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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影不應該是模式——柯受良向臺灣電影開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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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宇／2002-05-13／世紀沙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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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影不應該是侯孝賢楊德昌模式
柯受良十年沒有做導演，最近帶了自己執導，在北京、臺灣拍攝的新片《生死速遞》到北京宣傳。在20多年的香港電影生涯裏，他做過導演、演員、動作指導，至今他最想的還是回到臺灣拍電影。對臺灣電影的困難現狀，柯受良直言：我不服氣。 記：你剛出道時是在臺灣爲電影做武術指導跟特技，是什麽時候、爲什麽到的香港呢？ 柯：大概1980年的樣子。去香港是因爲那之前我在臺灣主演的一部功夫片《泥鰍過江》，當時在香港票房破百萬。那時候，這已經很了不起了。所以拍完這個戲就跟“第一影業公司”簽約半年，第一部戲到香港拍，叫《浪蕩江湖》，我跟韓國的一個演員做主角。片子拍完以後成績不好，又回來臺灣跟公司解了約，中間從事特技工作。後來是曾志偉邀請我到香港，做的第一部戲叫《最佳拍檔》。 記：你第一次做導演，片子叫《壯志豪情》，監製是陳可辛。 柯：對，我有三部戲是陳可辛監製。我和陳可辛特別好，從他入行，算是我一直比較照顧他吧。他從美國學電影回來做製片，做製片是最可憐的了，老是被我們這些武術指導欺負，定房間之類的什麽事情，一沒安排好就被罵。我就說你們別欺負人家“小老外”，很自然地幫助他。後來跟他談電影，我覺得這個小子不簡單，很有那種電影感覺，兩個人聊天很有默契。我在香港做了那麽多的武術、特技指導之後，有機會做一次導演，那時候他和我同在“藝能”公司，自然由他來做監製。第一部戲，因爲《壯志豪情》是一部臺灣的軍教片，講黃埔軍校的，他貢獻不大。之後我們就越來越有默契。後來我出來，他自己又開始做了導演。 記：後來你在香港拍過《咖喱辣椒》，是周星馳主演的。 柯：我導演的第一部戲不敢在香港拍，是在臺灣拍的，等一切都熟悉了之後才到香港，拍《咖喱辣椒》，很本土味道的故事，而且還有很好的監製陳可辛，一起來完成的。 記：周星馳那時候還沒出名吧？
柯：還不怎麽出名，張學友比他好很多。我剛好看過他演《一本漫畫闖天涯》，就說一定要請這個演員。我們那個戲拍完，周星馳的片酬從40萬變成了100萬。 記：你看過的中國內地電影多嗎？
柯：多，我基本上都看。中國內地的電影相對來說商業性差一些，節奏比較慢，適合去參展參賽。像當初看《紅高粱》，後來一個小孩子跑掉了那個…… 柯：對。我看，可能還會覺得好看，到了香港（笑），他們根本不看，不接受這種東西；在臺灣，也只是偶爾會接受一下。香港電影就是節奏快，胡說八道，可是它可以讓人家看完嘻嘻哈哈，讓人開心完了就忘掉。香港電影工作者跟臺灣電影工作者很不一樣。臺灣電影工作者很自私，導演很霸氣：我是導演，一切我說了算———這個很失敗，臺灣電影最大的失敗就在這個地方。香港電影是共同工作，大家一起來，有好的美術、好的攝影師、好的音樂，共同來努力創造一些東西。香港電影雖然節奏很快很無厘頭，它有很多電影在動作上是非常領先的，好萊塢看到嚇一跳：你們千萬港幣就可以拍成這樣，我們要美金好幾千萬呢。香港很多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色，非常靈活。 記：1999年你在臺灣主演的《條子阿不拉》，很多人的評價都很好。臺灣的音樂人陳樂融說你的表演有了“臺灣電影教父”柯俊雄的味道。 柯：是嗎？（笑）其實在演戲上我是很刻意揣摩他的演技，他對臺灣的人物，演得非常生活化。我以前演戲，他常常帶著我演，這個“帶”是很重要的。 記：比起香港，臺灣現在的電影很難做，但偶爾出現很有力的作品，像《條子阿不拉》。你怎麽看這個現象？
柯：臺灣電影不是很難做，是沒得做了。怎麽講，臺灣觀衆對看華語片，好像沒多大興趣了。他們都看洋片，當然，盜版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柯：不，有華語片。對這種電影，觀衆會覺得我在家裏看就很好了，到戲院去看幹什麽？ 記：你覺得《條子阿不拉》呢？ 柯：《條子阿不拉》還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電影，但其實我覺得還是可惜，它還可以更好。《條子阿不拉》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我講真的。但李崗（李安的弟弟），可惜他是一個新導演，他在畫面的運用上，讓我這個做演員的覺得遺憾。很難得有這麽一個好的劇本。 記：你參與的香港電影裏，也有與從前在臺灣的導演或演員一起合作過，像朱延平、柯俊雄、陳松勇……臺灣電影不景氣，去香港的電影人多嗎？
柯：那些都是客串，兩三天的工作，完全不重要的。能在香港發展的臺灣電影人很少，可以說只有我一個。香港不是能讓一個外地的電影人很容易地生存的地方，它要求非常本土文化的東西。 記：你認爲臺灣電影現狀怎樣？ 柯：臺灣現在沒有什麽好看的電影，侯孝賢、楊德昌現在也沒什麽作品出來。這兩個人的電影都是屬於很慢很悶的，以後的臺灣電影也受這兩個人的影響，新人出來都想學他們。這個我不太服氣，因爲臺灣電影不應該是這樣子，它應該可以蓬勃起來。很簡單它可以賣座——臺灣的廣告拍得很好，MTV很強，臺灣的唱片很強——可臺灣觀衆不喜歡看本地電影，連帶著香港電影他們也不喜歡看，沒有信心了。我講，臺灣的導演太獨裁，沒有辦法。《條子阿不拉》就是，如果他能稍微接受一下旁邊的意見，就是一個很好的電影，就是一個能拿很多大獎的片子。今天李安這麽大的導演，他也是接受武術指導的東西、攝影師的東西、美術指導的東西……才有今天這麽大的成就。大概他弟弟……這中間我跟他還有一點衝突，但最後我們只有聽導演的。 臺灣電影有20年了，沒有起來，我們一直在想辦法。我在想有什麽樣的機會，拍什麽樣的電影，要讓它起來。投資者要非常冒險，至少要四五千萬台幣，才可以去拍一部好戲，誰來給你投資？我希望有人來投資，有一個好劇本，我還是要在臺灣拍一部比較輕鬆、喜劇的動作片。 記：現在拍片拿投資也不容易？ 柯：臺灣電影本身有問題：沒有真正POWER（有力度）的電影。就像韓國電影，以前沒人看，爲什麽現在它不用賣給外面，光靠韓國市場就很賺錢？它有可看性，因爲投資下去講求收益。臺灣現在有政府給你輔導金，但給你1000萬，你拍800萬，都在投機取巧的事情裏面下功夫，怎麽可能有好電影？人家給1000萬，你應該拍2000萬，這1000萬做宣傳，那電影應該會好一點。當然現在也在抓這樣的人，追究這樣的行爲。現在我看不到臺灣有什麽特別的電影。 記：那麽你是否瞭解臺灣現在的電影人才都在做什麽呢？ 柯：我不懂臺灣有什麽人才，沒有電影哪有什麽人才？你抱負很大想拍電影，拍出來都是三五百萬、一千萬台幣的片子，很多年輕人想拍的就是小品。不是說小品不好，要賣還是很難麽！你拍個檳榔西施什麽的，誰會去看呢？商業電影製作的要點有很多，爲什麽好萊塢永遠拍警匪片？它的核心還是一樣的，其實它是改變得越來越先進、越來越多科技的東西，而我們是越拍越沒有。 臺灣以前的電影是很厲害的，我剛出來的時候臺灣的電視、電影那多可怕，香港、新加坡的電影，都是臺灣導演來教的。我看到韓國、泰國電影在蓬勃起來，我覺得臺灣電影應該學習。快了，臺灣電影快起來了。 記：如果臺灣電影像你說的，很快起來，你更願意做什麽？導演還是演員？ 柯：我想做導演。我想集合一批好的朋友，港臺兩地的電影精英，找個機會，當然我先要去找投資。我覺得現在臺灣拍電影的機會、環境是亞洲最好的。（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