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的簡單原則
第二章
新民主的簡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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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本章介紹
上一章我們檢視了「人民民主或新民主」思潮興起的思想背景，但是這個思想背景的敘述仍有兩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的不足是這個敘述強調新民主與民間哲學的關係，而未談其他思想資源對新民主的重大影響（很可能比民間哲學影響還大），例如，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論思潮，以及台灣本土一直存在的泛左翼思潮與激進思潮。
另方面的不足是來自思想史解釋本身容易給人的錯誤印象：以為「人民民主」的興起，完全是它和民間哲學作思想鬥爭的結果。其實，思想資源只是多重決定「人民民主」因素之一，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在推動人民民主的產生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我們可以說，新民主對民間哲學的批判其實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參看第五章的〈談脈絡思考〉）
至於「沛公」為何？不同新民主的作者，當然各自不同，但也不是無相通之處。本文以下所呈現的新民主原則、分析及理論只能代表一種觀點與立場——雖然可能與其他作者或其他標籤（如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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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觀點、人民主義、邊緣觀點、基進戰鬥……等）之觀點實質上或大致上相同。
在上一章，新民主思想是藉著對民間哲學的否定而呈現的，本章則不再只針對民間哲學，而較正面地指出「新民主」的一些簡單原則。
本章共分為五節，除本節外，第二節延續上章民間哲學的話題，簡單地評論了民間哲學。
此節中提及的「敵我／人民矛盾」、「有無社會整體？」「社會各領域是否為有機的環環相扣？」、「權力集團vs人民」、「社運結盟原則」、「（教條自由主義）的階段論或優先論」，等等，在本章及其他章節還會再加以討論。
第三節則是談論「客觀-結構vs主體-意識」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新民主有什麼關係呢？在上一章末提及反對一元論時，曾提到一元論思維將客觀結構（現實）視為「一」——只有一個客觀結構，故而對應這個客觀結構也只有一種「科學的」、正確的意識，為某些特殊主體（例如，科學家）所擁有，其他主體之意識則是虛假的，如幻影般的。從這種想法很容易便推論出：有不受意識影響的客觀結構，而主體應當服膺客觀的結構分析，等等。打個比方來說，意識就像孫悟空，有一定的動能性，但還是受到如來佛的手掌（客觀結構）的控制。
我們反對上述的看法，但我們並不是說，孫悟空可以或不可以逃離如來佛的手掌心，而是解構「主觀意識／客觀意識」這樣的分析架構本身。在第四、第五章我們會提出較多反對上述看法的理由，這裏只講講我們反對的原因。原來，弱勢社會集團向來缺乏論述或意識型態的資源，所以很難生產出一套有利於自身的「客觀結構分析」，而所謂的「客觀結構分析」又常壓迫／支配／宰制弱勢集團。所以為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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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體辯護的人民民主，就必須先解構「主觀意識vs客觀意識」的對立，特別指出在這種對立中被高舉的、被當作較真實的「客觀結構」是空洞的玄學觀念，其實根本寄生在「主觀意識」上。從而我們提出「人民可以自我肯定其主體所意識的」以及「主客不能分割——沒有不包含意識的結構，也沒有不體現在客體中的意識」這樣的主張。（「主客不可分」這樣的提法是一種辯論的策略，我們進而用「脈絡思考」來完全取代「意識／結構」這種分析範疇——參看第五章）。這裏寫的很抽象，但是本節中的兩篇文章（〈跟著感覺走〉、〈反對教條主義〉）卻很好懂，讀者不妨一讀。
第四節也包含兩篇文章，談的是自主的社會運動（社運）與在朝及在野的政治運動（政運）的關係。〈政治中立〉這一篇談自主社運的政治策略：這個策略是否即為「政治中立」？要如何理解「政治中立」？另一篇〈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則談自主社運的「自處之道」，其精神可簡單地表達為「自我肯定」，亦即①我們現在所認（意）識的，就是客觀的（但是不一定係唯一的客觀）；②我們現在所作所說的，就是正當的（但是不一定係唯一正當的）；③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並不比別的集團不優先或不樞紐或不重要。任何社運缺乏這種自我肯定，就無法具備「自主」的必要條件。（這裏對「自我肯定／自主」的陳述，是一個比較「強」的說法，第四章的〈實踐策略自主化〉則包含了另一個較「弱」的說法。）
可是具有這種自我肯定精神的「我們」，並不一定反對別人也有同樣的自我肯定，可是卻一定反對別人否定我們的自我肯定。這就好像：作為一個自主的集團的我們，我們不反對別的集團也要求自主，但是反對別的集團不讓我們自主。社會集團的平等結盟，事實上就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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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彼此合作，而非宰制關係。
第五節的〈色情—野百合：人民的欲望與人民的民主〉一文，藉著對一九九０年三月野百合學運一些現象的解讀，及一些背景分析，綜述新民主一些基本的簡單原則。這些原則，不論是「反對優先論或階段論」、「反對制度決定論」、「反對基礎主義（即，自我肯定）」、「反對諸運動彼此有主從關係」、「以議題為主的結盟方式」、「分化、瓦解、顛覆、及解構各種『整體╱中心╱主流╱共識』」以及「『一元／多元、等同╱差異、分化／重組』之間的辯證關係」，都會在第三章有進一步的分析，使之能成為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構成力量之一，此外在第四、第五章中會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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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簡評民間哲學
有關民間哲學的主張及其發展，將在本書的第五章第一節中討論。這裏只簡略地談民間哲學的大方向，即「民間社會vs.國家」。這一口號基本上被許多人策略性地使用去突出政治的宰制關係，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也似乎暗示著現今台灣任何社會群體的抗爭都必須透過（政黨）政治為中介，（政黨）政治是實踐上或結構上的主要向度。
另有一種看法則認為，政治關係僅是多種關係中的一種，另外則有像階級、族群、性別……等的宰制關係，當然任何一條戰線（宰制關係）本身都會包括其他戰線的因素，如政治亦可能包括有性別和族群的宰制關係因素（即，政治有性別傾向，如男人的政治）；同理，在性別這條戰線上，同樣亦會包含政治或經濟層面的宰制關係因素。比如女性爭取平等權利便包含政治面的抗爭，女性勞工向工廠爭取產假即有經濟層面的抗爭。因此，將國家和民間社會對立，使國家和民間社會分離開來，這個題法似乎有些問題。事實上，就此對立的西方左翼理論來源探究起來，國家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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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相對面應是經濟。因為他們認為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經濟決定了國家，是一種化約主義；而一些反馬克思主義則以為經濟和國家毫無關聯，兩者是完全不相干的領域。葛蘭西等人不滿意前述的兩種看法，才提出一個民間社會作為中介，並且主張經濟支配了部分民間的社會實踐，但非全部，同時國家也受經濟結構的限制，必須保障資本的積累。基本上這是葛蘭西，甚至John Urry等西方左派的觀點。換言之，民間社會做為國家和經濟的中介，若撇去經濟，僅談國家和民間社會的對立關係，實際上是誤導，過度突出政治關係的重要性；民間哲學這種高明論述策略把一個屬於左派的論述，轉化為接近自由主義的論述。
但是，人們並不一定要接受「國家／民間社會／經濟」三分法所建立的社會分析架構，或者非接受左派的另一種「社會／經濟」分析架構不可。
對於婦女、消費者、股友、統一教徒……等各色各樣的團體，不一定願意接受左派的社會分析架構。因此我們其實可以只談「社會」，而把國家和經濟視為各種社會制度中之二種而已。當然，這裡的「社會」是異質多元的，而且不斷地分化與重組。這是一種非常寬廣的社會分析架構，因為它也容納了沒有特定抗爭焦點的團體。至於那些反支配並尋求結盟的社會集團，也可在適當時機策略性地將「社會」動態地分為「權力集團／人民」。總之，這種架構具有真正多元主義的精神。
民間哲學也提出了多元主義，強調各種集團的自發性抗爭、草根民主和各類由下而上的抗爭。但我們反對那些策略性使用民間哲學的人窄化了民間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對抗關係，亦即政治掛帥的論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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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間哲學所主張的「國營事業民營化」，似乎有「正統自由主義」的傾向，好像市場經濟必等同於民主自由，中產階級興起必然產生民主，這些是一種階段論的論調。好像必得先有一個隨著經濟開放而來的政治自由民主架構，然後才能談及社會集團的自主性。我們懷疑是否真有這種機械性的階段性抗爭。
各種各樣的（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必須依靠由下而上、自發性、權力平等式的抗爭來達到，而不是只依靠制度（市場經濟制度或政治民主制度）的設立來達到。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國家退出民間社會，就是好事。就現實的例子而言，數年前雷根或余契爾雖都堅決要求國家從經濟領域撤退，任民間社會自由運作，但他們的經濟政策均未成功，而且在他們主政的那些年內，無論美國或英國社會的自由、人權、民主均遭受莫大傷害。可見，並非國家介入愈多，人民就愈能享有自由。因此，就台灣而言，不能說金融自由化或國營事業民營化、國際化就必然對所有的社會集團都有利（1991年銀行開放對中下層有什麼利益？）。既使這些措施會對各社會集團有些助益，但也不一定要採取由階段論所推演出的一元化策略去實現它們，因為階段論是要求各個不同戰線的社會集團，將各自利益暫擱一旁，因此敵我的矛盾主要就是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其他的則屬人民內部的矛盾。若人民彼此間無衝突，固然可以同步發展；若發生衝突，就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即要將主要的敵我矛盾打倒，其他的矛盾暫置一旁，完全以整體利益為先。然而這種整體利益是非常虛幻的，且違反了由下而上民主抗爭的草根精神。
何謂整體？何謂全民？現今看來，應該是將社會視為諸多異質、諸多戰線的社會關係及社會集團的串謰（亦即，社會是一些沒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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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社會集團及關係的串謰。由於各種社會關係均致力去構成一個整體，故社會並無固定的構成原則——像「政治關係支配其他一切關係」這樣的原則。詳參第五章。），因此我們不但反對集體主義者以「整體」名義壓抑差異，也反對個人主義。因個人主義將個人視為構成社會之最小單位，亦即，將個人視為一個不可分割之實體（而非不同團體之建構）。社會如果是由在變化的關係中不斷分化與重組的集團所構成，那麼在談及所謂的「整體利益」時，就應分析這個利益如何不平均地分配給整體內的不同集團。例如，有人或說，政治的民主（兩黨制等等）對整體不是都有利嗎？但是對一些實力不足的社會集團而言，如果在它們未能掌握足夠資源的情形下，就以某些遊戲規則去實現某種型態的政治「民主」，將使它們與其敵對之團體差距加大，（雖然「政治民主」也可使它們獲得一些利益），因此這些社會集團可能基於這個「利益落差」的原因而有不同的策略。可是凸出「民間社會／國家」很容易產生一元化的抗爭策略。
總之，政治民主並非唯一的價值，亦非第一順位的價值。例如。對婦女而言，女性解放為其最高的價值，不是政治民主（但不一定排斥政治民主）。政治上的反宰制運動對在某一特定時刻的女性而言，就不一定是贊成或反對而已，而是一長條線的光譜上的各種態度。傅大為先生曾說過，不同團體可以不同的事件、議題為結盟基礎，我認為這樣的主張較切合實際。
傅大為這種case by case的結盟方式（被反對這種方式的人稱為「論件計酬制」）的一個意涵即是：社運團體的「贊成—反對」並非專門或固定指向國民黨、民進黨、統派或獨派。現階段的台灣，基本上社會力量仍嫌薄弱，所以欲使這些社會力壯大，得透過這種結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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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效，待壯大後再談比較固定的聯盟等。無需在此階段便成為政治的附庸，但是一定要搞政治。只是在社會力很小的前提下，若只認為國營便民營這個抽象原則很好就支持，所有的努力到頭來不過只是為人作嫁而已。
再者，民間哲學似乎覺得國家力量在台灣社會很強大，這須要一些澄清。某方面說來，國家力量在台灣不見得那麼大。比方說國家力量並未涉入我們的家庭生活中，以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權而言，台灣社會的國家與歐美社會的國家相差很多，在歐美，國家可將受刑人的孩子從家庭中帶走，台灣就沒有這種狀況。國家的力量是否很大，在台灣得看部門而定。此外，就社會和國家分化而論，有時候社會力量增強，對國家的抗爭亦增強，便會反過頭來強化國家對更多部門的滲透，因為社會可能會使國家產生一些政策以因應社會的需要，所以是否必要將國家和民間社會分開來，或是將社會完全視為一個整體，頗值商榷。因為社會中包括許多不同的戰線，有政治宰制和反宰制，婦女的抗爭等，各種戰線之間均彼此滲透交錯。即政治、經濟、性別、族群等因素的劃分是在彼此差異中不斷被決定的。故而我們何以要將國家和社會做截然的二分，而不從各集團抗爭路線的結盟來論述呢？
就台灣的缺乏福利制度，存在著龐大的非正式部門來看（而即使在正式部門中，國家常是力有未逮），國家力量不是那麼大。在政治社會中，或說和政治有關的層面，國家力量很大是事實，但不能依此推論國家在整個社會力量都很大。對菁英而言，國民黨的陰影是無所不在的，可是就（菁英眼中的）「愚民」而言，統治這個社會的是人頭與拳頭（鈔票及人際關係）。菁英的論述則是企圖把「愚民」的主體所面對的各種不同之切身的宰制痛苦，錯置（displace）為一元的政治體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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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對菁英而言，政治的支配關係（統治關係）所導致的利益分配差距很大，亦即，如果政治支配關係有所改變，菁英所獲得之利益將遠超過「愚民」。而菁英在其他支配關係上，往往居於有利位置，即使他們居於受支配地位，其利益差距亦不大。所以政治及國家對菁英的影響，和對「愚民」不同。
我們應當開始檢討過去那種「黨國體制」的提法，即，把國家當作鐵板一塊。同時我們應考察國家機器運作的條件，即，國家機器是如何和「民間機器」（傅大為）接合的。今日台灣民間領域中，其實存在著許多「無法無國」的狀況，國家公權力根本不在其中運作，而這種情況和誰來執法並無關係。（附註）
今天最重要的是為許多弱勢的社運團體提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架構，在這架構之下，各社會弱勢群體可以自主地去追尋他們的最大利益。我們反對的是，民間社會與國家對抗的架構，因為事實上，這個架構不利於很多社會集團，尤其是弱勢團體。
但是我們所提出這個社會分析架構（人民民主）有別於教條自由主義的假多元主義：教條自由主義表面上宣稱尊重各個團體的各種目標，但卻又說要達到這些目標之前，必須先有自由市場經濟及政治民主。
但是問題是，政治民主、消極的自由或市場經濟並不是其他目標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且在現實上，也沒有任何必然的理由使社運團體和政治團體，在每件事與議題上都互相一致，都必須採取同一策略。這個社會的起源不是一元的（即，不是由一個總本質因造成），它的現狀與再生產這現狀的條件也都不是一元的（即，各層面的相對自主性），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各團體的抗爭策略也應是一元化的。（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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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造成現狀的原因，以及再生產現狀的條件都只歸結到政治，這當然是荒謬的。）
社運與社運之間，或者社會運動彼此之間可能有矛盾，但是我們不應該怕這些矛盾，該怕的是習慣引用一套後設論述的鉅大理論來統攝矛盾，然後總結說不該有矛盾，甚至壓抑某些矛盾，這是我們所反對的。所以指稱台灣現階段的社會運動是反國家的，這是很籠統的說法。也許只能說有部分運動在某些議題及場域中是反國家的（某個部分）。至於政治上的反宰制運動嚴格來說只是反政府而已，其目標似不是反全部國家（機器）的。
即然任何一種戰線（支配—反支配）都可能包含其他戰線的因素，那麼戰線之間很可能會發生衝突、合作、鬥爭，但也唯有這些鬥爭才能建立起眾團體間經過考驗的新規範、新秩序，這些自主團體之所以會形成聯合的原因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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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國民黨、國家機器與資本
說的更清楚一點，我們的立場是：
- 即使在過去，國民黨也不等於台灣國家機器，前者只是後者的主宰力量。
- 國家機器在過去從來沒有全面支配各個不同局部領域，後者一直有著相對自主性。（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否認國民黨對非國民黨的宰制關係在某些領域中占主宰地位）。
- 國家機器不是鐵板一塊，國家機器被分化的力量時時存在。
- 對於被宰制或被壓迫的人而言，國家機器不見得是「惡」，有時還可能是「人民之友」，在許多方面節制著（雖然也幫助維持著）局部的宰制關係。
- 如果只從政治的反宰制或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來解釋台灣近年來社會運動的興起，是非常片面的。有一種說法認為，過去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完全支配了台灣社會，一直到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制衡了國民黨，因此國家機器不再能全面控制社會，體制鬆動，所以給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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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發展的機會與空間。這是一種相當片面，而且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實的說法。（與上述說法不同的另一種看法，請參考〈民間社會的「反支配」性格〉蕭新煌，《中國論壇》，三三一期，一九八九年。）
我們認為社運的興起是和社會局部領域的權力支配關係結構的變化直接有關，政治反對運動也是政治領域（亦是一個局部領域）中支配關係結構變化的結果。而沒有一個局部領域可以單獨存在。各種局部領域（家庭、文化、市場、生產場所……）變化的最大原因，來自逐漸力量擴張的資本主義關係，不斷的改造、削弱各領域中原有的主要宰制關係（親子、男女、師生、傳統的勞資或顧佣關係、傳統的賣主顧客關係、夫妻、上下級等）。易言之，在每個局部領域中的各種宰制關係，通常彼此之間會形成一種支配秩序或結構，而每個局部領域的宰制關係結構均不相同；在某局部領域的宰制關係結構中，可能親子關係占主宰地位，而在另一局部領域中則政治掛帥。但是這些不同的宰制關係結構會變化，而且彼此依賴相關。例如在家庭領域中，夫妻關係可能成為主要關係，而親子關係則在這個宰制關係結構中變成次要；或例如在議會領域中，政黨與其黨員的關係遠不如利益團體和議員的關係等等。還有一個實例是「人肉市場」中宰制關係結構的變化：性別宰制關係的主要地位受到金錢宰制關係的挑戰（參見〈星期五的男人〉，何春蕤，《中國時報》1991年5月24日人間副刊）。
台灣近年來的趨勢則是資本主義關係在每個局部領域中的宰制關係結構中，逐漸力量強大，有些逐漸占著主導或重要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宰制者的權力型態改變了（例如經濟收入由地租變為利潤，由文化資本變為經濟資本等），還有取得權力的遊戲規則改變了。換句話說，這個過程不是資本關係對其他支配關係的「奪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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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本家出任校長、父親、丈夫、長官、黑社會老大……等），而是許多原來的宰制者一方面接受資本關係對其原有宰制關係的支配，另方面在權力利益的分配上拉大或保持他們和其他被支配者的差距。（明顯的例子就是「地主／佃農」關係雖被削弱，但許多「前地主」和「前佃農」仍保持著權力利益分配的差距。另一個例子，就是國民黨第二代接班人透過選舉來掌權，而不透過長官命令來掌權）。而對於這樣的變化過程，有些支配者由於更安於新的權力位置，所以志願支持這個變化過程，有些則安於原來的權力位置，故而抵制反抗資本關係對其支配關係的改造。
在這個資本關係力量擴張的過程中，（擴張的原因有來自國際的、海峽兩岸的複雜因素，此處不提），得到了國家機器的大力幫助，但是同時國家機器也得以擴張自身的力量，（可參見〈從統一髮飾到森林小學：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台灣教育〉，何方，《新文化》，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期，頁42-49，作為一個個案）。
我們認為，由於資本關係對原有許多支配關係的改造或削弱，造成了社運發展的契機，這些契機是由改造過程中所產生的敵意、矛盾及反抗（包括原來支配者的反抗）引發的，政治反對運動（也其實就是反國民黨的運動）只是其中因素之一而已。
但是也由於國家機器和資本關係的互助，國家機器向各個生活領域滲透的危機，其實正在開始。而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剛好倒轉過來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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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推翻，而使社運有什麼活動空間。
2.不平等權力關係有兩種，權力宰制關係與權力利益分配差距關係。甲宰制乙並不然意味著甲所分配到的利益一定遠大於乙（考慮父母宰制子女的情況）。故而有可能在國民黨主導支配的情況下，資本家的獲利最大；也有可能在資本關係主導時，執政黨獲利最大。在一個宰制關係結構中，一個團體在這結構中的高低位置不必然對應著利益分配多寡之順位。這一點是了解我們的立場之關鍵。（舉一個例子來說，在任何監獄中，犯人和獄卒的宰制關係基本上相同，但是利益分配型態則不同，如果犯人想將來出獄後考大學、當大哥大，或想在獄內苦讀、販毒、交損友，則會想選擇不同之監獄。）特別要注意到如下這種情況，即，一個團體（不論處於宰制或受制的地位），會在不同的宰制關係結構中（宰制型態中），有不同的利益分配差距。另方面，同樣的利益分配型態可以對應著完全不同的宰制型態，此外，我們還聯想到，現今統獨爭議的焦點之一即是，台灣的弱勢受制團體在兩岸不同的宰制型態中，利益分配的型態究竟有無差別。
3.一般人用「保守力量反撲」來解釋九０年後郝氏組閣等一連串現象，其實不能完善的解釋解嚴以後遭到制衡的國民黨以及（一般說法認為）逐漸失去控制力的國家機器，何以又能「捲土重來」。（參見第三章第五節「統獨篇」）。
在我們的看法中，國民黨有別於台灣國家機器，國民黨遭到制衡或被消滅，均不代表國家機器力量的消長。其次，如前所述，我們不認為台灣國家機器是從全面控制社會生活的狀況，變成對社會失去控制力的況狀。相反的，我們認為，台灣正經歷一個相反的過程，亦即，國家機器開始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大量不斷滲透，而這正是吻合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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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關係對其他各種宰制關係的支配之發展。
因此，目前台灣保守力量帶來的危機，是不可能透過將權力集中於公民及國民兩種主體上而克服的，或者只透過政治領域的變革而克服，亦即，即使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領域中，國民黨對非國民黨之宰制關係被削弱或克服，也不必意味著保守、鎮壓社運力量的被克服。國家機器呈現的保守作為，由於符合國民黨的利益，所以當然得到國民黨的支持；但是國民黨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即可使國家機器保守反動化，（不要忘了，這個國民黨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強大及統一了），換句話說，把國家機器的保守反動化，只歸因於國民黨內保守勢力（暗示非主流派）的反撲，完全是片面而且有其政治居心的，這個政治居心也就是企圖掩蓋問題之所在，而只想將社會的反抗力量導向改朝換代式的奪權。
故而我們認為，台灣國家機器在某些方面的保守反動作為，不只得到國民黨的支持，也靠了許多領域中的其他宰制關係，所以台灣的反抗力量應當重新導向到社運主體上，才可能對抗國家機器的保守反動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