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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對放心藥物的查禁

卡維波

  

穆勒(J. S. Mill)在《論自由》如何批判這種查禁

前言:

穆勒(J. S. Mill )是現代自由社會的理論奠基者,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所寫的《論自由》,有很大的篇幅是在強調:社會大眾不能用法律或強迫手段來打壓少數人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多數人的價值觀信仰與生活方式不能強加於少數人。這種維護個人自由、重視社會自由的精神才是《論自由》花最多篇幅所強調的。這個精神卻被後來的(假)自由主義者所遺忘,當前的自由主義者都只能「往上看」(問政),強調的都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其「往上看」的欲望則是明顯的「參政」,更因為參政慾望而對大眾多數媚俗,進而對於邊緣少數的社會自由漠不關心,甚至充滿敵意。[1]

酒,向來就是人類的一種重要的、歷史悠久的放心藥物。但是放心藥物在近代卻遭到前所未有的敵視,酒在19 世紀、20 世紀都遭到法律「禁令」,被視為不道德、與危害社會的「毒藥」(然而其他放心藥物如柯古鹼等卻不一定在同時被排斥)。

以下這段是穆勒評論「禁酒」的文字。我們抄自郭志嵩先生的譯文(協志工業叢書)。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古典自由主義如何捍衛使用放心藥的自由。

以下為穆勒原文)

但是除了這些假定的事例外,就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實際發生不少嚴重剝奪私人生活自由的事,而且還有更嚴重的事,預料會能順利地實施;而輿論所表現的,也主張大眾應有無限的權利,不但用法律禁止它認為錯誤的每件事情,而且為要找出什麼是它認為錯誤的事,還要禁止它承認是無害的許多事。

在防止酗酒的名義下,一個英國殖民地和差不多半個美國的人民,除醫用目的外,都受法律禁止飲用任何發酵性的飲料:因為禁止其售賣,事實上和它的用意一樣,就是禁止其飲用。雖然執行這個法律的實際困難,已使原先採用它的幾個州將它撤銷,包括禁酒法律獲得其名稱的一州在內(按為緬因州,該州禁酒最早,禁酒律即稱Maine Law )現在仍有一種企圖,並由很多所謂慈善家在熱心推行,打算在這個國家成立同樣的法律。為這種目的所成立的協會或它所自稱的「同盟」,從它對它秘書與極少幾位主張政治家的意見應該根據原則的英國社會人物之一的通訊所展開的宣傳中,已經獲得一些醜惡的名譽。斯坦萊爵士(Lord Stanley) 參加這種通訊,在那些知道他在某些公開場合中曾表現稀有的長處,為政治顯要人物所不及的人的打算中,是在增強久已對他寄託的希望。該同盟的這位「對于承認曲解頑固和迫害為正當的任何原則,都將深表遺憾」的代言人,毅然指出一種「廣泛的越不過的障礙物」,分隔著這類原則和那個協會的原則。「一切有關思想,意見、良心的問題,在我看來,」他說,「都不在法律範圍以內;一切有關社會行為、習慣、關係的事,其是否屬于法律範圍,卻祇有國家,而非個人,纔可以憑其享有的裁判權去決定。」他沒有提到與兩類都不相同的第三類,那就是與社會無關而祇關係個人的行為和習慣;雖然毫無疑問地,飲用發酵性液體的行為也是屬于這一類的。但是售賣發酵性液體是經商,經商卻是社會行為。然而這兒所訴的侵害,卻不是涉及賣者的自由,而是買者和消費者的自由;因為國家有意使他買不到酒,還不如乾脆禁止他飲酒。可是那位秘書卻說,「在我的社會權利受到別人社會行為的侵害時,我以一個公民的身份,就有要求立法的權利。」現在就看看這些「社會權利」的定義吧。「如果有什麼事侵害我的社會權利、烈酒的買賣就當然是一件。它破壞了我最根本的安全權利,因為它經常製造和助長社會的不安寧。它侵害了我平等的權利,因為它以製造貧窮而獲取利潤,卻要我繳稅去加以援助。而由于在我道路的四週佈滿危險,使得這個我有權利要求互助和交往的社會衰弱和墮落,它也妨害了我在道德和智力方面自由發展的權利。」類似這種「社會權利」的理論,在這以前大概從未有過明文的表白,它的意義就是說:每個人的絕對社會權利,是要別人在每方面都照他所該做的去做;如果誰在最小的細節方面沒有照做,那就是侵害我的社會權利,使我有權要求立法機構排除那種苦惱。這樣荒謬的原則,要比對自由單純的干涉遠為危險;它對侵犯自由的任何事都會認為正當;它根本不承認有任何自由的權利,也許除去私下持有意見,永不加以吐露的自由:因為一俟我所認為有害的意見,在任何一個人的嘴上說出後,它就侵害了這個同盟所給我的一切「社會權利」。這種理論認為全人類對于彼此道德的、智力的、甚至身體的完備,都有天賦的關切,而對于所謂完備,卻由每一要求者按他自己的標準去確定。


[1] 不但台灣如此,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更是如此;而中國大陸的「新左派」則只關心經濟平等,也是另一種國家主義;兩者都對社會自由有潛在敵意,因為這種社會自由(例如使用放心藥的自由)所代表的社會對立與權力關係,無法被自由主義的政治自由與左派的經濟平等論述所化約,故而兩者就不能代表「全民」了,也因而失去壟斷國家權力或全民的正當性了,兩者只代表了多元人民中的兩種,他們所關懷的、所感到急迫的,也只是兩類人民所感到急迫與關懷的,並不是其他人民所最感到急迫與最關懷的。故而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所提出的任何方案,也只能被視為眾多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之一種,沒有階段優先性、沒有終極價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