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社運與政運的關係
政治中立？
——從蝸牛族的政治策略談起
由於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政治策略，引起了許多關於社運「自主化」或「政治化」的討論。本文想以這些蝸牛族之政治實踐為楔子，進一步探討自主社運的政治策略，亦即，「社運自主化」的意義。（不過本文關於社運的觀點，不必然就是蝸牛族自己的社運觀點。）
什麼是蝸牛族的政治策略呢？很明顯的，這個策略不是「非政治化」，因為他們正是要求政府立法來遏阻房價炒作。再說，任何社會運動都有政治的層面，怎麼可能「非政治化」？那麼蝸牛族是否「政治中立」呢？
所謂「政治中立」，有時很易引起誤解。例如，某位先生就指責蝸牛族不夠中立，因為在一九八九年826夜宿忠孝東路活動中，主辦單位在唸到貴賓名單時，把「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頭銜故意省略，只唸「張俊宏」，輪到鐘榮吉時，卻「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全銜唸出，似有差別待遇。
筆者和蝸牛族完全沒有關係，因此不知道主辦單位那樣作是無心或有意。但既使是有意，也並非政治不中立。因為「社運自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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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立，只是說對於政治團體所要達到的目標（例如，執政、統一、獨立、政治民主等）一視同仁，無差別待遇，而不是說對於這些政治團體在各種事件或議題上的表現、作為及態度一視同仁，無差別待遇。
或有人說，這樣的政治中立是假的，因為政治團體的具體實踐都是為了達到它們目標之手段，手段就是目標的一部份；如果對手段有差別待遇，就不可能對目標一視同仁。
這個說法是錯的。「團體的目標」及「為達此目標之具體實踐（手段）」是有區別的，因為一個團體的具體實踐往往都是與其他團體互動之結果，不能保證該實踐與目標有必然關連；再者，一個具體實踐的意義，將隨著日後其他實踐及世界的變化而改變，不一定會如實踐者所意圖的那樣成為達到目標的一部份。（因此，目標／手段之關係不是必然的，亦非純粹的偶然。兩者均無固定的本質意義。）
「目標／手段」之別的蘊涵非常深遠：正式因為人採取的手段不必然成就他所意圖之目標，或者，達到某目標的手段不必然只有一種，才有「搞政治」的餘地；例如，甲乙兩團體之目標雖不衝突，但因為某事件所帶來之權力利益有不同的落差，可能會採取截然對立之手段；同理，目標相矛盾之團體，也可能在某議題上互相合作。（人們常把目標矛盾的稱為敵我矛盾，而把目標不矛盾但手段可能矛盾者，稱為內部矛盾。照這裏的講法看來，敵我／內部矛盾之分的固定化沒有意義。）
既然權力利益對各個（社運、政治、文化、宗教、利益、壓力）團體的分配型式，是隨著個別事件或議題而變化的，那麼對於弱勢新興社團而言，固定的、二元的「同志／敵人」團體關係，應當被流動的、以單一事件或議題為單位之「多角化」關係所取代，（就我所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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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提出這種「case by case」精神的策略是傅大為先生。參見〈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傅大為，台北桂冠，頁196。又：所謂「多角化關係」就是任何兩個團體之間可能發生的任何一切關係。）
回到社運自主化的「政治中立」話題上。或問：我們是否可推論，社運團體對政治團體的目標一視同仁的另一個意思就是，只有社運本身所要達到的目標才對社運團體有絕對性、優先性？社運團體也只對自己的目標才有忠誠的義務？
就論及社運與政運的差異關係時，確實如此。
所以社運團體的政治策略自然是為了達成自己（而非別人）的目標而制訂的。
不過所謂「目標」，常只是一種意識型態標籤，是構成眼前手段策略（運動實踐）的一部份。因此，一個團體在不斷改善其權力位置時，其實不必死守一個固定目標；事實上，越邊緣的人群，其目標越容易流動變換，進而不斷採取或變換不同的手段策略或運動實踐。（詳參第五章第三節〈社會與社會集團〉一文的第10及11小節）。
（編按：本文初稿原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一九八九年，九月七日。現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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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運與政運的關係
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
——回應傅大為（林中平）的〈教權會沒有問題〉
在〈教權會沒有問題〉一文中（《基進筆記》，台北桂冠，頁49∼52），林中平先生抗議外界把「近來教權會的一些枝節問題詮釋成古老的統獨之爭」，並且把焦點導引到一個「意義攻防戰」的問題——即，強勢的霸權論述侵吞、重塑弱勢的「局部性」抗爭的意義。
當然，問題並不只是「意義」或「詮釋」的問題，易言之，政治團體把弱勢社會團體行動意義加以詮釋，納入本身論述軸線「分工」下的一個外圍論述，像這樣的論述實踐（論述就是論述實踐，「言」就是「行」的一種），也會「改變世界」，影響到社會眾集團的權力關係。
但是霸權論述這種強勢性的意義建構，不但司空見慣，而且被認為理所當然。更怪的是，霸權論述這種實踐明明正在踐踏「社運自主化」，卻還打著「擁贊社運自主化的理念」之招牌。這主要是因為在霸權論述的內容中有一套「歷史—結構」分析，根據這套分析，各個集團所代表的意義已經定位，這些定位就是藉著「中心／邊緣」、「全面／局部」、「結構／現象」等等區分而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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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霸權論述下，「政治民主制度」、「XX主義統一中國」、「台灣獨立」就是屬於結構性、全面的中心抗爭，其他的（如教權會的）抗爭只是局部的，在結構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歷史上也不會有什麼意義，（這個「歷史」當然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或「台灣人三百年史」等，而非「教師史」）——除非這個局部抗爭能夠透過某種的方式「化為」全面抗爭的一部份。
可是全面（global）抗爭只是神話而已，一切抗爭都是局部的（local）。把原本局部的抗爭粉飾成全面的，就是把宗派性的投射為全民的，在全民的幌子下掩飾宗派性的利益。所謂「結構性的全面變革」歷來只是局部變革而已，其效果則是壓抑眾多差異。如果說「全面」有任何意義，它只能是局部抗爭的局部結盟而已。
如果說一切實踐均是局部的，那麼「局部」就再也沒有依賴於「全面」的意思，而是一個不受外在（即全面）限制之「此岸世界」，此岸世界之疆界因而也不再是相應或受制於「彼岸世界」，（因為不存在一個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疆界則由我們的實踐所界定。
放在現實中來看，政治支配霸權已設定了「全面——局部」的實踐場域結構，而現今的反對政治卻也複製這樣的設定，和其所反對的呈現「鏡像」關係。但是社運團體是否有必要自限於國家機器所設定的「局部」或「全面」之實踐場域及其意義呢？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路況先生那篇被誤解甚多的〈使思想成為戰爭機器〉一文（《後／現代及其不滿》唐山，60∼72），就顯得該文頗有意味。
路況文章的意義不應在於準確呈現每一個台大學運份子的心理狀態、動機、或意向，因為問題的重點不是台大學運的實況，而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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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團體在國家機器所設定、所規劃分割的階層結構之場域中，依場域的固定意義抗爭，那麼社運團體即落入一個對它們不利的陷阱裏。（這樣說，自然也不表示這便是社運團體的實況，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教權會與其他團體的一些實踐似乎都避開了那樣的陷阱。）
接受政治支配者與反支配者所共同設定的「結構」之所以是陷阱，乃是因為這等於接受自己是「全面」下的「局部」：自己的目標及所要追求的價值，比起那些針對「全面」的團體之目標而言，實在較不重要或只是次要。這其實等於自我否定。
因此，我們對國家機器所設定的場域結構要「且走且戰」。一方面，要開創新的實踐場域——這是「走」；另方面，新場域的開創必然意味著改變原來的場域結構，改變原來場域的固定意義——這便是「戰」了。
所謂「開創新的實踐場域或場所」，並非真的憑空去造出原來沒有的人或事物，而是使人們認識到原有事物的新面貌，以及人的新身份。例如，「無殼蝸牛」便是新身份的創造，對新主體的召喚。而「夜宿忠孝東路」其實和「抗議高房價」沒有必然關連，（流浪醉漢也夜宿街頭），這之中的關連便是意義的創造（本書中稱為「串謰」，包括了運動抗爭及論述）。
意義的創造或建構須要思想、理論、論述，所以它們應成為戰爭機器，成為「莫洛托夫雞尾酒」——且走且戰。
（編按：本文原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89年9月23日。現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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