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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鵬
卡爾˙考茨基對原始基督教作過系統的研究，一八九五年發表了《社會主義之先鋒》一文，受到廣泛重視，一九O八年，他把該文的引論擴大成《》基督教之基礎》一書(以下簡稱《基礎》)。
《基礎》提出的關於原始基督教是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的基本觀點，對於我們研究猶太民族的歷史、基督教的起源、一般宗教的起源與其作用等方面的問題，都是很有意義的。以往，與考茨基上述觀點基本一致的人很多，如《基礎》的”“譯者前記”、麥司˙比爾的《社會主義通史》、羅伯遜的《基督教的起源》、北京大學主編的《歐洲哲學史》、周一良主編的《世界通史》等等。也有持反對意見的，如楊真先生的新著《基督教史綱》（以下簡稱《史綱》）認為”“初期基督教不是革命運動”(第46頁)，說《基礎》”“是從以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方法出發，割裂歷史的全面聯繫，……..沒有嚴格的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第57頁)對此，我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
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觀念，是被壓迫階級的道德觀
《史綱》認為，初期基督教提出的人人都應平等的思想，“”只是人都有罪且只能在彌賽亞降世時得救的虛幻的平等”，“”初期基督教終究是宗教，而不是一個革命運動”(第48頁)。
我認為，平等的觀念是原始基督教的的基本思想之一，但它的依據並不是那種因為人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有”“因信得救”的平等。再在《啟示錄》、《使徒行傳》等幾篇比較如實地反映原始基督教狀況的歷史文獻中，並沒有記錄過這種觀點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產生於公元二世紀以後的教父哲學，後來，被奧古思丁在《上帝之城》中發展成為”“原罪說”。
我們所說的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觀念，是指在它的組織形式、生活習俗以及在它的革命要求中，存在過的某些共產主義的平等因素。考茨基指出：“”為早期基督教所表現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消費品物的共產主義，一種物質之分配和共同消費的共產主義。”
(《基礎》(第351頁)《新約聖經》講：那時的教徒，“”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當，照個人所需用的，分給個人”(《使徒行使》第二章第42至45節)。”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個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同上第四章第32節)原始基督教的這些平等思想，同後來產生的人人生來就有罪，人人在上帝面前才平等的原罪說，當然不一樣。
原始基督教反對剝削階級的特權，要求社會平等的思想，是他們最重要的道德觀念之一。在當時的條件下，產生這種平等的觀念原因：其一，正如考茨基指出的：“”古代無產者的各種特性是因為它的特殊的經濟地位而產生的。”(《基礎》第14頁)在奴隸制社會中，奴隸階級的道德觀念的基本原則，就是反對奴隸主的虐殺，爭取人的地位。奴隸對奴隸主不勞而穫的寄生生活極為仇恨，他們被迫向吃人的奴隸制度發出深沉的抗議，要求經濟上、政治上的平等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在這個時期還存在著大量自由民、農民，他們以小生產者的特有心理，提出平均、平等的思想。其二，猶太民族經歷過漫長的游牧部落的原始社會。他們對原始社會那種平等的制度，仍帶有深刻的記憶。在《舊約》中，記載著他們祖先許多平等生活的情況。面對著統治階級生活上的奢侈淫逸、道德上的敗壞，他們留戀著對原始社會的道德情操和社會風尚，懷抱著回到那個永不復返的時代的幻想。其三，猶太教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當時，地中海沿岸各城市中，猶太人以會堂為中心，定期舉行宗教儀式，除了對青少年進行教育外，他們還向教徒募捐，救濟貧苦猶太人。猶太教派別之一的艾賽尼派，就已經實行財產公有、共同生活了，原始基督教恰恰是從這一派分化出來的。總之，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原因，產生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觀念。此外，原始基督教中，反抗壓迫的革命精神、在鬥爭中團結互助的精神、民族平等、愛國主義精神等一般被壓迫階級所具有的道德觀念，也很突出。
恩格斯說過：“”一切已往的道德論歸根結底都是社會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4頁)。原始基督教具有這種道德觀念，正說明他們是被壓迫階級的思想。
二、原始基督教反映了被壓迫階級的要求
《史綱》認為，不能單憑參加者的成份來決定一個群眾運動的性質，而要依照它的綱領。原始基督教，“”它不是號召革命行動，而是宣揚消極等待救世主從天降臨實行拯救”。(《史綱》第50頁)。所以它不是一場革命運動。
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既要看其綱領，也應該注意一場運動的階級構成。綱領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歷史上每一場革命運動都是在一定條件下，有一定的階級參加而形成的。脫離了階級成份，不可能說明它的性質。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並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列寧全集》第39卷，第434頁)十八世紀，盡管農民和無產階級參加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改變那場運動的性質，但卻使它的綱領比後來極力擺脫無產階級參加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帶有更多的革命因素。恩格斯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等著作中，有許多明確的評述。因此，判斷一場運動的革命性質，首先應該看它在什麼條件下產生的？有哪些階級參加？反映的是哪個階級的願望？公元前六三至六四年，羅馬大將龐培屠殺了一萬二千多名猶太人後，占領了耶路撒冷，使其成為羅馬的屬國。羅馬帝國利用猶太國王和祭司階級統治剝削人民，苛重的捐稅各種橫暴的的武力掠奪，造成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公元前五三年、前四至三年、公元六年、六六年，猶太人民發動了多次起義，遭到羅馬階級殘酷陣壓，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賣，淪為奴隸，大批起義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出現“”沒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沒有十字架再釘人”的白色恐怖。原始基督教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產生的。恩格斯揭示了原始基督教的本質特點：“”新的宗教倒轉了以前的從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窮人，苦難的人，奴隸和被排斥的人中找信徒，蔑視有錢人，有勢力的和有特權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視一切塵世享樂和禁肉欲的規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29頁)“”在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裏，有些值得注意的與現代工人運動相同之點，基督教和後者一樣，在其產生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同上第22卷，第525頁)原始基督教的教徒，主要是來自最下層的“”受苦難的人”。
原始基督教是作為對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反抗因素而產生的。考茨基在《基礎》中指出：“”基督教會也充滿猶太人的愛國主義和對羅馬人的仇恨；把外國之重軛，加以打碎，實是一切解放中的最初工作。但並不以此滿足“”他們所要打倒的是‘一切’統治，便連國內的統治者，也在打倒之列。他們所要號召的人，是疲倦者，是重荷者，而審判日就是向富人及權貴加以報復的日子。”(《基礎》第386頁)考茨基清楚的看到，“”他們之中之最蓬勃的熱情不是民族的憎恨，而是階級之憎恨；這種特性，就是他們之所以異乎於其他猶太人之一種因子。”(《基礎》第386頁)考茨基的觀點很有道理。前面所說的平等觀念，就反映了被壓迫階級的不滿於自己低下的經濟地位而要求革命的願望。恩格斯十分重視《啟示錄》中的一句話：“”主呀！你不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之冤，要等到幾時呢？”恩格斯指出：“”這裏還根本沒有什麼‘愛的宗教’，什麼‘要愛你的仇敵，要給恨你們的人祝福’等等；這裏宣說的是復仇，毫不隱諱的復仇，健康正當的對基督教徒迫害者的報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4頁)原始基督教充滿著對富人、對剝削者的仇恨。耶穌對一個不敢放棄他的財產的富人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呀！……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馬可福音》第十章第23節、第25至31節)耶穌在“”山下垂訓”中講：“”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你們饑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飽足。……..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饑餓”(《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0節，第24節)。在歷史文獻裏，這樣充滿原始基督教徒對剝削階級仇恨的記載是很多的。
基督教為什麼能夠戰勝羅馬帝國的其他宗教，迅速地被羅馬廣大群眾所接受呢？對此許多學者都做過深入的研究。如，一神教的特性，世界宗教的特點，猶太民族經商的狀況及希臘哲學對基督教的滲透，從而使東、西方思想融合等等，都從不同角度合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考茨基在肯定以上分析的前提下，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地指出，由於共同的階級利益，使得基督教能夠迅速傳播到整個羅馬帝國。原始基督教反對剝削和壓迫，仇恨和剝削者，蔑視富人的思想，符合階級對立非常尖銳的羅馬帝國的社會狀況，首先被廣大的奴隸、破產農民、無產者所接受，正是因原始基督教的階級憎恨的特性，成為與“”一切非猶太民族的世界‘互相接近’之一種因子”，”反對富人的階級仇恨與無產階級的利害共同―這種思想，自然不只為猶太的無產階級所接納。拯救一切貧人這種彌賽亞的希望，必然地，一切民族間之貧人，儘皆悅耳聽受。是社會之彌賽亞，而不是民族之彌賽亞，便能夠超出於猶太教之藩籬。”(《基礎》第386、387頁)這種觀點應該得到重視，這種方法應該給予肯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原始基督教確實反映了被壓迫階級的要求。
三、原始基督教的綱領中革命因素是主要的
《史綱》認為原始基督教不是革命運動的主要論據是：原始基督教的綱領”不是號召革命行動，而是宣揚消極等待救世主從天而降臨實行拯救。“”它”是階級鬥爭中的消極產物”是“”作為革命鬥爭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史綱》第50至51頁)。
原始基督教是宣揚“”等待”，還是號召“”革命行動”呢？我以為兩者兼而有之。這並不難理解。正如恩格斯已經指出的：“”群眾運動在初始的時候必然是混亂的；其所以混亂，是由於群眾的任何思想開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6頁)。由於原始基督教的參加者的階級成份比教複雜，各個階級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勢必提出不同的主張。小生產者和農民雖然也希望改革，但是又不願意採取革命行動，怕在革命中失去自己僅有的一點財產，而奴隸、破產農民則不同，他們為生活所逼，希望立即進行一場革命，迅速改變自己的地位。這些階級，雖然被捲入一個統一的偉大革命運動中，但是，他們之間仍存有分歧鬥爭，他們那些不同的要求，反映在原始基督教義上，就存在等待救世主的救贖和號召革命行動的兩種傾向。
我以為，所謂”等待”也並非都是消極的。在四個《福音書》中，有一些消極等待的思想，而在《啟示錄》這本一般認為能夠比較如實地反映原始基督教思想的書中，基本上是號召人民積極等待和積極行動的。《啟示錄》第一句就是：“”耶穌基督教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的，叫他必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眾僕人…..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啟示錄》第一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在這裏，《啟示錄》沒有像後來的基督教那樣，把那場鬥爭推向遙遠的未來，而是要求立即進行這場鬥爭。它把羅馬皇帝比作“”獸”，詛咒他們是“”大淫婦”。那(獸的)七頭就是女人所座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不會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獸，就是第八位，並出自那七位之中，並且歸於沉淪。”(《啟示錄》第十七章第9至12節)很明顯，《啟示錄》把矛頭指向羅馬帝國的統治，申明他們的目的就是推翻現實的反動統治。恩格斯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才指出，原始基督教有一種正在進行一場對全世界的鬥爭以及這一鬥爭必將勝利的感覺，有鬥爭歡悅和勝利的信心(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6―537頁)。
在原始基督教裏，耶穌的形象，彌賽亞的意義，復活的信仰，都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現而又蘊藏含著深刻的政治含義，原始基督教的耶酥，僅僅是受上帝之命解放人民的彌賽亞，是“”人子”，而不是後來”的“三位一體”的基督。奴隸們期望的救主，是現實的人即領導他們鬥爭的領袖。隨著猶太革命的失敗和不幸的增加，被壓迫人民革命的願望也就愈加強烈。他們盼望革命時機的成熟，革命領袖的到來，以便領導他們與統治階級再進行一場決戰。因此，在當時，彌賽亞的意義是革命的。在猶太教的教義中已經有所預言，最後的勝利屬於這個神選的民族，於是他們相信，那些在鬥爭中犧牲的領袖不會白白地死去，一定會憑他們的犧牲在未來的世界裏過著幸福的生活，一定會死而復生，這種復活的信仰是號召人民不畏犧牲，前仆後繼；“”是一種戰爭之教義。……..這種信仰自然很能夠對於宗教狂熱，繼續發生及增加力量。”(參見《基礎》第298頁)
原始基督教所宣仰的“”千年王國”的理想，是有消極作用的，人們可能因此而產生消極等待的情緒，但它也可能促進人們去積極努力。“”千年王國”本身有兩重性。恩格斯說過，千年王國僅僅是對受苦難的人而言，也許還對那些活著的時候就能夠趕上千年王國的基督徒而言，因此對後者說來，它屬於此岸世界，而對那些為此必須復活的殉教者說來，它屬於彼岸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64頁)《啟示錄》兩次提到“”日期近了”，並且明確的講，他們的目的是推翻羅馬的”獸”，說明他們要求的是“”此岸”的、現實的鬥爭，”千年王國”是世俗的樂園。
我以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啟示錄》以宗教的形式，進行反對羅馬帝國統治的思想鼓動，號召人民作好準備，反抗羅馬統治階級，而不完全是叫人們消極等待。
原始基督教之所以沒有能夠轉化成一場推翻羅馬帝國的武裝起義，是有許多客觀原因的。首先，在當時，羅馬帝國還很強大，統治階級的權力還比較鞏固，被壓迫階級的領袖在鬥爭中相繼犧牲，人民沒有力量推翻羅馬貴族的統治。其次，有許多富人逐漸加入基督教，保羅派掌握了基督教的領導權，把基督教變成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喪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第三，在當時雖然早期無產者、奴隸、農民和小生產者有革命的要求，但是，由於階級的狹隘性，不可能推翻羅馬貴族的統治，他們的良好願望，不過是空想而已。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應否定它的革命性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肯定過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民族精神(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207頁)。
四、原始基督教是當時革命運動的外衣和組織形式
《史綱》反復引用了革命導師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觀點，作為論證原始基督教不是革命運動的主要依據。我以為認為，片面地強調這一點是不對的。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講過：“”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僅僅注意到最後一句話，並沒有全面領會馬克思的原意，也不能把握住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真髓。為什麼這樣講呢？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名言，是一般唯物主義的命題。就這句名言的思想性來說，馬克思以前的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早已完成了這一理論型態。荷蘭唯理論者斯賓諾莎，法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梅勰，百科全書派的拉美特里、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狄德羅等人，都對宗教的反動社會作用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宗教是封建統治專制的支柱，是統治階級欺騙人民、麻醉人民、以鞏固自己罪惡統治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個比喻，也不是馬克思第一個使用的。在德國唯物主義者還包括一些唯心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例如，歌德、黑格爾、海涅和費爾巴哈早已使用過這個比喻。費爾巴哈在1838年講到宗教時說過：凡永遠的喜樂作甘言引誘，用永恆的地獄作威脅恐嚇的，就是動用強制的方法，採取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卑下的手段來爭取人；那是給人以鴉片，使他的理智被恐懼或盼望的情操迷亂以後，失去自己的尊嚴。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所以，它與其他唯物主義一樣，也以這一“”名言”為前提，正像列寧所講的，這個名言是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基石。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又，決定了它與舊唯物主義和啟蒙思想家有著本質的不同。在馬克思之前，黑格爾已經指出，法國唯物論僅僅停留在揭露宗教反動的社會作用的理論是膚淺的。他以為，不應該把宗教看作個別人的騙局，而要把宗教作為社會現象從歷史上進行研究。馬克思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和歷史的觀點。馬克思在宗教批判問題上的最大貢獻在於，第一，指出宗教批判不能侷限於宗教本身的批判，而應該對產生宗教的現實基礎進行批判；第二，指出了宗教產生的最基本根源―經濟根源；第三，指出了宗教產生的階級根源；第四，找到了消滅宗教的正確途徑、手段和動力。恩格思曾經講過：“”對於一切一種爭服羅馬帝國、統治文明人類的絕大多數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簡單地說它是騙子手湊集而成的無稽之談，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根據宗教借以產生和取得統治地位的歷史條件，去說明它的起源和發展，才能解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頁)這段論述精闢地概述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基本觀點。
歷史上的宗教是具有兩重性的，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馬克思就曾看到過宗教既是一種抗議，又是一種嘆息的雙重特點。同樣，我們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個命題也不能一概而論，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鴉片可以麻醉人民，削弱他們的革命鬥志，安心充當統治階級奴隸；也可以減弱人們在鬥爭中所遭受的痛苦，使他們不畏犧牲、前仆後繼。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一書中，批判朗松等人把意志自由與宿命論絕對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時指出：“”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堅毅的實際行動，而且相反，在某些時代，宿命論還是這種行動的一種心理上的必要基礎。(單行本，三聯書店65年版第3頁)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比其他一切黨派表現更大的毅力；穆罕默德的信徒在很短一個時期內就征服了從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廣大地帶；克倫威爾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稱自己的行動為上帝旨意的產物。“”在他看來，所有這一切行動都預先帶著必然性的色彩。但這不僅沒有妨礙他趨向於一勝再勝，並且還使他這種趨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同上)這些例子可以佐證宗教的“”鴉片”作用也具有兩重性。我們不否認，就基督教發展的整個歷史來講，消極因素是主要的，它曾長期充當奴隸主階級、封建貴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但是，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的情況是不同的，有時積極因素可能占主導地位。原始基督教的情況就是如此，宗教團體是他們的組織形式，他們在宗教的外衣下，試圖進行一場革命運動，宗教不過是他們的鬥爭工具。
考茨基以為：在原始基督教的外衣下，有著極深的政治含義。當時，任何改革，任何試圖實現幸福的目的，都“”只有藉助於那種名為宗教的思想方式”，
“”如果我們因為這一切組織的宗教形式，道德化神祕主義，而忽略他們所深藏著的社會含義，我們便誤解了他們了。”(《基礎》第168頁)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政治運動，是許多國家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共有的現象。歷史證明：宗教不總是作為革命鬥爭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它曾經作為革命運動的思想武器、組織形式和外衣，起過積極的作用。
為了研究社會主義史，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先後寫了三篇論文。在恩格斯的影響下，考茨基對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也作過一些研究，有些論文甚至是在恩格斯的幫助下寫成的。他的觀點與恩格斯基本一致，當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恩格斯在世時就批評過考茨基的某些觀點，考茨基的《基礎》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些地方論述得過於牽強，有些觀點很膚淺，一些歷史事變講的不太準確。但《基礎》肯定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注意到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運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很有特色地說明了幾個歷史問題。因此，它基本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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