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民主之路
第五節 到新民主之路
色情—野百合：
人民的欲望與人民的民主
前言
這篇文章首先企圖對反對政治之集會中出現之攤販、色情錄影帶、「插花」的群眾等現象，提出一種可能的解讀；基本上認為它們均是被排斥的邊緣事物，而且得出「人民的欲望與敵意既不能以本來面目表達，亦鮮以人民切身的反宰制要求來表達，而是多透過受主流政治排斥的反對政治表達出來」此一結論。
接著文章從此結論來觀察人民或社運團體的處境，然後大致地描繪出貫穿本文的人民民主論點。這裏必須澄清「人民民主」一詞：基本上，凡是站在社運的立場上，為社運本位的（partisan 宗派的）利益，獨立自主、正當性提供論述辯護者，都可方便地歸於「人民民主」這個可有可無的標籤； （編註①）但是在這「人民民主」的簡稱之下，卻包含不同理論背景的論述。本文所呈現的人民民主觀點，只是此一思想運動中的一種說法而已。
最後本文以此觀點分析野百合學運中，學生與民眾之間區隔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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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論證「區隔化」在三月的政治脈絡下士最重要也最必要的正確做法。 （編註②）
邊緣又邊緣的人民欲望
在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中，各種攤販與色情錄影帶的販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現象，以往每次民進黨的集會中均有此現象。這次只是因為大量的色情錄影帶販賣而更加耀眼而已。
攤販之所以會出現在這種場合，自然是因為有錢可賺。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些攤販的邊緣位置；首先，相對於有店面的正式營業，攤販是邊緣的、非正式的。
其次，出現在這類集會的攤販，都不是有固定地盤的攤販，因為固定攤販不會隨便放棄原來（在夜市或鬧區）所佔據的有利位置。易言之，這些「民主攤販」是高度流動的，相對於有固定地盤的攤販，亦是邊緣性的，平常躲警察和不良少年，是被主流社會所排斥的。
這種被主流排斥的邊緣性格，也是反政治或反體制的集會所具有的性格，因此「民主攤販」和反對（黨）政治之集會匯合在一起，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色情錄影帶的販賣，就很容易了解這個現象不是什麼「反對黨群眾品質低落」或「販賣者侮辱追求民主的清高理想」。
原來，「性—色情」也都是被排斥的邊緣事物，我們不能像對待食衣住行這些平常事物一般地去對待「性—色情」。正因為色情錄影帶所具有的被排斥邊緣特性，故而和其他被主流管道（channels，即頻道）排斥的大陸錄影帶、反對黨活動錄影帶一塊並列，出現在被主流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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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排斥的群眾集會中。
在目前，色情錄影帶或書刊的分化尚不清楚，因為所謂「高級」的色情刊物（《花花公子》、《漢》……）還沒有完全在中上階層立足，但是遲早也會像色情事業一樣分化（如高／低級妓女之分）。屆時我們便會發現「民主」色情錄影帶一定是「人獸大戰」、「男同性戀」、「幼齒無毛」、「賓館偷拍」、「肛交」之類，而少有「高級」（進口有版權）色情錄影帶（後者販賣於百貨公司，強調「美感」）。易言之「民主」色情錄影帶和「民主攤販」一樣，都會是邊緣的邊緣。
這些被主流視為「低級」的色情錄影帶，除了協助中下階層男性自慰或興奮外，也是他們面對上司的壓迫及越來越多女人的競爭時之精神鴉片。在色情錄影帶中，充滿了沒有道德責任的純肉欲追求，因而顛覆了父權體制之性道德要求，故也以另一種形式反抗了原型是父權體制的上司壓迫。另方面，錄影帶中「神勇」的男主角，可以對百依百順的眾女主角為所欲為，正可補償中下階層男性在現實中的「窩囊」，以及面對越來越多能幹女性時之「無能感」。
從對色情錄影帶內容之分析看來，人民的敵意及慾望，即使是在邊緣的表達工具中，也是以壓抑的形式來表達的，而不能直接表達其欲望及敵意。（如，直接面對父權壓迫，或直接面對無能或權力的被剝奪。）
邊緣政治的政治
現在讓我們把分析的焦距轉到反對（黨）政治集會的本身。在目前，相對於主流的政治，反對政治當然是被排斥的邊緣政治（雖然反對政治中的主流有逐漸邁向中心的趨勢）。但是這個邊緣政治集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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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以再區分「主流（中心）／邊緣」：講台上的政治明星是「中心」，鼓掌喝采的群眾則是「邊緣」。
乍看之下，這樣的「明星（中心）／群眾（邊緣）」區分是很任意的。但其實這區分的根據在於「明星的政治主張」（具有公共、集中、明顯、正當等特性）以及「群眾的欲望及敵意」（具有被壓抑、混亂、不可見、非份等特性）的分別。這怎麼說呢？
當政治明星演講高層政治主張時，這些主張的實現雖然對人民每日生活中的切身利害關係不大，或至少這些主張所帶來的利害將不平均地分配給明星與群眾，但是群眾卻往往熱情喝采鼓掌（越邊緣的群眾越亢奮激動），這豈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這種群眾的熱情，並不是像那些沒有誠意瞭解人民、企圖掩蓋社會矛盾的政客所說「人民有民主理想」云云，而尚有其他原因（over-determined）。
原來，人民群眾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經常遭到各種各樣的挫折、壓迫、剝奪與禁制。而整個社會壓抑著人民的欲望與敵意——沒有這些壓抑，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支配或宰制關係就沒法維持下去。這些被壓抑的欲望或敵意，有時會透過體制所許可或容忍的場所（妓院、家庭暴力、職業球賽……等等），有時會透過因體制矛盾而生之場所（體制邊緣的反對政治、球賽變質後的暴動）表達出來。但是各種各樣的欲望與敵意都不是以其原本面目表達的，而是經過濃縮及轉換（condensation and displacement）的方式表達。「濃縮」是把不同來源的敵意等以某種方式關連在一起，因而有將多方的心理能量集中在一起的效果。「轉換」則是因為心理能量原始依附的觀念受到檢查壓抑，故轉而投注於主流常識可允許的觀念。（必須承認的是，濃縮與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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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會」過程，正如整個心裡—社會研究一樣，都沒有在學界形成清楚的共識。）（編註）
人民欲望的壓抑與「昇華」
因而，反對政治集會中的群眾，不論他（她）們原來被壓抑的欲望或敵意為何或指向誰，都經過濃縮與轉換的作用，使之脫離其原始脈絡的私人性、特殊具體性、散亂性，而完整地以公共性、普遍抽象的政治觀念表達（但是這裏的私人性／公共性，普遍抽象／特殊具體……之分，不是固定絕對的，而可以被轉化）。總之，人民的欲望與敵意一定會遭到壓迫或檢查；在平常，壓抑或檢查的工具通常便是教人認命，接受壓迫的實踐及常識，還有的時候即是以恐嚇與暴力來壓抑欲望與敵意。雖然人民的欲望與敵意，一定會遭到壓抑或檢查，但是如果能藉助一些多少已被正當化的的力量或因素，（即，藉助一些多少已是常識的東西），人民的欲望與敵意便可以改頭換面地表達出來。今天在台灣，雖然反對政治之主張（如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或甚至台灣獨立）並不是主流的官方政治主張，但是因為對政治運動的建構，已有一定的正當性，多少已構成常識或共識（common sense）的一部份，因此人民被排斥或壓抑的不滿或敵意，可以藉機表達出來，或者說，只好藉著政治主張或運動來表達。
由於反對政治吸納了人民群眾不滿的能量，以之與主流政治對抗，可以說「利用」了群眾。但是群眾有沒有可能不被單方面利用呢？即，人民的欲望與敵意可不可能被建構起來，使之去消除日常生活中各種宰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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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性卻無實力的插花者
有一類群眾便是不甘被單方面利用，而試圖也利用「反對政治」，這便是在反對政治集會中「插花」的群眾。他（她）們出現在反對政治集會中，是一種「捧場」，有時還應和反對政治的主張，這都是「被利用」；但他們也會身被白布述說自身冤情、被壓迫、被剝奪的離奇經過，不論他們是新約教會、或某個被上級欺壓的老兵、或被權勢者迫害的生意人……，這種插花舉止即是他們「反利用」反對政治的企圖。不幸的是，這類「反利用」通常是不成功的，尤其是當「反利用者」只是一個人而非一群人，以及「反利用者」訴求太個人化私人化時。一般而言，大部分人們都不會把這類插花者嚴肅對待，只當他們是「花絮」，甚至非常懷疑他們神經是否正常。為什麼呢？
原來，所謂「精神病患」就是無法以社會（常識）所認可的方式來表達其欲望及敵意的人，以上述類型的插花者正有此特色，所以會讓人們覺得「奇怪」、「好笑」。這類插花者雖有自主性，但卻沒有力量或實力，而即使是在反對政治的集會場合中，「實力（權力）」還是平等對待的真正基礎。有實力的插花者（如另一派系的政治明星）可以和主角明星平起平坐；沒有實力的插花者，卻想反利用反對政治（即，與政治明星平等對待），豈不是神經病？大部分反對群眾都很「正常」，所以在反對政治集會中，都會知道自己的邊緣位置——群眾，而不會去作「插花者」。（當然，政治明星也很清楚群眾與他有很不同的敵意來源——尤其是當他喊出「解散國會」，而群眾卻「解散」汽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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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人民？
這樣說來，人民群眾，也就是各種人民主體（學生、婦女、工人、無住屋者、殘障者、消費者、環境保護者、進步律師／白領／媒體人員／廣告人／建築師等等、污染受害者、教師、農民、本土教會及「介入」或「入世」的佛教徒、老兵、原住民、文藝工作者、同性戀者等等），即各種社運團體，如果想要將人民不滿與敵意的能量指向其宰制關係的克服，而不只是被在朝或在野的政治力量所利用，那麼社運不但必須自主，而且有具體的「自主性」內容，如：人民民主的意識（下詳）、有組織、與其他社運團體的平等結盟等等，亦即，還必須有實力，唯有如此，才能從被利用的狀況逐漸轉變成可以主導政治的力量。
誰是主導？
或許有人質疑：為什麼我們不能信任在野的反對政治？為什麼要懷疑政治人物的善意？難道反對政治不能指向各種宰制關係的克服嗎？
從社運團體的立場來看，反對政治當然可以成為人民的政治，「政治民主」也可能成為人民的民主——但是這只會在一種情形下發生，即，反對政治是由社運團體主導的政治。易言之，我們不從反對政治人物的主觀善意來看反對政治，而從主導反對政治體質的力量或實力來看：當反對政治是由社運所主導時，反對政治必然是「人民的公僕」，其力量乃來自人民的力量——來自一個已經改變了的社會結構；但是當社運團體是反對政治之外圍或附庸時，人民力量依舊薄弱，反對政治之力量仍然來自於一個未改變之社會；與以前不同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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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去人民的欲望與敵意之能量由在朝的政治集團所吸納，現在則有一部份為反對政治所吸納而已。這一結果最後只會造成政治菁英的權力重分配或再分配。
所以，社運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如有能力、至少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雖然應當積極地介入政治，和不同政治力量產生不同方式的關係（如因議題而生之結盟、敵對、呼應等），但最好能先與其他實力相當的社運團體結盟——由於同是弱勢，較能平等與互相利用。然後以這種團結的形式去搞政治，較不易被強勢的政治團體各個擊破、單方面利用。而社運團體在整個的過程中，必須有非常清楚且堅強的自主意識，來對抗各類強勢者剝奪社運自主之種種說法，下面提及之人民民主觀念，即是社運團體的思想武裝。
或問，如果某政運之政治主張就是社運所想望的，那麼「政運主導社運」或「社運主導政運」又有什麼關係呢？人民或社運的實力為何不能等到政運成功後，在下個階段再慢慢培養，而現階段則以全力配合政運？
本文的看法是，在社運本身沒有實力，不能主導政治的情形下，即使實現社運想望的政治主張，也不能克服人民所面對的各種宰制。為什麼呢？
簡單地說，任何政治主張都可能變成權力集團的工具，如「政治民主」可能只是權力集團的民主，國有化也可能只是權力集團的國有化而已。這是因為任何優良制度的運作及發揮效益，均繫於制度的承擔者（bearer）之存在，即，將制度內化的人之存在；因此，一個反宰制的制度之成功，有賴於反宰制者的力量勝過宰制者（亦即，反宰制者得到其他反宰制的制度的支持）並參與在制度的建構過程中（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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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反宰制的過程）；反宰制之制度建立於類型化的、習慣化的反宰制行動之上（這種行動之形成有賴於其他制度及反抗其他宰制關係的行動之支持），不可能單靠政治命令而建立並發揮效益。美國的法律條文雖然保障婦女離婚時的贍養費，但大部分離婚女人都缺乏力量使男人遵守贍養費的支付規定，以致法律條文形同具文，即是一例。（關於這裡討論的「制度決定論」問題，詳參本書第三章第四節〈中國民運與社會主義〉等文。）
社運是人民的自我認識
近年來各種社運興起後，人民的敵意與欲望有了新的「出路」——被建構成各種社運的主張，這個建構過程也同時是社運自身的建構，即，社運╱人民主體的建構，例如，無住屋運動使許多人（個體）進入了「無住屋者」此一主體位置，（即，使許多人在某些場所，自我認同為「無住屋者」，也被社會其他人認定其身份為「無住屋者」）；而在無住屋運動之前，許多人因為無住屋而引起的不滿與敵意，可能是藉著其他方式表達或宣洩的。當然，還有不少人的敵意不滿並非由無住屋的因素引起，但也藉著參與無住屋運動來表達；對後面這些人而言，他（們）還沒有自我認識。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因無住屋而生不滿與敵意的人，藉著參與無住屋運動就有了完全的自我認識。因為這些人也還有另一些不是因為無住屋而生之敵意不滿，但卻可能藉著無住屋運動來表達。（一個人的自我認識，是認識自己身上被壓抑的欲望與敵意，這只有在不斷認識各種支配關係、而且在個人藉著反支配運動的結盟而反抗了各種支配的過程中，才可能實現這樣的自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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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能量的運用
本文所主張的人民民主立場認為人民的欲望、敵意等心理能量，不應當被剝削。易言之，每個人自己的心理能量，是個人的「私有財產」，每個人都對之有絕對的主權。但是這種對自己心理能量的控制權力，是以對「心理—社會」種種壓抑機制的認識為前提的。
現今社會中各種壓抑機制（如道德規範、經濟制度等），都不是在參與和掌握這些機制的情形下被建構的。雖然在這些機制的壓抑下，人們一小部分的心理能量的確被自己所消費使用，但其他的多餘能量則在機制的生產流通過程中，被分配給少數人；要使多餘能量能夠在全體同意的方式下分配使用，人民就必須不斷去認識各種權力關係以及運作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新的、民主的昇華機制才被建立起來，使多餘能量能在民主及彼此同意的情況下，為整個社會所用。
人民民主要求社運平等
「人民民主」因此歡迎並鼓勵各種各樣新的人民主體之浮現，各種新的不滿與敵意之建構，因為這意味著一些過去被壓抑的權力不平等關係的浮現和開始被認識。
不過「人民民主」一方面贊成將人民儘量分化為各種不同的人民主體（一分為多），儘量在一個表面上看來無差異的整體中去尋找差異、矛盾，即，找出被壓抑的潛在敵意及權力宰制關係。另方面，「人民民主」也絕不排斥「多合為一」，即，不同社運團體由互動而結盟，亦即，將多元差異的主體重組為一個整體。這裏的分化與重組（dissection and articulation）也就是不同主體之「建構」與不同主體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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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這一切均是透過社運之論述實踐與非論述實踐（如組織、動員）形成的。
有關人民民主的論述，因此是為了提供不同人民主體（社運團體）平等互動結盟的一個架構。在這個架構下，各種社運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這裏最重要的兩個字就是「平等」；平等地對待其他人民主體、平等地與其他團體互動結盟等等，這意味著尊重其他社運團體的自主性，與尊重其他團體奮鬥實踐的意義。因此，人民民主立場反對任何貶抑社運自主化的作法，或不平等對待某個人民主體的作法。
不平等對待社運的各種手法
最常見的不平等作法就是以「主／從」、「核心／邊緣」、「全面（整體）／局部」、「客觀結構／主觀現象」這些範疇來局限、規定其他人民主體或社運的地位及實踐意義。亦即，把某些運動（如政治運動）放在「主」、「核心」這種地位，而且宣稱其意義與影響是「全面性」、「結構性」的，而其他運動（如婦女運動）則是「局部性」、「邊緣」、「貓狗小事」等等。這種不平等的定位作法其實是把各種不同的支配關係錯誤地化約為同一種支配關係。（參見本章第四節〈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
另一種貶抑社運自主化的不平等作法是，宣稱在現階段某一運動有優先性，即，某一種權力關係的解決（如統治關係的民主化）是解決其他支配關係的先決或必要條件。顯而易見的，這種「階段論」或「優先論」的說法，也很可能使人民主體平等互動成為不可能。（對於「階段論」或「優先論」的詳盡駁斥，參見第四章。）
因此，「人民民主」揚棄任何運動之目標或任何人民主體在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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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先性，故而各種人民主體在形式上是絕對平等的。（這就好像一個民主集團內部的各個份子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一樣，沒有哪個份子有特權的地位。）人們以這種平等的地位因某種議題結盟，在結盟內部透過權力的協商議價，共同決定這個結盟的實踐策略、程序、目標等。（強調一個目標具有結構上的優先或首要性，往往形成一種「目的論」的說法，這種說法的危險性可參見〈歷史與知識的「目的論」問題﹕談台灣權力的一種策略〉，傅大為，《基進筆記》，台北桂冠，頁53~59。）
人民民主架構只是運動倫理道德常識
「人民民主」這種對平等的要求只是一個實際的道德要求（practical-ethical demand），而不是人民主體結盟實踐之超越（超驗）條件（transcendental condition）。（參看第四章第一節〈導言〉）基本上，「人民民主」認為，人民的實踐無須任何超越的，或先驗的基礎（條件），人民彼此便可以肯定自身實踐的正當性﹔「人民民主」之所以反對各種各樣的基礎﹔正是因為這些基礎壓抑、檢查或限制人民的不滿敵意之表達方式。人民民主立場因此認為，人民實踐不須立足於任何基礎，（例如，「人民實踐不能或必須對抗國家」這種基礎規定），一樣有其正當性。當然，在現實中，實質上（而非只是形式上）平等地對待各種人民主體及人民主體的實踐（如平等對待大麻合法化運動者與同性戀者），仍然只是一個理想，（例如，同性戀者性愛自由或自組家庭的主張，仍不是那麼「正當」）。但是整套人民民主論述的目的之一，便是企圖使這種人民主體的平等觀念成為社運倫理道德的常識。
（上述對「人民民主」的素描尚未深入或探究許多問題，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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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後面數章更進一步的鋪陳。）
人民的民主
總結地說，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靠選舉新民意代表或一套完善的新憲法，就可以達到民主制度所想望的效益，它還須要社會、經濟、文化的配合。否則政治的「民主」，只是為了社會的不民主、經濟的不民主等「遮羞」而已。
要達到真正的民主社會，就是不去壓抑任何反壓迫、反宰制的主體，不把這些主體的抗爭視為「下個階段的事」，也不一元化各種運動的手段／路線／方向策略，亦不把抗爭的多個層面簡約到同一（如政治的）層面上，即不把某一矛盾或壓迫視為所有矛盾或壓迫的「本質」。
在泛政治化的台灣，人民或弱勢社會集團（如婦女、農人、進步律師、邊緣文化團體、學生、進步編輯記者、工人、無住屋者、原住民、環保者、交通事故受害者、同性戀者、文學藝術工作者、教師、殘障者、和平主義者等）為了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有必要成為另類勢力，只有在這種自主化的獨立狀況中，反對政治才能成為人民的政治，而不只是精英（不論在朝在野）的內鬨政治（即，精英的權力重分配）。社運集團成為另類勢力，才能避免強勢的政治集團的宰制支配、切割，才不致淪為兩大政治團體的外圍附庸，也才可能敦促政治團體去實現真正的民主。因此，弱勢社會集團如何能從短暫互動的合作中，發展成長期穩定之聯盟是一個富於挑戰性的實踐。
不過，人民或受壓迫人民的各種主體（即，前述的各種弱勢社會集團），他們的結盟，既不是先驗必然的，也不是先驗地不必然，但也非純粹的偶然。換句話說，這些多元主體的利益不是絕對一致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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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絕對地不一致。
因此任何兩個集團的結盟，除了主觀的善意以外，還要透過形式上的平等與民主，進行權力利益的議價與分配。當然聯盟內部（結盟的各集團）會有實質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因為各種集團的權力原本不一定一樣大），或可能有被壓抑的利益。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幻想一個反宰制的聯盟是「純淨」的，和整個社會大環境不同。
反宰制、反支配、反壓迫的抗爭因此是無所不在的，其目的則是在創造一個權力平等的社會，也就是徹底民主的社會。
編註
１這裡的說法嚴格而言是「社運觀點」﹔一直到本文的「人民民主要求社運平等」一節中，才提出「人民民主」的平等結盟。
這篇〈色情—野百合〉正式在論述層面上串謰人民民主、人民的民主、邊緣戰鬥及社運觀點的努力。
至於新民主、人民（的）民主、邊緣戰鬥及社運觀點的異同，請參看本章附錄。
２關於這部分的內容，現已移至本書第三章第三節之〈學生運動〉前半部分，本文原來發表於《當代》，何方，第50期，1990年6月，頁84~98。
３在這裏談到心理學層面問題，雖然在本文即下一篇文字均有所提示，但只能算是提出問題及建議而已，尚須更進一步探討研究。另外曾雁鳴在《自立早報》副刊的兩篇文字〈政經大事，貓狗小事與神經病徵〉（1991年4月18日）及〈「愛」、神聖性與集體神經病徵〉（1991年5月16日）也觸及了「運動心理學」的另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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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到新民主之路
從權威式人民主義
到民主式人民主義
佘契爾現象給我們的啟示
工人失業了，或者受裁員減薪的威脅，日子不好過﹔資本家的宰制加強了，不斷榨取勞力……，在這個時候，如果你以為工人要開始反政府、反資本家，那你就錯了﹗佘契爾現象告訴我們，工人可能在此時反工會、反工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宰制不見得帶來對宰制者的反抗
原來壓抑也好，宰制（支配）也好，都不見得會讓被宰制或被壓抑者產生被壓迫的認識。例如，太太被先生宰制，但不一定覺得被先生壓迫。有的子女被父母支配，但覺得父母是在愛她。在性壓迫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想要反抗性壓抑的人並不十分多。
換言之，壓抑或宰制不見得帶來對壓抑者或宰制者的反抗。關鍵正在於：人的敵意可以被壓抑，且轉移到其他地方去，敵意不一定指向宰制者。例如，中下層的外省人被剝奪政經權力後的敵意，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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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政經民主化，而可能指向其他地方。再例如，一個人在工作場所因被宰制而產生的潛在敵意，可以轉移為他對社會治安破壞者的痛恨﹔因為一個人既是工人，也可能同時是良民，做為一個良民，固然對歹徒有敵意，但是在工人的敵意被壓抑的情形下，他只好把工人的敵意附加到良民的敵意上去，一起出現。
什麼是權威式人民主義
從權威式人民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佘契爾現象的人，正是注意到上述情況。英國文化理論家霍爾提出「權威式人民主義」解釋佘契爾主義的崛起及其操作的方法。所謂「權威式人民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有別，後者重視從上往下的帶動，前者雖然不是從下往上，但卻是上下齊手，從上發動，從下主動積極的爭取民眾的支持與認可。「權威式人民主義」徹底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就必須在每一條戰線上從事改造，過去高壓式的統治已經不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運作，必須要深入群眾，將不同的社會利益，納入改造的藍圖中﹔必須使用最簡單的街巷語言，讓民眾認為你的政策代表他們的利益；必須讓群眾認識到除了追隨你的領導外（如大有為政府），別無選擇；必須提供人民一個確切、美好的藍圖方案，要人民相信：只要他們能讓你繼續執政，個人、國家都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佘契爾在七○年代末期得以執政，是確切掌握了英國社會浮現的矛盾﹔在經濟蕭條、失業率上漲的狀態中，社會秩序逐漸失調，佘契爾認識到民眾恐懼不安定的社會心理，她以恢復法律及秩序為號召，主動積極的爭取民眾的支持。佘契爾主義的成功在於解構、置換既有的意識型態（全面就業、福利國家、機會均等、凱因斯式的經濟管理……），發展出新的社會「常識」（如「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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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維多利亞」的社會價值觀：像父權主義、人種歧視、帝國主義……）及畫出未來的美好遠景。根據這些基本認識，她首先攻擊工黨的國家主義、官僚體制、集體主義、階級利益、工會主義，以及所引致的動亂與犯罪﹔令一方面則積極形塑個人主義、政府威權、法治、安定、自由競爭、家庭主義、傳統主義的價值觀。透過論述策略的包裝，佘契爾以貼近於大眾經驗的語言，組合成一套能夠多元吸納不同社會主體的意識型態系統。
權威式人民主義在台灣
從1991年前後開始台灣政府一連串的整頓治安、反對刮刮樂賭風、反安非他命或反毒運動等來看，權威式人民主義運作已經隱約可見，政府的上述運動可能只是「暖身」或「試? 」而已，等到台灣的選舉熱季開始後，（改選國會、省長，進行權力重分配），可能全套的權威式人民主義即將上場。
在權威式人民主義的運作中，一共有三個環節，即壓抑（repression）、凝聚（condens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壓抑各種敵意，將其能源凝聚並置換於某一目標上。
任何人民主義，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發動，只要有上述三個特徵，就都是權威式人民主義。英國保守黨以權威式人民主義執政，英國工黨也可能以同樣的權威式人民主義取而代之。
那麼有沒有一種非權威式的人民主義呢？如何可能？
權威式人民主義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有一個集中的權力中心，所以才能使壓抑、凝聚與置換三者運作。因此，如果我們要尋求一種非權威的、民主式人民主義，就必須看到，反抗「壓抑、凝聚與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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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重運作，和反對權力的集中是同一回事。
反對任何形式權力的集中
更具體地來說，民主式人民主義必須反對任何形式權力的集中，反對突出任何一種人民主體的特權重要性﹔不論是農人、婦女、學生、知識界、老兵、無住屋者、工人、環保者、公民、國民……這些由性別、階級、族群、文化、政治、社會等因素而產生的人民主體，都具有平等的地位，沒有哪一種具有階段的或結構的優先首要性。
過去自由主義者經常認為「公民」身分具有一種特殊的優先地位，公民政治（即爭取政治民主的政治）變成其他各種身分競逐權力的基礎，是公平競逐權力的規則。民主式人民主義則以為「建立公平競爭規則」本身也是一種權力競逐的方式，公民身分因此和其他身分是平等的。
我們身處的社會是宰制性的，宰制社會的特色，就是需要各種權力的集中以維持宰制秩序，而集中的權力自然就有壓抑新敵意的效果。因為舊有權力秩序不知如何或不知能否控制新敵意，權力中心害怕新敵意會危害既定秩序，所以對新敵意的態度就是壓抑，想將之納入原有秩序中，以現成的範疇去定位它、談論它，進而控制它。（1990年底的一個例子便是，「曠野」社舉辦平安禮拜引起注目，人們就立刻要從省籍、統獨立場、政黨傾向來給曠野社定位。）
民主式人民主義重視各種自發集結的大小團體，並強調在自主的基礎上平等結盟（亦即，結盟不是建立在結構上的必然，而是權力上的必須）。像民主式人民主義這種強調「就地」的民主、各個脈絡中分散的自主團體之人民民主結盟，才是真正的「草根民主」。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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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草根」不是固定地意味鄉村、工廠或基層，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例如藝術圈中的草根，可能指的是一般的藝術工作者或愛好藝術的人口。第二，草根民主的「民主」不是一個普遍的概念，所以不同「草根」就有不同的「民主」，有的「草根」要求親子民主，有的草根民主則是性解放或經濟民主，等等。這些不同的草根民主則在民主式人民主義的召喚下，彼此相等。但是不同於權威式人民主義的是，這些不同的草根民主彼此平等，也不是從一個權力中心（如某一個運動、某一種民主）分化出來，同時也不是先驗地要歸結或重組為某一種民主或運動。這樣說來，草根民主的真意和所謂「政治運動社會化」剛好背道而馳。
今天台灣社會若要出現真正的改變，就必須在自主平等結盟的召喚下，鼓勵各種各樣的敵意在不同領域、沒有預定方向及路線發展著，打破舊有範疇及遊戲規則，使一切二分法失效、一切疆界越過、一切預言落空。
編按：本文初稿由施工中女士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12月13日，原題為〈權威式人民主義在台灣〉。1989年五二○前夕，人稱Twelve Angry Men Plus One 的史思虹、冷中奇、吳琪、黃嬙、程宗平、曹馬、黎行、郭季、馮梓、南天門、連環炮、吳平非、閃紅燈等人，借用施工后先生在美國洛杉磯柏克萊大道的別墅，連夜會商密談，並不斷接受「欣筒歪省滴二呆」（唱3525111）組織的聯絡人許金德（基因鑑定為純血統）的指示，企圖利用作出之決議遙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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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的獨派政治人物。結果經由Rumor Paranoid United通訊社報導，才使上述人士不得不成立Invisible Black Hand Club，於六月初在台大誓師，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對本文加以修改，現定稿。
亂理論 Extra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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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民主、人民（的）
民主、邊緣戰鬥、
社運觀點
「人民民主」：既可指一種論述，亦可指一些人民主體（運動團體、邊緣團體）的結盟實踐及反宰制抗爭。事實上，今天人民民主的論述實踐就是一種人民民主抗爭。「人民民主」指著「人民主體一律平等」（故而蘊涵爭平等、反宰制的抗爭）以及「自主結盟」，所以在本書中（例如第四章）「人民主體自主平等的結盟」就是指「人民民主」。
「新民主」（相對於「舊民主」）指著「社會運動所追求的民主」。而且「各種民主之間也是平等的」。在現今脈絡中，新民主相同於人民民主，所以兩者常交互使用。（參見本書田大川先生序）
至於「人民的民主」則和「權力集團的民主」相對。如果各種民主是「人民的」，則各種民主必須有平等的地位；由於這個緣故，「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新民主」。（參看〈政治民主˙拉克勞與慕芙〉一文有關「人民的民主」之討論，本文收於晏山農的《新政治光譜》，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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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出版社）
所謂「社運觀點」就是以社運為本位的分析觀點，（參看第三章第三節〈社運觀點的發展與問題意識〉）。一般來說，人們將女性主義、反戰的和平主義、社會主義、基進觀點、新／後馬（左）理論、都市運動理論、解放神學、反核、同性戀解放、環保主義、消費者權利思想、無政府主義等等當作社運觀點，在此，我們想將這些社運觀點串謰起來，以促成社運的結盟成為現今台灣的另類勢力、人民力量。
可是，「我們」是誰？「人民」又是誰？
「我們」在寫書的此刻，指的是一些思想運動者，文化邊緣人，社運理論者。至於「人民」，我們則常列舉「工人、農人、婦女、學生……」等社運主體。
其實「我們」與「人民」均應是流動的，都是一個策略性相對的位置，會隨著結盟在「我們」或「人民」之中者而變，也會隨著「他們」與「權力集團」的結盟狀況而變。故而在論及「誰是人民」的問題時，我們除了用列舉式的方法外，還以『「弱勢」或「邊緣」社運團體』這種相對性主體（位置），來作為我們策略性論述「人民」時的視角。與此同時，「我們」不旦和「弱勢、邊緣團體」認同，也為處於弱勢邊緣位置的社運提供意識型態資源。照這樣說來，並不是任何反抗某種支配的團體，就一定是「人民」。國民黨非主流政運也許和許多社運一樣，反抗主流派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但是並不表示非主流就是人民。一個團體是否被我們當作「人民」，還要看它與弱勢邊緣的反支配社運的關係，而且還隨著各種議題及場域而定。如果某團體在某些脈絡中傷害或支配其他弱勢團體，而且遭到弱勢者的抵抗，那麼在那些脈絡中，該團體就不是人民。（參見第一章的附錄〈關於「權力集團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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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民主／人民的民主／新民主均是從弱勢邊緣社運的視角來論述，由於政運是相對地強勢與中心，所以我們會突顯社運與政運之差異。這樣做的同時，人民民主論、左翼理論、邊緣戰鬥思想，就像女性主義、環保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一樣，成為社運觀點。當人民民主抗爭及邊緣戰鬥成為社運實踐之一環時，不僅促進著人民主體的平等結盟，也同時串謰起各種社運觀點，促使它們彼此相等。由於目前社運團體尚未出現另類的人民民主大結盟，所以目前的「社運觀點」並未深入個別社運，去把人民民主和（例如）環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等深刻的接合在一起，使彼此相等。（我們反對在沒有開始結盟的情形下，就畫藍圖。例如，在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沒發生關係前，就深入的搞「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而定出兩者結盟的調子或底線，這是單方面「強迫中獎」的霸權作為。像「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這種思想的政治綱領必須是結盟過程中，經過議價、協商、妥協後的產物，這才是人民民主。）故而目前的「社運觀點」，主要是談社運一般（即，我們心目中意欲結盟的對象。）
像「人民民主」這種思維，很可能在不同的論述策略下，變成右翼自由派的抽象多元主義，也可能變成像民間哲學那樣版本的「人民民主」，在上述情況中，「人民民主」就不可能等於社運觀點，等於邊緣戰鬥，等等。故而，正式因為我們從弱勢邊緣社運的視角提出人民民主，才使人民民主等於社運觀點，等於邊緣戰鬥，等於新民主，等於人民的民主。（可參考第三章第三節〈社運觀點的發展與問題意識〉一文的 [註] 及相關處）。
當然，這種「等於」或「相等」，並不是概念定義的自然演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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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串謰實踐的結果。
現在，我們進一步提出「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並對之加以界定（詳參〈新反對運動「新」在哪裡?〉）。如果我們的界定要成為「常識」，就不只須要知識界或意識型態領域中的抗爭或結盟而已，還須要弱勢社運的更進一步結盟抗爭。
在〈魔鬼終結者〉一片中，終結者還是偏執狂。但到了〈魔鬼終結者2〉中，終結者已經變成了schizoid，加入前精神病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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