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與國家認同
2004.08.02 中國時報 

李文忠

編按:民進黨「新文化論述」執筆人、新潮流系中生代立委李文忠,昨日在新系二十周年會員大會發表「族群與國家認同」專文,深入剖析台灣族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面對總統大選後依然焦躁不安的政治緊張與族群對立情勢,李文忠此文不僅代表新系的階段性反省,也代表民進黨青壯派對於族群歷史的理解與解決當前問題的想像。新系、民進黨開始反思族群問題,希望走出符合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出路,值得各界持續關切。本報特別摘錄李文忠此文精要,提供各界進一步思辯參考。 

一、問題本質 


(一)政治爭鬥過程中族群間的不安與猜疑 

在政治層次中,外省族群的不安主要有四個因素: 

首先是自蔣經國晚期,結合民主化運動所同時發展出的本土化論述,在政治上先後對抗的是國民黨以及中國當局,在文化上在挑戰中華文化的支配性霸權。當此一想像的共同體遭受挑戰時,首當其衝的就是長期依侍其下的外省族群。外省族群對中華文化的依存感和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在其後的本土化過程中,並未得到可轉托安全感的替代對象,其所依存及認同的價值恰恰是被挑戰的目標,使其帶著不安被迫接受新情勢。其次,絕大多數外省朋友並未投身或聲援民主運動,檯面上也鮮少外省籍代表性人物,使外省族群常隱含著outsiders的心態,對變革結果也常被動默認卻仍帶有疑慮與不安。第三,在此政治過程中,藍綠陣營部分領導者皆含混著排他短視的詭計權謀與私利動機,藉族群嫌隙賺取利益,更加深了外省族群的不甘與鄙視。最後,部分外省族群雖認同去威權的民主化運動,但並不能接受隨之而來去中國化的台獨運動。 

不幸地是,本省族群同時也充滿了不平。首先,台灣民主化運動初期在對抗中國意識時,是以反支配、反霸權的相對弱勢位置來進行鬥爭,所以難以體貼優勢者--外省族群的不安與焦慮。其次,民主化運動僅是爭取在制度上與機會上的平等正義,並無意而且事實上也沒有造成新的權益優惠與特權位置,亦因此對於外省族群的在過程中的相對剝奪感,不易體會。第三,外省族群仍保有菁英情結,並掌握文化詮釋、大眾傳播上的支配性優勢,將民主化運動指責為民粹動員,並對選舉結果不甘心,將本土化運動矮化為偏狹的、島國的、反全球化的、民粹的住民自決運動,對本土化路線的台灣前景不予祝福。最後,在此一以建構台灣認同對抗中國意識的過程中,旁邊卻同時存在一個真實而且持續崛起的中國,對台灣在經濟上商機誘人,在政治上充滿敵意,本省族群對此不免疑慮。 

(二)兩套文化母國想像的對峙與認同光譜的拉扯 

外省族群身為最後一批集體來台的中國人民,對中華文化比本省人有著較高的親近性,並視博大精深、播及四海的中華文化為正統,而台灣文化為繼承於中華文化之下的支脈。在長期穩定的統治環境下,這套中華文化母國想像不僅滲透在外省族群內,並也對本省族群有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力。以致於,在族群想像所衍生往下的國家想像裡,本省人與外省人皆無法對「中華」、「台灣」作一切為二的區分。 

而崛起的本土化運動本身也內含著一套台灣文化母國的想像,認為台灣這片土地已融合出極具開放性與冒險性的台灣文化,含括並轉化了中華文化。所以台灣文化是主體或核心,中華文化,如同南島文化、東瀛文化、西方文化,甚至其核心內涵中原精緻文化,也如同客家文化、閩南文化一樣,僅為重要元素之一。 

這整個光譜表具有以下兩個特色: 

1.方向性:有中華文化母國想像者將具有朝右,也就是朝向國家統一、社會融合方向發展的慾望。 

2.移動性:兩邊皆有外部及內部因素拉扯影響每各個位階的人數多寡。例如:若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或政治民主化,則朝向右方移動的人數可能增加,若是中國內部發生動亂,則會影響向右的移動。相同地,若台灣本土化教育持續深化、生存環境(社會福利制度、生活品質等)更具人性、或經濟景氣上揚,都將使認同位置左移。 

(三)族群間互相的邊緣恐懼 

在政治層面所導致的族群間不安與疑慮的基礎上,再因外有中國和華人社群的存在,台灣特殊的族群比例結構,讓任何一套文化母國想像持續發展,都會將另一族群邊緣化,形成邊緣危機。 

對較具台灣意識的本省人來說,雖然當下台灣本土化價值已取得主流地位,並看似難以逆轉,但中國國力的崛起,勢必帶起大中華的整合,這將使台灣此一新興民族國家在以中國為首的華人社會中形單影孤。本土意識並將在唯中國馬首是瞻的華人世界中,成為逆流。 

相同地在另方面,已對政治爭鬥過程高度反感與不安的外省人,更擔憂在本土路線下恐將變為少數,故雖實質利益損害不大,但在心理層次上確有極強的剝奪感,擔心在狹隘與排他的福佬沙文主義下,將被切斷與中華文化的臍帶,以及失去未來競爭的文化利基。 

(四)當下國家認同的妥協默認 

所以對於當前國家認同中的「國家實體認知」來說,不同政黨或族群間已彼此拉扯妥協達一致共識,也就是皆臣服在民主化的正當性之下,接受以「公(國)民主義原則」作為最大公約數:主權方面,兩岸互不隸屬,台灣(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領土為台澎金馬,不包含外蒙古及中國大陸;人民為兩千三百萬,並非十三億人口;政府為依憲法經民主程序所產生,並非北京當局。但在此認知之下,不同立場及族群仍保持著迥異的情感因素、好惡強度、與容忍程度。 

因此,這種衝突的真正根源在於因為對史觀詮釋的差異、對家族與個人生命遭遇的不同、對反對運動與本土路線參與的深淺,所以形塑出不同「文化意識」,並在著眼未來時,投射出不同「發展想像」。 

二、戰略解方 

由上述結論四項結論,可分別得知四項戰略方向: 

1.降低彼此間的不滿與不信任。例如:(1)建立跨族群溝通平台、組織外省人新認同團體。 

(2)避免選戰主軸升高族群緊張、推動黨內紀律約束不當政治語言。 

(3)扭轉外省族群的刻板印象,強調外省人對民主的參與和貢獻。 


2.控制外省人在認同光譜的移動因素。例如: 

(1)加大左端(台灣)拉力,持續推動去中國化教育。 

(2)減緩右端(中國)拉力,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吸引力。

3.降低雙方的邊緣恐懼。例如:(1)降低外省族群的邊緣恐懼,分享部分權位給泛藍人士。 

(2)爭奪外省族群的霸權優位,推動媒體改革,削弱其輿論影響。 


4.以「公(國)民主義」,作為台灣主體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例如: 

(1)建構「國民主義、多元文化」觀點的新論述,並推動臨全會決議文。 

(2)默認「中華民國」、國旗的代表性與功能性,但不承認其象徵性。 

三、環境分析 

1.族群問題的長期趨勢與短期影響 

以人口學來看,外省第一代每四年以8萬人銳減(以13%人口比例推算),並由外省第三代「首投族」19萬人替換,來往相差27萬。新增的第三代較第一代深具台灣意識,長期來看,問題在趨緩中。 

然而,外省人焦慮的影響力遠大於人口比例。在選票上,此矛盾不僅反映在13%的外省投票傾向的僵固性上,更進一步渲染到中間立場的非外省選票上,產生對泛綠處理族群問題在能力和誠意上的懷疑。在公共議題上,此矛盾藉由媒體優勢而戴著被邊緣化妄想症的不安濾鏡,將其他議題高度政治化與陰謀論,如制憲程序、18%利率、台灣地圖橫躺等等,並以其他外衣(都會菁英、自由主義者、國際左派、世界公民)包裹種族主義者的傲慢與怨忿,曲解本土化為反全球化的、島國的、反智的、狹隘的民粹動員。 

因此,族群矛盾在一二十年後勢必趨緩,但短期內外省人焦慮絕非僅單純地反映在族群邊界內,而將由中間立場的本省人擋在對立的前線,或以相同的猜忌倨傲姿態,伴隨著其他面貌,在無關議題場域上變裝現形,幽靈不散,徒增溝通成本與治國困擾。 

2.外部因素的影響 

(1)中國因素 

外省族群的發展想像,從文化、經濟、政治乃至於社會各領域的整合,不一而足,但多少都受到中國興衰的牽動。也就是說,中國兩岸經貿實力的消長、政治氣氛的繃弛,都將牽動外省族群的認同傾向。 

(2)台美中關係 

同樣地,台美中關係也是變數之一,美中關係改善時,台灣發展空間相對受到壓抑,台灣處境不利,部分外省人將加大對中國憧憬。相反地,台美友善時,台灣地位及尊嚴提昇,將較利台灣內部整合。 

3.台獨運動推進的影響 

絕大多數的外省人過往的反共概念是以反獨裁、反暴政為核心,而非反中國,所以基本上仍抱有濃烈的中華文化意識或對中國的認同情感。所以台獨運動對外省族群來說,普遍將加深其對台灣未來走向的憂慮,甚至逼使此一族群進一步向中國靠攏或離開台灣。但與台獨運動相關的台灣本土化發展,因使社會氣氛瀰漫對台灣主體性與自信心的堅持,尤其中小學本土化教育的推展,將使新生代外省族群增加對台灣的情感與認同。所以台獨運動表面上將激起外省族群的反抗,但長期而言,仍可加速新世代對台灣的融入。 

4.內部關鍵政治事件─憲改工程:對族群問題的影響評估 

對族群問題來說,目前較明顯和較具延續性的政治發展變數,即為憲改議題。而族群實力在憲改動員中無法以族群代表或族群議題直接出現,外省族群仍須轉由泛藍政黨代言,或藉由外省籍憲政學者監督論政,避免外省族群邊緣化。 

憲改工程可粗分為「憲改內涵」、「憲改程序」、「公民投票」三大塊,「憲改內涵」可再分敏感度高的「主權象徵議題」,以及較具改革共識的所謂「12項實質議題」;「憲改程序」可粗分「制憲」及「修憲」兩類;「公民投票」亦可分「公投創制」與「公投複決」。因阿扁已宣示不碰觸最具爭議性的「主權議題」,而「實質議題」與「公民投票」已略具共識,故較會激化族群矛盾的將是修憲vs.制憲等憲改程序鬥爭。雖然目前阿扁所引領的憲改趨勢為採取「不涉主權的兩階段公投複決修憲程序」,但因3/4的高門檻勢必需要國親配合,修憲仍有破局風險,若修憲進展不順,恐誘發社會甚或政府發起制憲運動,此結果必將造成政治緊張、社會對立,加深族群裂痕。 

但憲改工程為形塑台灣主體意識的關鍵進程,即使仍奠基原憲法法統依循修憲,但公投複決機制也將完備此套憲法的國民基礎,即使過程紛擾,但對創造未來取向、同中存異、新而合一的台灣主體意識,將亟具貢獻。所以,對族群問題來說,將是「短空長多」。 

5.內部關鍵政治人物─陳水扁:路線轉移的可能性: 

阿扁作為國家與民進黨的領導者,具議題設定、協調仲裁、聚焦爭議等功能,其立場路線動見觀瞻,影響頗大。而選後阿扁關切焦點已從爭取連任轉向確保歷史地位,企圖不遜於李登輝「民主先生」的歷史評價。目前有四個位置,可將阿扁送入台灣歷史館。 

(1)傑佛遜位置:推動新憲,五十年內不需大規模更動。 

(2)尼克森位置:以直航等經貿政策輕鬆打開中國大門。 

(3)傑克遜位置:奠基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基礎,「泛綠大執政」的第一人。 

(4)華盛頓位置:成功正名或宣布台灣獨立。 

上述任一歷史位置的確立,都可讓阿扁名留青史,此四者效益類似,但第四者風險與成本兩者皆高。而前三者將驅使阿扁轉向溫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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