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篇
第二節 知識份子篇
學術與政治
自從一九八九年大選過後，許多公開主張台獨的人士均進入了國會，就這個現象來看，台灣具有台獨思想的人，即使不是多數，也應有相當人數，各行各業都有。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九○年春），突傳出吳乃德博士因台獨思想不獲中研院聘任的事件，這件事其實透露出一些有關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的道理。
有些人對吳乃德事件感到不解，因為中研院有台獨思想的也不只吳一人，而且吳也不在政治領域裏活動，比起「新國家連線」的國會議員，甚至他（她）們的義工，所能造成的「殺傷力」，都來得小。因此為何要「小題大作」呢？另外，在政治領域中反台獨的領導者，究竟能從這件事得到什麼好處——在與其負面效果比較之後？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之間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所以台獨運動可以在政治中大有斬獲，但是學術領域中卻不一定。
學術領域中權力再生產的邏輯和政治領域不同，而且也有不同的歷史形成過程。例如，學術領域中講的不是一人一票；弱勢學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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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對象也常包括了既成的學術典範、傳統、行規、習慣等「法統」，而這些法統不一定處在「正當化危機」中。
因此，政治領域中的變革，至多能改變學術領域的外貌，要真正改變學術領域的權力關係，必須依（內在於）學術權力的邏輯，在學術領域內作抗爭。沒有經過這種抗爭，是不可能以政治方式來解決學術問題。
中共掌權後，雖然讓黨員居學術要津，但在很多學術範圍內，仍被認為是「紅而不專」、「外行領導」、「非學術」……等等，使毛澤東慨嘆「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經過二十多年，只有一點點是「馬列的」；文革的政治運動顯然也未曾改變這一事實，從六四事件來看，中共在學術領域絕無領導地位，根本就是屈居下風的。
這點說明了政治並非學術領域的「本質」；或如林中平所說，台灣的眾強勢權力在學術領域已有它特殊的（局部的）權力部署與策略，不會因政治領域中的斬獲而解決。
台灣的學術界其實有許許多多的問題（黃永武先生在一九九○年２月７日聯副刊上的〈不呼吸的學術界〉也提到一些），吳乃德事件就是這些問題（政治問題是其中之一）多重決定的結果。這一事件是個不祥的惡兆，反映了學術界進步力量的體質虛弱，知識分子被（政治立場）分化而無力，也反映了新時期的權力型態。不論這一事件未來如何發展，但學術界在短期內不會因此事件如何收場而有所改變。
編按：本文曾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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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份子篇
理論與實踐
理論與實踐通常被當作「一般」與「個別」的關係。
什麼是「一般／個別」呢？「人」是一般，但「張三」、「李四」就是個別；「大象」是一般，但木柵動物園的「林旺」就是個別。「戰爭」是一般，「八年抗戰」、「赤壁之戰」是個別，等等。
所以「個別」就是具體的、存在於特定時空或脈絡中的事物，而「一般」則是抽象的、不存在於特定時空或脈絡中，但卻為眾「個別」所共享或所例示。（「例示」是因為像八年抗戰即是戰爭之一例。）
從「一般／個別」關係來看「理論／實踐」，就會把兩者當作上下關係或從屬關係：理論優位者主張「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優位者則是「理論辯護實踐」﹔但都是用上下關係來看兩者。而且還有「脫離實踐的理論」（只有一般而無個別，好像「龍」這類動物，只是個空類），以及「缺乏理論的實踐」（好像一些無法歸類的怪事物）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通常所看到的理論（學術），並不是飄浮在空氣中的思想觀念，它們都是具體且存在於特定時空脈絡中的事物，而且還運用了特定的理論原料或意識型態資源，在一定的理論製造機器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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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學術出版社、理論論述場域）被生產、分配與流通。學術理論其實就是一種物質存在。
易言之，我們通常所見之學術理論其實也是「個別」，學術的思與言也就是一種實踐，理論就是「理論實踐」（theoretical practice）。
從這個角度來看「實踐／理論」關係，就不再是上下關係，而是平行關係。上下關係就是導衍關係（從理論導衍出實踐）或歸納關係（從實踐歸納出理論）。平行關係則表示理論與實踐可以串謰在一起，也可以不串謰在一起。串謰就是把一些片斷（個別）接合為一個整體。
現在問題是，為何某些理論和實踐要串謰在一起？為何理論要與實踐結合、相聯繫？
如果用「一般／個別」來看理論與實踐，兩者應該要結合在一起。但如果理論也只是一種實踐，我們既已有其他的實踐，又何必需要「理論實踐」，即，為何需要理論或理論家呢？（這裡的「理論」，也就是本文所談的「理論」，都是指正式的理論、學術。不過「理論」還有一種更廣義的用怯，其意思接近「理由」、「意識」，就這個廣義的「理論」而言，任何人都是理論家，任何實踐都是有理論的。）
一個社會集團需要（學術）理論，可能是因為既存的社會型態要求它必須有理論，才能更好地從事宰制或反宰制。這就好像在有些社會型態中，社會集團可能需要群眾大會、示威遊行、宗教儀式、恐怖活動、化妝舞會、政黨組織，或者牛肉場秀等，才能更好地從事抗爭或宰制一樣。理論和上述任何一項被人需要的原因並無不同。當然一個社會集團需要理論，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基本原因——它需要聯合理論家，正如同它需要聯合其他社會集團一樣。
那麼，理論如何與實踐相結合或串謰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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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論就是「理論實踐」，和理論串謰就是聯合理論家，那麼理論與實踐如何結合，也不過就是任何兩個社會集團如何結盟的問題了。
搞就是「六親不認」、「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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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份子篇
文化工業下的零工
一九九○六月前後，文化知識界對媒體壟斷勢力之一的《聯合報》系進行杯葛，杯葛的原因和《聯合報》系的政治立場有關。但是這一杯葛其實也接合了文化工業中「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及生產過程的管理者」與「文化商品的生產者」兩者之間的矛盾關係。在杯葛《聯合報》系這個例子中，杯葛其實建立於文字媒體的管理者（編輯、社長等）與媒體外包的供稿者（非受雇於媒體的自由投稿者）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後面提到的這種和媒體無雇佣關係、論件計酬的自由供稿者（freelance），可能是以寫稿為業的作家，也可能是常參加座談的教授，或者有其他工作而業餘撰稿者。不論這些人的性別、政治立場、階級、社會地位、名氣、職業……等社會因素有什麼差異，他（她）們作為自由供稿者這一身分則同，也因此在這一身分的主體位置上有相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反支配抗爭對象——文字媒體的管理者。換句話說，自由供稿者是一利益團體，與文字媒體管理者有對立的權力關係。
但是自由供稿者的利益究竟是什麼？當然稿費（工資）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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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在這一點上，自由供稿者和其他產業中按件計酬的自由工作者（即零工）一樣，很容易成為剝削的對象。
不過正由於稿費偏低，因此很少人完全以自由供稿為專業，所以金錢對大多數自由供稿者不是唯一主要的利益。
另一主要利益則是表達的自由，這也就是說，自由供稿者總是希望稿子沒有形式或內容上的限制（如長度的限制，或內容的檢查、扭曲、壓抑等）。雖然自由供稿者有許多不同的原因要求自主性（如有些是為知識而知識，有些是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有些是相信人有表達的自由等），但其共同的利益是自由表達則無二致。
自由供稿者的這兩個主要利益，明顯地和媒體擁有者及管理者之利益有衝突。雖然媒體管理者不一定為媒體的稿費政策或立場負責，但是他們作為「媒體擁有者」意志的執行人，和自由供稿者直接處於一個對立的權力關係。
自由供稿者既然是一個利益團體，他們能不能像其他逐漸形成的知識分子利益團體一樣組織起來？例如像各種教師的聯誼會或權利促進會、記者工會、詩社、各類學社等等？
就像其他產業的零工一樣，自由供稿者不共處於一生產場所，分散孤立的狀態很容易被「各個擊破」，也因此很難集結、動員或組織。此外，自由供稿者因為被其他社會因素分化的程度很高，所以其共同利益之落差很大。這也就是說，公平稿費與自由表達所產生的利益很不平均地分配給自由供稿者集團之諸成員。
例如，稿費對業餘作家的重要性便比不上專業作家，名氣大的作家比較不在乎自由表達問題，（因為他們通常有較多表達自由，故可能比較不關心自由供稿者的集體利益），還有其他各色各樣的可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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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使得自由供稿者難以形成大規模的團結組織，來和媒體管理者進行集體談判或權力議價。（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情況中，稿費與自由表達兩種利益彼此有衝突，稿費高低與自由表達的程度成反比。）
這樣說來，這次杯葛《聯合報》系的舉動，算是部分自由供稿者向形成有組織之利益團體邁進了一小步。之所以只是一「小」步，乃因為杯葛係由政治問題引起，而非自由供稿者對自身利益的重視所引起；而且杯葛者是在對《聯合報》系的否定中才形成一個模糊的自我意識，至於這個自我意識的內容仍然在潛抑下被轉換（displace）為政治性的（如「我們是進步知識分子」），而未自覺到「我們是自由供稿者」此一主體位置。（本文即是召喚個體來承擔此一主體位置）。
此外，這次杯葛行動之動員方式不是建基於大量的橫向連繫組織，而是拜知識界前一陣子的集結活動所賜，才串連起許多人情小團體。因此，從自由供稿者的利益來看，今後文化知識界更應多發展各類組織，盡量做人情圈外的集結，並在不同的議題上努力克服像政治立場等因素的分化，而進行社會文化運動的聯盟。
後記：財政部於１９９０年醞釀取消稿費免稅額，此舉又是對弱勢「爬格族」的一次打擊，特別是所謂「專業作家」，通常為女性（因為專業作家在台灣甚難生存，故多為婦女「副業」），作為文化工業之零工，缺乏組織，也和另外一些零工（有正職的男性學者或文化人）處於不同社會位置，所以很難結盟起來一起抗爭。對很多人而言，「文化工業的零工」這一身份不是他們的主要認同，分化這一身分的力量很大，所以很難將之重組為一個自覺的團體。以寫作為專業而非「副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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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輝英曾為此事寫了一篇〈活該他是作家〉，刊載於聯合報２４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又：本文曾發表於《首都早報》人文版，何方，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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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份子篇
批評與冷漠
最近讀到一位年高望重的反對派自由學者，感慨萬千的談話，談話內容是以政論雜誌及政治批評為核心。他說「……經過長期的奮鬥，發現政府的改革並不是很有誠意，而且陰霾重重。現在政論性雜誌又面臨了另一次危機，也就是大家都不看了。」他還說把雜誌「十五年前的東西改個日期再登還是有用，因為講的都沒有在改變、沒有進步，寫的人也寫膩了」，所以這位學者認為政論性雜誌銷路降低了。
不僅如此，學者還認為「知識份子寫的東西沒人看了---------！座談會沒有人參加了。以前罵政府的街頭演說，大都人山人海，現在在野黨在街頭罵，如果有三、五十個人聽，就算大場面了，比較有名的、叫座的出去演講，大概能有個三百人就很了不起了。反而是胡瓜、張小燕、澎恰恰、小虎隊能夠聚集群眾，台灣整個社會都在反文化、反知識，這種潮流非常強大，以後的政論雜誌，大概沒什麼希望。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要腐敗墮落很容易，但是很難恢復起來。」（《中國論壇》，一九九○年十月十日）
在這些話中，我們看到了批評時政的知識份子一直未變，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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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及東西也沒變（因為被批評的政府一直沒有進步），然而整個社會卻變了，而且變的對（沒變的）政論或政評漠不關心。
但這不是很奇怪嗎？當年能激起群眾熱情的政治批評，在被批評對象沒有進步的情況下，都不再有作用了。這是為什麼呢？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台灣人民道德淪喪、文化崩壞，已失去現代公民精神與道德勇氣云云。其實，所謂「道德或文化敗壞」往往表示舊有支配關係的鬆弛，社會面臨轉型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往昔知識分子登高一呼式的政治批評固然無效，企圖以「道德重整」來重振台灣也只是「重整原有支配關係」，即，恢復舊秩序而已。但是，使舊秩序失效的因素既然未變，「道德重整」也不過是表面功夫。而且「道德重整」還可能變成一種宰制性的「政治—社會」運動，以促進共同體或國家內部的融合。
人民群眾對政治批評冷漠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群眾生活安和樂利、不想求變求進步。但是這個解釋剛好和事實相反；我們看到1991年的台灣各處都仍有怨氣、有抵抗：彰濱工業區的養殖戶在和大批員警抗爭、台汽台鐵員工面臨裁員、遠東化織的彭菊英被無理開除、夜貓族的休閒生活被三點禁令限制、青年學生在反安非他命運動中被剝奪隱私、陳秀緞〈詹媽媽〉代表後段班學生的抗爭，還有因各種開發計劃、道路徵收，以至於住屋被拆除但得不到合理補償的民眾……此外，還有太多太多事例，都顯示人民怨氣沖天，但卻常常孤立無援。
如果說人民孤立無援的處境沒有得到改變，那麼，他們沒有理由會對改變菁英階層處境的政治批評感興趣——畢竟在目前的狀況裏，政治仍只是菁英玩的遊戲，一般人民群眾只是這場遊戲的啦啦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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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樣說來，群眾對政治批評的冷淡，毋寧是其來有自的。而當群眾不再出現於菁英的講座前，菁英也許應當考慮移樽就教，與群眾站在一起抗爭了。
後記：與本文相關的兩件事實，似乎可以報導一下：
第一，關於重整台灣社會道德。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由自立報系與台美基金會聯合舉辦了「重整台灣社會道德」研討會。十七日，台美基金會與綠色文化基金會在台中又舉辦同樣名稱的研討會。在十五日的研討會中，當時的內政部長許水德曾應邀到場致詞，並由戴正德等數位學者發表演說。
第二，自一九九○年秋至一九九一年春發生的群眾抗拒不合理道路徵收或違建拆除的重大抗爭，不下十餘起，是這段期間唯一的「暴力」抗爭事件，小部份被電視報導，但多迅速為人遺忘，亦不見任何外力聲援。
例子之一的是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壢明德市場的拆除事件，中壢警局動員兩百多名警察，雙方棍棒齊出，造成流血事件，數名抗爭者當場被捕。在抗爭中，抗爭的攤販掛起「官商勾結」、「罔顧民意沒照料基層」等白布條。外傳這一次抗爭有「南部來的聲援者」，不能查證。最有趣的是市場四周插滿了國旗，作為抗爭的象徵憑藉。人民以國旗向「公權力」抗爭，這是邊緣人民的後保守主意實踐。
而在這之前的前幾天，高雄也發生了一件類似的為拆除建物而引起之大型抗爭事件，在抗爭過程中，有兩名男子身澆汽油，揚言自焚，以死明志，這是繼鄭南榕、詹益樺之後的又一次類似事件，但是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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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成功。不過即使自焚成功，是否會造成鄭詹二人同樣的社會效應呢？為什麼？兩者唯一不同的是，從人民民主觀點看來，高雄的企圖自焚者缺乏鄭詹所具有的意識型態資源。畢竟高雄的這些抗爭者只是非常弱勢的團體。
三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桃竹苗版對中壢明德市場事件的後續發展，還有如下的報導：
【記者范清宏中壢報導】中壢市公所廿六日發現，中壢明德路四十一巷的攤販，在整頓後仍回原處營業，巷內空地地主有意為攤販護航，是主要關鍵；市長張勝勛特要求有關主管，透過稅捐單位追查此地主租地給攤販營業五年所逃漏的稅捐，並依最高稅額補稅。
市公所說，明德路四十一巷的違章攤區拆除後的大片空土地，地主原先向市公所具結，保證不再把空地租給攤販。據了解，這大塊空地，地主打算蓋大樓，因與攤販有租約，地主乃透過市公所整頓攤販為由，與攤販提前解約，以利市公所強制拆除空地上違章攤架。
然而，地主在市公所幫他解決麻煩後，立即過河拆橋，不承認當初的具結，以蓋大樓的時機未到，悍然將空地租給攤販，使市公所的整頓作業功虧一簣。
為此，市長張勝勛（按：他是第一位中壢市民進黨籍市長）於昨天上午召集幕僚人員指出，地主從七十五年起，即將空地租給攤販營業，其所逃漏的稅捐，轉請稅捐單位處理，並建議以最高的稅額課徵。
據了解，明德街四十一巷的攤販，至昨天為止仍生意興旺，攤數在兩百以上，業者相當自制的不佔巷道營業，均改在巷子兩旁的空地上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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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就在這大片原為市場的空地之正對面，有一座新落成的「中壢市第二公有市場」大樓，面積龐大美侖美奐，可是原有攤販不願遷入（故而拆除市場即有迫使它們遷入的意思），原因是攤販不願被國家管理，不願被納入正式部門。像這種國家機器開始進入人民日常生活之例子甚多，民間哲學似乎不太注意這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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