意識型態，（也正因為這些官員在六○年代的美國受教育才成為「技術官僚」），這種意識型態和五○年代的冷戰意識型態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郝氏曾在五○年代赴美深造），但是卻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教義。故而李氏非常合乎六○年代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路線，尤其是八○年代以後，台灣益形資本主義化，李登輝與其他技術官僚更合乎體制所需，也更能推動體制的資本主義運作。此外我們更應看到，這些美式技術官僚的權力來源是來自體制，因為他們的「技術」僅能在這種體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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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及適用；沒有了這種體制，他們就喪失了技術，因而喪失了權力。
這樣說來，「李登輝情結」以及因為此情節幻滅後所產生的情緒反應（如說什麼阿輝變了或缺乏台灣意識等）都建立在不實的基礎上。從意識型態來看，近二十年來，他既不是台灣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道道地地信仰資本主義的「美國人」。
李氏或甚至郝氏均有個人性格上之特色，使其更能配合此一官僚威權體制。此一特色更從李氏（及郝氏）上任以來，媒體對他們私人生活的報導中看得出來；這些報導原意在顯示他們和一般人相同的身份（如丈夫、父親、爺爺等），從而顯示他們和一般人相通的「人味」，使他們具有親和力——這似乎與「威權」矛盾，其實不然。因為他們的親和力是以「大家長」的身份顯示出來的，故而他們所領導的體制是一種父權家長式（paternalistic）的威權體制。這一點在李氏身上更為明顯；同時，如果媒體對李氏「獨裁」、「主觀意識強」等之描述為真，那麼李氏確實適任此一體制之領袖，因為倘若一個威權體制的領袖沒有異常強烈的威權性格，就無法控制與集中體制內不同的意志。這樣說來，黃信介說李總統英明，還是有幾分道裡的。
「威權體制的重返」提法之不當
郝柏村上台後，一連串的強勢作為以及鴨霸作風，不旦沒有引起人民的反感，反而好像得到“民意”的支持。
另方面，立法院反對黨議員的干擾議事，癱瘓會議，似乎反使行政院的威望增加，而且由於官方聲稱反對黨阻礙了民生法案的通過，立法院形象日差。
針對此一現象，有人（如錢永祥君）以為台灣有可能重蹈德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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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共和覆亡的舊轍：因為當時德國國會政治鬥爭激烈，以致一般中產階級對國會失望，轉而寄望強人政治。
或曰，當時德國和今日台灣情況不同，因為當時德國的國會與強人都是選舉出來的，而今日台灣的強人和資深委員皆未經選舉。（〈國會打架的哲學〉，《新潮流》19期，頁16）但是重要的是，今日台灣中產階級是否有渴望強人領導、對選舉國會失望的心理，至於背景相似與否並不重要；因為不同背景也可能導致同一心理。在我們的觀察中，部分台灣中產階級確有類似當時德國中產階級的心理。
但是為什麼民進黨一直在國會結構問題上抗爭呢？就該黨內部而言，國會結構問題一方面突顯民主憲政問題，另方面突顯國家認同問題，是黨內不同派系的共同交集議題。但是在不斷的重複抗爭下，尤其是大法官會議的二六一號解釋後，似乎已經了無新意，而且為一般人民所不解。
國會結構對一般人而言，不比民生法案來得直接與具體，為什麼民進黨從來不因民生法案進行高度抗爭、癱瘓議事呢？這樣不是更能讓平凡人民接受（因為民進黨正為她們的利益全力打拼）？答案是，民進黨在民生法案的立場上，和其對手的差異並不太大；雙方都站在「全民利益」的立場上，亦即，雙方都不是站在反各種宰制的人民立場上，故而是要維持、調整宰制關係，使之合理化等等。易言之，反對黨的資源也頗為依賴許多宰制關係中的宰制者，民進黨不是一個勞工的、婦女的、同性戀的、殘障者的、無住屋的……黨。由此可以斷言的是，即使國會結構合理化了、新國家出現了、弱勢人民的處境依然不會改變。
更有甚者，在各種宰制關係沒有太大變動的情況下，政治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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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就會受其他領域的限制，當情勢需要強人政治或威權體制時，原有的反對政治力量就很難抵擋強人政治的出現，或者甚至有可能出現一個民進黨強人來取代國民黨強人。但是在目前看來，國民黨強人的機會比較大，而且已經出現了，除了郝柏村，還有李登輝。可是某些反對派似乎並不真的反對強人政治，因為它們只反對郝柏村。這當然是有人不願從「李登輝情結」中甦醒；這類人過去喜歡說李登輝是傀儡（出於「恨鐵不成鋼」心理），後來又常談李登輝是否在鬥爭中居於上風？有無什麼實權？（有又怎麼樣？台灣人出頭天嗎？什麼樣的台灣人？）放眼全世界，這樣為領袖分憂、關心認同領袖的反對派可真少見。這種狀況的台灣民主政治恐怕前景不妙；癥兆之一就是1991年520大遊行，一方面群眾高喊「郝柏村下台」，另方面台灣的電視廣播紛紛以特別節目歌頌李登輝「英明」、「政績偉大」，其手法和前兩任總統時代一模一樣，完全封建式的民主倒車，但卻不見任何批判。或曰，這是省籍情結，沒辦法。可是我們應當看到，在這個時期的「李登輝－省籍」情結，有其特定的右派傾向。原來，任何一種情結（即使是戀母情結）都須要接合特定的社會力量，才能使情結表現出來、維持下去、甚至強化；李登輝情結所接合的社會力量可從其效果看的出來，這個效果就是要李登輝能成為國民黨強人，貫徹其一元領導的權威，以結束台灣高層政治的不安定局面，以免使台灣「亂掉」。像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及心理，其實就是右派。
不論如何，如果台灣確實有強人政治的危機，或者威權體制重現的可能，那麼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在解嚴以後、言論自由等各種人權有改善以後、黨禁報禁結束以後、民進黨比過去更強大以後……，反而有威權體制重現的危機呢？這說明了過去那種「有強大的反對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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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致力於政治民主優先，即可改變台灣人民處境」之看法的幼稚。本文在前面已初步地提出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我們的結論因而是以人民的多元抗爭，代替單元的政治民主抗爭。
（請參考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簡評民間哲學」文末的〈附註〉。）
編按：本文大部分曾發表於《新文化》17期，1990年6月號。又：在本書某處，我們對統獨立場有很明確的表態，請讀者找出來。提示：在本書的最後幾頁中。
機器戰警的標準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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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獨篇
命運共同體、公民
自決與台灣前途
命運共同體：脆弱共同體是不平等權力的產物？
某位文化評論家在分析廣告時，曾經注意到兩類不同的飲料廣告，一種是運動、休閒的，另一種是強筋活骨的、恢復疲勞的。這顯示了我們的社會有一群人經常勞動時間太長，體力透支太大；相較之下，卻有另一群人閒暇時光太多，生活太無聊，需要休閒飲料來刺激一下，需要運動飲料來為有氧健身添點鹹味。
這位評論者又指出在印刷媒體的廣告中更可看見另一種強烈的對比。一邊是整版的汽車或房屋廣告，透露著開朗希望的夢境樂土，翻到反面卻見密密麻麻的分類廣告，而在愈邊緣、愈密集的下端，就愈見到充滿血淚與頹廢的黑暗角落。
評論者因此說「這便是我們身處的『命運共同體』，一個益趨兩極化的世界，而廣告，正以聲光影像宣告這個命運共同體的虛幻與不可能。」（〈司迪麥與豬哥亮〉，何春蕤，《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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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的確，貧富不均、男女歧視、機會不平等、財富遊戲盛行、所得差距擴大、社會不安定、環境污染、工作場所危險……這些現象已經在實際上成為一種「內戰」；同一社會內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戰爭（參考〈因為反「內戰」所以反戰〉，施工后，現收入《戰爭˙文化˙國家機器》一書，成令方編，台北唐山）。不過，這個社會的兩極化是一種多元的兩極化，而非一元的兩極化。（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前言〉）。
在這種情況下，先去搞國家認同以凝聚台灣國民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感，委實是本末倒置的。而把「國家認同」擺到優先首要地位、固定反對焦點的時候，就必須壓抑「內戰」，控制／壓抑中下層、受制者及邊緣弱勢者的反抗，因為後者的反抗在不受控制的情形下可能會使共同體破裂。所以如果「優先／階段論」者不先去針對多元兩極化的原因，不去促進全面的「新民主」（參見本書田大川序），而要先去凝聚共同體，那就只得搞一元領導、威權體制、強人政治（參見本篇〈從反對軍人干政到台灣人民的多元抗爭〉一文後半部份）、法西斯主義、省籍歧視、壓抑社運、控制收編社運為外圍……等等了。
在多元兩極化的社會條件未改變以前，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就只會是不平等權力的關係。試想，即使是在台灣被中共併吞的情況下，中下層、受制者及邊緣弱勢者的處境又能比現況惡化到哪裏去呢？即使蒙受不利，損失程度又有多大呢？這些團體為什麼要為反併吞犧牲性命呢？難道是為了繼續「維持（兩極的、宰制的）現狀」嗎？難道是為上層、宰制者及優勢階級嗎？（上層、優勢階級在台灣被併吞時或獨立時是否比弱勢邊緣者蒙受更重大損失、極為不利，要看併吞、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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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獨立的形式。）
只要在命運共同體內存在著宰制關係、權力利益差距分配關係（例如，有人在台灣獨立時或在被併吞時損失慘重，有人損失較少——黑手工人還是黑手工人，不會因換個國家就改變其命運），那麼優先把命運共同體凝聚起來的努力，就必然要加深與強化宰制關係，才能鎮壓的住；而促使宰制關係強化的誘因及力量，就正是來自加大的利益分配差距，亦即，只有讓宰制關係帶來更大的利益落差（宰制者得到更多好處），才能使宰制關係更強化（宰制者願意加強牽制，也有「本錢」加強宰制）。
總之，站在人民立場，我們反對優先凝聚命運共同體、或優先確立國家認同這類「優先論」。
公民自決：不民主的宰制技術？
關於「公民投票」或「公民自決」有一種錯誤的想法。這個錯誤的想法其實連繫到「本質主義的民主觀」，這裏不談細節，只講大要。
本質主義民主觀認為「投票」、「選舉」、「自決」……是否為「民主」，不是由這些行動的脈絡所決定的，而是由這些行動本身的特徵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只要投票／選舉過程合乎一定程序（例如，媒體開放、一人一票、自由宣傳……等），就是民主，就是「公平選舉／投票」，而不管這個社會有沒有經濟民主、親子民主、性別民主、社會民主……。（詳參本書第五章第一節中〈婦女運動與人民民主〉相關部分，以及〈政治民主˙拉克勞與慕芙〉一文相關部分，此文收於晏山農主編之《新政治光譜》一書，台北唐山）
這種本質主義民主觀的「自決」，其實就和「民意調查」一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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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模式就和消費者在市場購買商品的過程相似：名為「自由選擇」，實際上很被動地在「表態」。本質主義的自決觀以為人在對其經濟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學習生活……沒有自決的情況下，可以有政治的或國家認同的自決。（例如，就好像有些女人離婚後決定將子女讓給前夫扶養一樣，這不是一種「自決」。如果女人有經濟能力、社會不歧視離婚帶子女的女人、求偶文化不在意離婚者有無子女、家庭文化不重視「血統」問題……等等，女人才談得上自決）。
所以，「公民自決」不能依其本身而決定是否即為一種「民主」的表現，「公民自決」是否民主還要看「工人自決」、「學生自決」、「妻子自決」、「原住民自決」、「殘障者自決」、「環保者自決」、「子女自決」、「下屬自決」、「無住屋者自決」、「消費者自決」……等等是否也同時進行而定。如果我們生活的各層面都處於十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又怎可能在某單一層面上取得平等？在高度多元兩極化的台灣，一昧高舉「公民自決」的優先性，而避談人民各種層面的民主、平等、自決，就只會對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占優勢者有利。所以讓我們「落實公民自決」，喊出「人民多元自決」，也就是各種人民主體的自決，而非單單公民自決。
台灣前途：「出賣台灣」是人民的權利、也是義務？
在有關台灣前途的談法中，有一種其實是相當古老的「沒有國哪有家」之類；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去讀〈我們沒有（國）家〉一文（收於《戰爭˙文化˙國家機器》成令方編，台北唐山），此處不必重述我們對這種談法的批評。
到目前為止，所謂「台灣前途」只是意謂著台灣國家（nation）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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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台灣國家機器（state）前途，或最多再加上台灣住民前途／台灣資（中）產階級前途，但是對於「經濟前途的自決」（參看第三章第一節〈憲法與經濟人權〉相關部分），及更多的社會集團、各種人民主體的前途卻避而不談。
避而不談的意義，一方面是想用「沒有國就沒有家」、「資產階級有前途，其他集團才有前途」、「生活水準是全民的主要利益」這種講法來騙人，另方面則是想以公民／國民／住民／資產階級／統治者／國家機器各種部門……等集團或主體的實踐策略來一元化其他集團或主體的實踐策略。
可是台灣國家、台灣住民等的前途，不必然是台灣工人／同性戀／無住屋者／婦女／邊緣知識份子或文化人／原住民／低收入白領上班族／農民／環保者……的前途，而且即使有共同前途，也不必然有同樣的實踐策略來邁向此一前途。（參見第四章）
這樣說來，台灣前途不是單數的，而是有多種的台灣前途；至於不同前途可否採同一實踐策略，或可否形成同一前途，則視各集團的人民民主抗爭。
對於許多邊緣團體，「前途」根本有著諷刺的意思；目前台灣同性戀有什麼前途？目前台灣原住民有什麼前途可言？像現在從國家認同角度談「台灣前途」（即，台灣國家的前途）究竟對弱勢邊緣團體有什麼意義？
雖然如此，台灣的弱勢邊緣團體為了自己的前途，還是要儘量在能力範圍內搞統獨、搞國家認同，不要「去政治化」。
在此特別要批判的一種說法是：台灣只要回歸祖國，弱勢人民就有前途、出頭天了。這絕對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當前中共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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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灣國家機器一樣（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人民共和國），都只會接合調節現成權力關係；弱勢者的前途永遠只能靠自己抗爭。
在弱勢邊緣團體搞統一、搞獨立的實踐中，是沒有預設底線的。揚棄中國、出賣台灣都可能是正當的實踐。（例如）如果台灣主流、異性戀集團的前途是和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那麼同性戀團體就應要求台灣異性戀集團將同性戀前途也考慮進去，即，一個統一的中國（或獨立的台灣）社會也將是一個同性戀有平等權力的社會，否則同性戀即有權利出賣台灣異性戀的前途。推而廣之，（例如）台灣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前途去出賣台灣資產階級的前途……等等，一言以蔽之，台灣人民出賣台灣權力集團的前途，不但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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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獨篇
資本無統獨
1
過去盛傳最具有「台灣意識」、處於台灣「黨國—資本家」體制邊緣的資本家王永慶，去大陸投資了，這讓好多人心碎夢醒。
心碎之餘，憤怒的口不擇言，大喊：「資本家無祖國」！之中更有無知者洋洋自得地說「馬克思講工人無祖國，其實照我看來，資本家才無祖國」（大意如此）。
事實上，馬克思完整的想法是「資本無祖國」此一命題，而「資本家無祖國」、「工人無祖國」等等，都是從該命題推衍出來；而馬克思之所以強調「工人無祖國」也有其現實策略的原因。這怎麼說呢？
首先，馬克思主張，資本不喜歡任何外在的限制，資本只能服從它內在的要求，即追求利潤；如果不追求利潤，資本就會消滅。所以，資本要求自由移動、沒有國界的限制，哪裏有利可圖就去哪裏。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也大致上也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是沒有祖國的，資本必須流動到比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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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高的地方，資本無所謂愛不愛國。
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只是資本的人格化，亦即，資本家執行的是資本的意志，否則就不夠格當上資本家，或無法當的長久（因為不按資本意志行事，就會很快破產，或被董事會解雇。）由於這個緣故，資本家也沒有祖國，他們自己並不相信「國家認同」，只講追求最大利潤。
按照馬克思，勞動力是資本的一部分，而在資本的運作裏，工人則是勞動力的人格化，換句話說，工人就是從屬於資本，受資本（家）支配，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因此，資本既無祖國，作為資本一部分的工人，也應該沒有祖國。
可是正因為工人從屬並受制於資本，所以工人不能像資本一樣自由移動。君不見，工人一生能出幾次國？資本家則飛機來來去去，（故而和常出國旅遊的中產階級一樣，特別感受到沒有國際人格的不方便）。資本藉著外匯、股票、期貨等國際市場的流通，更是在瞬間便能周遊世界。
這樣說來，工人與資本家的平等根本是假的，資本可自由流動，工人則否。因此，「工人無祖國」的第一個意義便是爭取台灣勞工的自由移動——哪裏有高工資，就去哪裏。
其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由於資本為了順利支配工人，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所以常灌輸「國家民族」觀念（或者地域、種族、省籍觀念），希望工人能為國家（也就是資本家主控及主導的國家）效命，在資本家為了世界市場競爭而發動戰爭時，工人可以做炮灰犧牲，因此資產階級常宣傳「愛國主義」，大搞「國家認同」。
所以，從「資本（家）無祖國」，馬克思得出「工人無祖國」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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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這也就是說：工人要清醒，資本家都沒真的在搞「國家認同」，工人還要相信什麼「國家認同」嗎？
王永慶的例子正是一帖清醒劑！
馬克思會這樣提醒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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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講的「馬克思（主義）」，是一般解釋的「馬克思」，也就是建立政治經濟學普遍規律或原理（ideal）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並沒有太大的錯誤，但卻不夠完全。另外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則強調「實踐」、「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歸根究底是由人與人的權力關係所構成的（資本、工資……等等不是現成的或自然的，而是在政治經濟學的論述中構成的）」，後面這個馬克思則會注意「實踐」的脈絡，因為實踐總是就地的、局部的，而非普遍的。
以下讓我們把對馬克思的詮釋問題拋開，直接去處理前一小節不足、須要修正的地方。
這個須要修正的地方就是不能把資本邏輯看作一個必然會表達自己的普遍規律；資本邏輯的運作須要各種各樣局部條件的配合。故而在特定的社會型態中，資本是有可能有「國家認同」傾向的。國家認同或民族主義是分化資本的一種力量；不過，配合著資本彼此競爭的傾向，在某些狀況中，搞台灣民族主義會對某類資本（家）有利，而搞中華民族主義會對另些類資本（家）有利，以及搞國際主義（無祖國）則可能促進某類資本的發展。當然，這些狀況均可能會變化。
所以，我們不旦要從資本原理的傾向來考慮「資本與國家認同的問題」（就像前一小節），也還要從台灣與大陸的社會型態（socia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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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世界、經濟、國際分工等實際情況來分析台灣資本的國家認同之成因、發展及變化。畢竟，一切資本都是現實社會型態中的資本。
妳來店，統獨來電
老闆每天對妳性騷擾？爸爸欠債，妳明年還要考大學？丈夫天天喝酒打妳？薪水太低工作累？妳是同性戀，媽媽又逼妳嫁人？附近工廠每晚噴廢氣？工作環境很危險？工寮宿舍晚上熱的睡不著？……妳以為這些事都很急迫嗎？妳錯了，請來店裏小坐，統獨大師會打電話進來開導妳：只有統獨最急迫。輕鬆的聊天，愉快地讓妳忘記一切煩惱。正是萬事急，莫如統獨急。統獨熱線912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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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獨篇
九○年代在野統獨
的危機
多年前在海外，召開「國是會議」是和「公民自決」、「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省長民選」、「省虛級化」、「重返聯合國」、「制訂基本法」、「修憲／制憲」、「解除戒嚴／報禁／黨禁」、「讓XXX公開自由演講台獨三個月」、「宣告台灣獨立」等相提並論的主張，這些主張無不被認為是「台灣人出頭天」、「台灣民主化」、「建設東方瑞士」、……等使台灣一夕間改頭換面變天的「絕招」。
曾幾何時，上述主張有的紛紛實現了，有的竟遭到同為台灣前途打拼同志之抵制；有些人尚鍾情或寄望於未實現的主張，但是也有清醒的人看到這些主張不必然帶來社會的公義。台灣的進步力量應重新思考整個形勢及策略了。
一九九○年九月前後，台灣行政院長郝柏村突然提出「取締社運流氓」。社運流氓之說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屬於「郝柏村現象」的一種，一方面，它是打壓社運的手段，另方面，它也是社運實力不足的結果。社運人士可以和流氓相提並論，對有識者而言固覺得荒謬，但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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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敢公開說並進行提報流氓的行動，可見社運的實力尚不足，無能建立公認的正當性。
「郝柏村現象」的社會基礎
但是為何會有郝柏村現象？台灣歷經解嚴、解黨禁／報禁，國是會議，人人均說「逐漸邁向民主化」的時候，為何又出現郝柏村呢？這決不能只用「主流／非主流」的政治鬥爭角度來理解，或僅著重郝氏個人來解釋；事實上，郝柏村不是天外飛來橫禍，他能成為一種「熱門現象」是有其社會基礎的，是非常本土的。
孕育郝柏村現象的本土環境，就是亟須改善／改變的台灣投資環境。這新投資環境的塑造，不但是為了防止資金外流到像大陸這些地區，也要使投資能促進台灣工業昇級，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一個較有利的位置。
對投資環境的改變，首要是政治的安定，以及對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有效控制。在政治安定的前提下必須收編反對黨的主流，分享權力。在控制不穩定因素這件事上，由於「不穩定因素」很難預期，所以國家必須展現有效率的公權力，也就是有堅強的意志及力量撫平任何社會不安的形象，這就和取締社運流氓有關了。
台灣的社運其實並非台灣投資環境不佳的主因，但是如果國家的形象是能有效的搞拈（contain）社運——例如一聲令下，就有幾個社運流氓落網——在象徵的意義上，更能吸引投資者。
投資環境涉及的因素其實很多（公共建設、消費文化、工人素質等），但就台灣想建立的資本國際化與產業昇級的投資環境而言，不能再容許過度龐大的地下經濟，這就是為什麼當局在九○年代的開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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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地下投資公司，以及整頓治安。（黑社會是地下經濟秩序的維持者）。
此外，和過去菁英分子所想的相反，台灣國家機器並非無孔不入的，國家對人民生活的許多層面均力有未逮，國家甚少直接介入生活中各種各樣原有的支配關係。（國民黨、國家機器、民間支配關係三者的關係是串謰關係。前兩者在目前尚無法觸及人民生活中的就地或當場宰制。參看第二章第2節〈附註〉。）但是為了新的投資環境之塑造，要取得人民「積極主動的同意」以及正當化（如社會福利、全民醫療保險旨在建立安全網，以防止經濟崩盤並建立統治正當性）。因此國家開始介入人民生活，各種私的、公的管理法令開始建立，也因為如此，可能會和原來的支配關係衝突（例如，國家保護兒童會和父母權威衝突），這種衝突有時也會以社運的表面方式（集體自力救濟）表現，故而「取締社運流氓」也有促使原來的支配者接受新的（國家監督下的）支配條件之作用。
以上對台灣形勢的敘述顯示，取締社運流氓及郝柏村現象都是台灣國家重新塑造投資環境的動作，和國家諸如搞全民保險、體委部等積極介入人民生活、企圖管理調節各種頗為自主的權力關係這些動作一樣，都是為了促進新形態投資的再生產。（例如婦女就業日多，男女權力衝突日增，國家如果不介入仲裁，就很難再繼續擴大婦女就業，或很難控制男女不斷衝突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國家的功能之一就是調和對立集團的矛盾。）
新形勢下的在野統獨危機
在這個形勢下，影響反對政治最大的便是當局亦統亦獨的獨台體制確立，及當局收編反對政治之主流，而造成在野統獨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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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主流派在一九九○年總統選舉時，開始明顯地放棄領導台灣人民對抗權力集團（不等於國民黨）之角色，而一步步地接受權力集團之收編，箇中原因之一，便是它與執政黨之間不再是零和的二人遊戲，民進黨也認為台灣不能「亂掉」，台灣必須有較佳的投資環境。
對應於這個良好投資環境的政治體系，當然就是「獨台」而非獨立了——因為「獨立會刺激中共犯台」。因此三個政治派系——國民黨的主流派（中）及非主流派（右），民進黨的美麗島系（左），就在獨台體制內不斷進行整編（吸納與排斥）。
至於新潮流系也處在「美麗島」化的狀況中；這是因為1989年底大選后，新潮流系獲得可觀勝利，結果使得它可在體制內運作並取得資源，不一定要走完全運動路線，而且也因此使運動的成本提高；如果新潮流系一昧以運動為主，則可能連已爭得的體制內發言地位均失去。同時也因為組織擴大，如果沒有列寧式組織，將因為資源來源多樣化使紀律軟化。（這一段改寫自〈學運的體質與角色〉楊德睿《中國論壇》，369期，109頁。其實，在《到執政之路》一書中，美麗島系就已經以「過來人」（曾經也是激進邊緣派系）經驗預測新潮流系的上述發展，例如該書98-99等頁。）
由於台灣人民力量過去環繞著反對黨，一旦民進黨進入整編過程，人民力量元氣大傷，徘徊在體制外的在野邊緣統獨就陷入了危機。
這個危機不旦來自在野邊緣統獨因為實力較弱，而有可能被鎮壓，也來自本身與在朝及主流統獨的區別模糊，而這個區別模糊是源自台灣整體的客觀形勢所致，（例如，獨台與獨立之目標部分重疊，良好投資環境又是兩者的共同利益等），這個危機因此是，將美麗島系身不由己的收編在體制內的力量，仍同樣地存在與運作於在野統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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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野邊緣統獨的危機弔詭地來自本身的統獨認同，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危機是它自己無法克服的。
（為了討論簡便，也因為在野邊緣統派力量很小，以下不提統派，但是對在野獨派所下的結論，也一樣適用於在野統派。）
或曰，在野獨派比較激進，主觀意志堅強不怕死，所以將來不會被收編。然而美麗島系過去也曾激進過，所以激進與否實不是解決危機的重點。
積極發展草根社運
例如，從黨外縣長停止周休二日的事件即可看出，縣長們如果打從一開始就想討好企業界，也就不會實施周休二日了，所以縣長們一開始的確是懷著善意，主觀上想要站在廣大受薪階級的利益這一邊。可是企業界排山倒海的壓力，使過去甚少涉入勞資糾紛的黨外勢力不得不在「有力的企業界」與「無力的受薪者」之間作抉擇了。周休二日事件給全台人民上了最寶貴的一課：台灣的問題絕不是換個政黨來執政即可解決。
或曰，在野獨派可在意識型態上、社會基礎上與在朝或主流獨派相區別，例如擁抱工農階級，高唱社會正義。
這個說法的盲點在於，它沒有看到國民黨與美麗島系也是以它們各自的方式「擁抱工農」的。問題的重點因此是，政治組織與工農階級的權力支配關係，例如，獨立意識／台灣人意識是否（就像民主意識／反共意識／反台獨意識／三民主義意識……）優先於工人／農民／婦女……意識？如果優先，那麼獨派和其他政治組織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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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所爭者乃權力資源（意識型態則不重要），其力量是小時被鎮壓，大時可能被收編，更大時則取彼而代之。
當然，在野邊緣獨派和主流獨派還是有一些區別的。例如，有些邊緣獨派主張民進黨應當在1991年底的二屆國大選舉中罷選，這基本上是完全符合人民立場的，但是卻遭到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的封殺。至於主流獨派則可從一句話看出其心理症候：民進黨四屆三全大會在高雄縣政府大禮堂召開，佈置會場的黨員說「執政的感覺真好」（聯合報1991年5月12日第2版）
在野獨派的困境因此是當獨立優先與社運利益在某些狀況下衝突時，在野獨派的選擇是什麼？
在野統獨難逃脫的是權力邏輯的本身：當一個政治組織沒有什麼力量時，它比誰都激進；但是當它開始不斷集中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源後，它就要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在野統獨的危機不能期待它們會自行克服。克服之道，便是各種社運的自主獨立與壯大力量，這樣才能制衡與主導政治組織的方向，才不會不斷以人民力量去培育另一個美麗島系。
所以面對著當局對社運的恐嚇及在野統獨的危機，台灣人民必須不預設任何底線（統、獨、經濟發展等）的去發展草根社運，這樣才會有出頭天。
編按：本文曾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9月13日，現修訂並改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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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獨篇
國旗下的人民省思
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前後發生了一連串有關國旗的事件，首先是中正紀念堂的旗桿被鋸斷，國旗被焚燒。
然後是弱勢團體劉俠等人到中正紀念堂探視學生時攜帶小國旗被勸阻，後來有學生欲舉國旗，被部分廣場上的學生噓下台，（我們只能說「部分」學生，而不能認定這是三月野百合學運的立場，因為此事並未經全體討論及決議。）
由於學生這種舉止，被攻擊為「不愛國」，恰和總統李登輝先生肯定學生愛國形成權力集團的兩手策略。國民黨立委郁慕明甚至說，如果學生是在抗議黨國不分，那也應當按一定程序去修改國旗，而不是否定國旗。
就在此時，久違的「愛在最高點心中有國旗」電視廣告又回來了。在有關方面動員高中生去中正紀念堂升旗後，這一廣告也適時加入升旗一幕，出現在新版本的廣告中。
三二九那天，又發生了洪門因國旗而毆辱學生的事件，晚上電視上播出了李登輝參加的青年節晚會，對國旗的膜拜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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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連串現象之解讀，我們不應再落入權力集團所提供的舊模式，而要將之放在九○年代權力集團政治再結構（分贓）的脈絡中解讀。
在國會全面改選後的台灣，將比施明德所謂的「台灣已獨立四十年」之「獨立」更向前邁了一步，不論我們把這種「可以做但不可以說」稱為「國獨」或「獨台」，它只是權力集團的獨立，而不是人民的獨立。（或有人說，台灣既然沒有正式宣告獨立，而且還保留未來統一的可能性，故「獨台」也是一種統一的立場。但這也是權力集團的統一，而非人民立場的統一。）
這個獨台雖然不是「台灣共和國」式的徹底新國家，但它畢竟和動員戡亂時期的「中華民國」不同。儘管國號國旗未改，在治權及憲政結構僅適用於台灣的情形下，國家認同的內容實已產生變化。國民黨的「國家新精神」其實也是另一種「新國家」精神。
不論這個獨台是否過渡性質，執政黨都必須維繫民族國家的聚合（national cohesion）（註），以免在這段（過渡）期間社會內部因國家認同而分裂，（例如，有人仍認同過去的中華民國，有人卻認同未來的台灣共和國或中華聯邦，因此造成分裂）。並且藉著這種獨台國家認同（二千萬命運共同體），統一台灣內部以免在面對中共或與中共談判時自亂陣腳。
因此，這新一波的國旗宣傳攻勢，儘管看來和過去一模一樣，但在新形勢脈絡下，國旗宣傳攻勢有了新的意義，它所想產生的效果已經和過去不同，這效果就是促進獨台的國家認同。（同一論點可參見陳春滿在《歷史如何成為傷口》一書中之大文）雖然黨國不分的陰影猶殘存，但就連洪門兄弟也認為學生雖不可燒國旗但可燒黨旗，可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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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昔比。
在這種情勢下，與權力集團相對立的人民，也就是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學運）的主體應如何面對國旗呢？
簡單的說，就是「搞」；即，各個不同團體依各自的位置去「搞」國旗，就像本書所謂的「搞政治」一樣，沒有固定的忠誠／反對態度。
這個對國旗的態度還需要三種論述的配合，第一種當然是對「黨國不分」的批判。
但若只是「排斥黨旗而不斥國旗」是不夠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還需要第二種論述，即，追尋國旗中原始含有的激進意義與人民記憶，（畢竟現在國民黨面貌是一九二七年以後才逐漸形成的），使國旗的意義逐漸改變。
第三種論述則是確立「愛國」（不論什麼國）、「愛黨」（不論什麼黨）都是人民之愛的異化形式：人民只應愛自身，而非自身以外的一個「倫理實體」、「全民意志」、「命運共同體」、「民族精神」等等。（即使像「愛鄉土」、「愛台灣」這種說法的內涵，也應有很清楚的人民抗爭內容，否則仍會為權力集團所用——例如，獨台路線也吸納了「愛台灣」的意義。）（參看第五章第三節中〈台灣．人民與認同〉一文）
獨台新國家可能不久會消失，國旗、國歌、國號也都不會是永恆不變的東西，但不論未來人民站在什麼國旗之下，學運及其他社運總是要做下去的，因此社運的獨立自主、壯大及長期發展，是一條人民要走的道路。
（註）任何群體的聚合或凝結，在現今社會的狀況下，都難免是不平等權力關係所構成的。例子之一可參看，〈誰去進香〉，《中時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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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時代副刊。以及〈反戰與國家認同〉何方，收於《戰爭．文化．國家機器》成令方編，台北唐山。還有林中平的〈如何製造對「民族國家機器」的熱情〉（〈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11月5日），此文在亞運會、民進黨慶的運動會、釣魚台事件等脈絡中談此一問題。此外，本文曾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4月5日。
機器戰警可男可女：蔡普（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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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獨篇
結語：
在野邊緣統獨的出路
海外的一些台獨運動者曾在一九八○年代提出「台灣民族」的說法。（1981年美東夏令會發誓般地聲明說：「阮在此向留守故鄉的父老同胞鄭重地保証，阮在此向世界的人民嚴肅地宣布，阮已經確立〔台灣民族〕的理念。」）
「民族」在一般學術教科書中的定義就是「命運共同體」，所以有時海外人士也以「台灣命運共同體」來代替「台灣民族」的提法。後來「台灣民族」的說法也出現了很多後遺症，例如，一方面台灣民族論者要求學術的民族概念，亦即，不同於血統／種族的、以資本主義興起為分野的近代民族概念，另方面，卻又自相矛盾的以國民黨父權制所定之省籍為「台灣民族／中華民族」的劃分標準（之所以是「父權制」，是因為本籍依父親而非母親或「自決」之本籍）。依照近代民族／國家（nation）的概念，真正頭腦清楚的台灣民族論者應該主張「台灣人民不分本外省，都應是台灣民族」才對，而非「本省人是自然天生的台灣民族，而外省人如果不認同台灣、主張台獨，那麼就是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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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這種不通、非學術的主張。至於所謂「認同台灣」的論證（即，外省人不自稱「台灣人」，因此不是台灣民族），並不能站得住腳，因為自稱台灣人或不自稱台灣人，均不在表達（或否定）一種民族／國民意識，而只是在表達一種民族內部區分的族群意識。更有甚者，如果從現實的國家主權意識而言，一般人意識中的「中華民國」根本就等於「台灣」，所以「中華民國的國民意識」就是「台灣民族意識」。假如「台灣民族」是以清楚地自覺彼此唯一命運共同體之民族意識為判定標準，那麼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意識」獨台路線並不與「台灣民族」相矛盾。而且從學術的民族發展概念來看，台灣民族之民族語言（national language）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國語」（北京話／普通話）。這也似乎不能吻合提出台灣民族論者的主觀期望。其次，另一個台灣民族論者落空的主觀期望是將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這一政治主張連結起來：因為如果人們將「台灣民族意識」等同於一個實然的主張，即，具有「台灣現在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nation」此一意識，那麼這正是國民黨（不說卻一直在做的）獨台體制。如果將「台灣民族意識」等同於一個應然的主張，即，具有「台灣應該是（永久地）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一個nation」此一意識，那麼不論本省外省，台灣有很多人均非台灣民族，反而可能因此使台灣的多數變成「中華民族」，非常不利於「統戰」。「台灣民族」還不如「台灣人」此一模糊、非學術性的概念有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此處不提），使得當年在海外推展的如火如荼、宗教意味濃厚的「台灣民族論」逐漸消失，（當年任何同鄉均須就「台灣民族」表態）只留下「命運共同體」這一遺跡。
八○年代末開始，台灣政局起了較大幅度的轉變，國民黨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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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台灣民族——兩千萬命運共同體」並非不利於獨台路線，因此不提敏感及易引起誤解的「台灣民族」一詞，而採用「兩千萬／台灣命運共同體」，實質上就是「台灣民族」。雖然這不是某些台獨人士所希望的「新族名」、「新國家」（以「台灣」為國族名），但好歹也是實質的「台灣民族／國家（nation）」。（李登輝也強調「中華民國意識」一定要保有，而且「只有中華民國，沒有統也沒有獨」）。
所以，不僅國民黨高官（例如，吳伯雄），或者國民黨外省第二代民意代表（例如，王應傑）……，均異口同聲的喊出「台灣命運共同體」，這是一件極富意義的大事，這說明了「台灣民族／國家」的存在及提法有助於統治者。而且不論朝野，只要是主流派，均致力於「命運共同體」的融合（national cohesion），不論是省籍調和或道德重整，都隱含著將台灣全體凝聚或重組為「一」的企圖；這似乎成了一切（朝野）政運的共同利益／興趣。在這個合一的「建國」或「國建」計劃中，社會運動是亟待收編、搞定（contain）的變數或「亂源」。
但是政治利益的大餅總是不夠分的，在野統獨中的邊緣派系或團體，會被排除在利益分贓之外。這些邊緣政治派系（不論原屬什麼黨）應當激進化，並且轉變抗爭焦點；例如，邊緣獨派不應將抗爭焦點固定擺在中共，而應擺在權力集團，不論這個權力集團內部是否有主張獨立的團體，這樣才將抗爭本土化（localization），這樣才會站在人民這一邊。邊緣統派也是一樣，應將抗爭焦點對準權力集團，不論這集團的統獨傾向。
在野邊緣統獨，應擺脫過去非人民觀點的統獨宣傳，例如，雙方均應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族意識及台灣民族意識都不是什麼「落空的」、「虛幻的」意識，都是在一定歷史、社會及文化條件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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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曾經（在未來也都可以）連繫到人民的各種抗爭，無論是反帝的、反優勢階級的、反高壓統治的……抗爭。初步來說，雙方不應再彼此攻訐對方的民族意識，因為這只意味著不願與另一可能人民主體結盟的霸權姿態。相反的，雙方均應對各自民族意識之產生，進行學術及反宰制觀點的研究探討，以發現雙方的共同點。更具體的來說，雙方應探討各自的民族意識如何在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獨裁統治、反優勢階級等反宰制抗爭及運動中產生。雖然民族意識的產生有時也受到帝、殖、資、父權、獨裁統治、優勢階級等的幫助，但是在野邊緣統獨應當致力於發掘各種反宰制的民族產生傳統，進而延續此一傳統，和其他人民主體平等結盟。換句話說，在野邊緣統獨應當進一步地將統或獨接合到反帝、反殖、反資…… 反優勢階級等，並且和在野或在朝的主流統獨劃清界線（最重要的是，必須放棄「保持社會安定」、「台灣不能亂」這種想法，以及以統獨為唯一抗爭軸線的二分法），而和同樣反帝、反資……反各種宰制之人民結盟。
在今天，統獨及民主反對運動都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國家中心路線，亦即，以執政、掌握政權、進而掌握國家機器為運動的目標。而這一路線又使運動變成一種「整體戰」，一元化了其他社會運動的實踐策略。
另一個錯誤則是認為一種政治主張（政治民主、統一、獨立）本身（或本質上）就具有進步的意義，或必然是有利於人民或社會進步的，而忽略了任何一種政治主張或制度的建立，必須和人民的各種反宰制抗爭串謰（和各種社運平等結盟），成為人民民主抗爭的一支，才是進步的。其實，那種認為唯有等到民主制度、統一或獨立實現之後，台灣社運才能發展的想法，正是壓抑社運發展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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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運動的政治派系犯這兩個錯誤，也不完全偶然，多少透露出它們不同程度的對許多宰制關係的依賴或傾向。
而正是因為這兩個錯誤，在野邊緣統獨也和主流統獨一樣，基本上以中心地位自居，進行中心戰鬥，和社運結盟時（如果有結盟的話）採總體戰方式。也因為這兩個錯誤，統獨雙方彼此水火不容，反而在野邊緣統獨卻將主流統獨視為必然／天然盟友，只因為兩者有統或獨的共同立場。這樣說來，在野邊緣統獨與主流統獨之間的差異並不大，所差的僅是實力的大小而已。（公平的說，今天在野邊緣統派和主流統派的差異比較大些。）
所以，在野邊緣統獨應當放棄將統獨看作人民出頭天的優先必要條件；而應堅持人民出頭天的統獨，而非無條件的、只要統一或獨立就好。惟有在野邊緣統獨放棄「統獨是中心」（the centrality of nationalism），才是真正的「邊緣」，否則只是主流的「後補」而已。
在野邊緣的統獨也可成為「人民的統獨」；之所以是「人民的」乃因統獨主體的權利或目標並不優先於其他人民主體的權利或運動目標，故而在野邊緣統獨彼此均可結盟在人民民主架構上。
人民的統獨也是一種本土的（local）、在地的統獨，和過去其他時間或脈絡的統獨沒有必然關係。九○年代在野邊緣、人民的統獨不再背負歷史包袱，不再去尋找一個「四百年台灣民族」或「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主體，或者一以貫之、目的論式的統獨歷史。事實上，不同時空歷史條件下脈絡的統獨，有著不同的社會集團傾向、政治效果，不應混為一談。即使九○年代邊緣的人民統獨和過去統獨有發生學上的（genetic）關係，也可以在本土的（local）脈絡中獨立為一自主體，結盟在邊緣弱勢的人民陣營中。但是對於九○年代以前各種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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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統獨所留下的資源則應儘量利用。
更進一步來說，對二十世紀以來台灣與中國人民的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封建、反專制及其他反宰制的政治社會運動或革命所留下的資源，人民的統獨都應儘量加以利用。
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再進一言。過去主流獨派有仇中國的情結，也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殊不知中國（就像台灣一樣）過去與現在都存在著人民反支配的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的抗爭，均留下很可貴的歷史、文化、藝術（電影、音樂、文學、戲劇）、學術、抗爭經驗……的資源。這些資源雖然在表面是以共黨意識型態為主要支配面，但其實是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封建、反專制等人民抗爭的串謰。（關於這類分析可看〈搖滾樣版戲〉，蔡普，《首都早報》人文版，1990年5月23日。以及〈撐起半邊天：中共電影中的女性〉，王大衛，未發表）。故而可提供相當寶貴的反支配運動資源。
不必諱言的是，在主流獨派中某些派系存在著親帝國主義、親新殖民主義、走資反社會主義、父權反女性主義的右翼傾向，所以仇中國情結中，除了反對中共的原因外，也其實包含了反對左翼、進步、婦解……，亦即，反對人民的傾向。在野邊緣統獨應和這種「左／統」不分、「中／統」不分的獨派劃清界限。
其實「中共」不等於「中國」不等於「共」不等於「人民」。這四者彼此並不相同。很多獨派人士也早有此認識，只是未將認識與作為連繫起來，以致於這種認識仍只是邊緣的聲音。
今日台灣人民弱勢社運團體應當尋求國際連線，無論美日或拉丁美洲的反體制人民，更何況是將影響台灣甚巨的中國。台灣權力集團的諸派系、不同集團，自八○年代以來，均不斷和中國權力集團（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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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到地方的不同派系與各領域中團體）積極接觸或連線結盟，未來將有深遠影響（不只是人們矚目的政治經濟領域，而且在教育、學術、文化領域，亦會有影響。台灣在教、學、文領域中的就地支配與反支配抗爭、權力部署可能將因兩岸權力集團連線而產生變化，值得注意）。
因此，台灣的在野邊緣統獨派要走出以「整體中國（鐵板一塊）」為第一假想敵的作法，更要拋棄那種拒絕和中國發生關係或「無求於中國」的幼稚心態。台灣人民（弱勢邊緣社運）要在條件許可的情形下，積極為弱勢人民國際連線的可能作準備。台灣人民未來若能和反體制的中國人民集團連線，將有助於遏阻中共併吞的野心，以及抵抗兩岸權力集團的「夾擊」。
總之，不論統一或獨立，均可能成為權力集團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須使統一或獨立具有實質的、人民的政治內容。這就是說統獨不但是政治的或國家認同層面的問題，也是社會、文化、經濟中反宰制抗爭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下，人民的統一與人民的獨立並不必然對立，因為兩者除了國家認同之差異外，還有民主政治、階級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等許多可能的共同點——人民立場的共同點。故而本書中一些對統獨的判明性態度（critical attitude），正是為了使統獨不再只集中於國家認同的層面，而能從人民的各種反宰制抗爭中，讓統獨運動不滑向或淪為權力集團的統獨，反而不斷走向人民的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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