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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又要鳴鑼開張了，自然風光占盡——這個擁有強大潛在電影市場的國度可以邀五湖四海同好圖此大業，也可以給有些萎靡的中國電影注射一劑強心針。而每年的長春電影節，也成爲訊息和影片交流的好去處。電影節，已經成爲與電影有關的副産品中一個比較高級的門類，在人們心目中海拔高度大致與名氣成正比。
在湛藍湛藍的地中海邊，5月，戛納以電影的名義，召集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一如往常，這一次，倍受商業電影衝擊的藝術之花將會在人們欣喜的目光中競相怒放，因爲，當且僅當這樣的時候，藝術電影才有機會被更多的人看到。
去年，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暗夜舞者》（Dancer
in the Dark）唱著憂傷的歌絕望地死去，她的手上沾染了朋友的鮮血，她的眼前彌漫著無邊的黑暗，觀衆的眼睛裏，閃閃的是傷情的淚水，而在戛納國際電影交易市場裏，悄悄流傳的消息是《暗夜舞者》不斷上揚的售出拷貝數。
拉斯·馮·提爾被認爲是近年來丹麥最有創造激情和影像表現才華的導演，1994年，他拍攝的電視肥皂劇《醫院風雲》（The
Kingdom），混雜了戲劇、鬼怪故事和超現實主義，營造出詭異的神秘氣氛，在丹麥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後來發行的長達280分鐘的國際電影版，也陡然使得歐洲“洛陽紙貴”。1995年，他突然放棄商業利益轉而投入藝術電影的艱難旅程中，與丹麥青年導演湯瑪斯·溫特堡在哥本哈根發表了“道格瑪宣言”（Dogma95），宣稱放棄一切商業電影的刻意製作，要以最純樸的方式呈現最真實的影像和故事。這一決定帶給他極度的資金困難，不過他的影片不需要很多錢也能完成，在1996年的《破浪》之後，他用《白癡》（1998年）徹底地實現了自己的電影理想：完全摒棄人造光源、禁止沒有聲源的音樂、晃晃悠悠的攝影機永遠游離在觀衆的視覺焦點之外、接近純自然的表演呈現了絕妙的非專業紀錄片效果，在一片充滿藝術氣息的讚歎聲中，《白癡》遭到了票房慘敗，而他的信仰夥伴湯瑪斯·溫特堡則在戛納電影節拿到了評審團大獎（《歡慶》Celebration，1998年），這個獎，使得丹麥電影終於在國際電影市場上得到了大量的投資。承受著背離“道格瑪宣言”的指責，拉斯·馮·提爾帶著製作精良的《暗夜舞者》來到戛納，這是一個類似音樂電視的影片，攝影優美，調度靈活，燈光造型極盡完美，爲了充分展現火車舞蹈，甚至使用了100台35毫米電影攝影機，除此之外，冰島女演員比約克的表演也可圈可點。在金棕櫚光環的照耀之下，這部由丹麥、瑞典合拍的劇情片取得了世界性的票房勝利，儘管如此，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仍然不比好萊塢的二流電影更高。
然而在戛納，這已經算是商業神話，足以慰籍正處於銀根緊縮期間的藝術電影，爲細水長流的藝術運動注入新鮮的力量。
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另外兩個國際電影節，資格最老的威尼斯電影節和國內觀衆最熟悉的柏林電影節。
作爲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電影節，創立於1932年8月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義大利）被譽爲“國際電影節之父”。墨索里尼政府爲了加強軍事統治，禁止了大部分的大衆娛樂，並嚴格限制電影的拍攝，但並沒有關閉威尼斯電影節。1943年至1945年，義大利戰事吃緊，經濟全面崩潰，電影節才被迫中斷。二戰之後，遭到重創的義大利，還沒有從廢墟中恢復元氣，就重新舉行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與此同時，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浪潮席捲全球，電影節起了極爲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有著這樣的優良傳統，威尼斯理所應當成了世界各地有創造性的電影作品和有理想的電影人的聖地。
電影節主要活動內容有比賽和評獎、會外展映、紀念活動和回顧展以及重視交流與合作的國際電影市場。電影節的獎項評選雖然經常遭到非議，但仍然具有藝術性的權威和國際性的影響：“金獅獎”——頒發給最佳故事片、最佳紀錄片和最佳短片；“銀獅獎”——頒發給優秀的故事片、紀錄片和短片；“評委會特別大獎”——爲令人難忘的優秀作品而設；另外還有“最佳男、女演員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編劇獎”、“最佳攝影獎”、“最佳音樂獎”、以及隨機頒發的“職業金獅獎”、“威尼斯金獎”、“國際電影評論家獎”等。
華語電影接觸威尼斯電影節始於1989年（第46屆），臺灣導演侯孝賢的影片《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此後，華語電影開始在威尼斯閃亮，1991年（第48屆），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挂》，將“銀獅”領回了家；1994年（第51屆），來自臺灣的蔡明亮以《愛情萬歲》的宣言折服了國際評審團，夏雨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電影節的很多影片，大概觀衆很難見到，因爲拷貝數都不多，也沒有好萊塢電影鋪天蓋地的宣傳，尖刻的批評也許就是——如果沒有電影節的承認，人們是否會知道它們的名字？
柏林國際電影節(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德國)
與華語電影的淵源最深，1975年開始展開接觸，1982年（第32屆），美術片《三個和尚》就獲得了“最佳短片銀熊獎”；1988年（第38屆），電影《紅高粱》一鳴驚人，獲“最佳影片金熊獎”，導演張藝謀從此開始了具有濃重個人風格的電影實驗；1990年（第40屆），謝飛因《本命年》獲“個人傑出成就銀熊獎”，在這部影片中，一個因過失殺人受到懲罰的青年，在刑滿釋放後仍然孤獨地活在喧囂的世界裏，最終孤獨地死去；柏林電影節是中國電影對世界展示的重要場所，每一年，電影節的頒獎典禮上都會響起中國人的名字——1992年（第42屆），香港演員張曼玉因香港導演關錦鵬的影片《阮玲玉》得到“最佳女演員銀熊獎”，1993年（第43屆），《香魂女》（導演：謝飛）獲得“最佳影片金熊獎”；1995年（第45屆），香港影片《女人四十》（導演：許鞍華）主演蕭芳芳獲“銀熊獎最佳女演員獎”，《紅粉》（導演：李少紅）獲“最佳視覺成就獎”；1996年，美國影片《理智與情感》（導演：李安，臺灣）獲“最佳影片金熊獎”，香港導演嚴浩（《太陽有耳》）獲“最佳導演銀熊獎”；1997年（第47屆），臺灣影片《河流》（導演：蔡明亮）獲“銀熊獎評委會特別獎”和“費普雷西獎”；1998年，香港影片《愈快樂愈墮落》（導演：關錦鵬）獲“艾爾弗雷多·鮑爾獎”和“特迪熊同性戀影片獎”；《小武》（導演：賈樟柯）獲“沃爾夫岡·斯陶特獎”；2000年（第50屆），中國電影演員鞏俐應邀擔任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我的父親母親》（導演：張藝謀）獲銀熊獎評委會特別獎……
長長的名單令人精神振奮，應該感謝柏林電影節對華語影片的承認，在兩岸三地的商業電影因爲好萊塢的衝擊而失去越來越多的市場的時候，這種國際性的承認和支援，使得華語藝術電影能夠頑強地存活下來，甚至悄悄地發展成長。
不僅如此，參加國際電影節的經歷爲華語電影人開拓了更多的視野，他們學會了商業炒作，學會了引起媒體的注意，學會了談生意，學會了自我推薦，學會了開發電影副産品，同時也學會了瞭解國際的電影方向，有的放矢地創作最可能得獎的影片。這應該是一種進步，因爲華語電影已經認識到名利雙收的重要性，放棄了孤芳自賞，轉而尋求藝術與商業的融合，以及華語電影與世界的融合。
在攻佔了三大電影節的陣地之後，華語影片向最豪華的電影獎項進軍。雖然在藝術電影的範疇之內肯定不會有人提到奧斯卡獎（the
Oscar），但這個面向著擁有巨大財富的美國電影和全球電影市場，通常以電影票房爲重要的參考專案的電影大獎，也給幾乎沒有任何利潤的藝術電影留下了一席之地。而且，通過立體媒介的強大宣傳，岌岌無名的小衆電影被爭相報導，拷貝數直線上升，甚至會創造出票房奇蹟。這種完全職業化的商業運作，並非是一種慈善行爲，奧斯卡有強大的野心，它要通過對寂寞的藝術電影的支援，改變自己暴發戶的形象，同時，向那些警惕好萊塢的國家抛出和平的果子，讓美國電影能夠被更廣泛的接受。
這是一個圈套，但是仍然會有人不停地爲之努力。
做藝術電影的人注定孤獨，趨利原則使商人遠離這些“花錢打水漂”的狂熱分子；喜愛娛樂的觀衆不接受彌漫在影片中的哲理和沈悶；只有少數的有那麽一點“偏執”的人們還在期待——他們散落在世界的各個地方，真心地等待每次的電影節，等待珍貴的消息，在惺惺相惜中享受短短的快樂時光。
他們只要一點點掌聲鼓勵就心滿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