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 《隋大每月評論》(Suida Monthly Review) No.10

趙剛 2013/4/17

這是一篇複雜而危險的文章,徘徊於「高貴」與「低賤」之間。文字之中,透露著一種自由的呼喚,但也埋伏著一種嗜血的殘忍。

作者吳叡人何許人也?因為他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我知其名甚久,但未曾謀面,而因為我的孤陋寡聞,印象也一直僅止於這個譯著者名,以及他好像是一個政治學者。前一陣子,有朋友傳來他在一個反旺中的學運集會中的群眾發言影片,但我不會更新我的電腦的Flash之類的程式,一直沒看到,直到前兩星期我才看到了,兩位東海的學生給我看的。這兩個同學,還給了我兩個論文連結,並希望我一定得幫忙看看,說這兩篇對學運學生影響頗大,他們也讀了,覺得裡頭的論述雖說很有吸引力,但總又模糊地覺得頗有問題,但又不知道出在哪兒,試著用「階級」這個傳統左翼視角來批判地整理,好像也不是很用得上力。他們希望我一定要讀,好提供給他們一些批判的視角或啟發的維度。

我於是趁期中考的這個空檔,把這兩篇以及其他兩三篇吳叡人的文章給好好讀了。讀的過程中,感覺算是複雜,我雖然非常不同意他的整個認識架構與核心論點,但認為他是一個可敬的對話者──他讀書、他思考、他有他的一套邏輯與價值、這裡或那裡他有他的觀察敏感,以及,他也希望「介入」「現實」。儘管,在細讀下,他也展現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矛盾與不一致,有時甚至──原諒我──扯淡,但我也在想,這些也未必是他的問題,而是一種當代的台灣的主流的思維架構所必然會展現出來的問題罷。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我的思維是沒問題的。因此,以下這篇批判文字,也等待被批判。如果有時間,我也許會接著寫我對學生所推薦的另一篇論文〈後殖民論綱〉的想法。

一、

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我的整理如下(我的整理只能為我自己負責,不建議讀者以我的閱讀為閱讀):

當代東北亞是蘊含著高度民族主義能量的地震帶:日本是「實質上美國的附庸」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中國還沒有「完成兼併台灣的目標」──『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渴求修補受傷的尊嚴,恢復帝國時代的榮耀,並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後工程─「收復」台灣』;而韓國則尚未「建立統一的國家」。因此,區域中有些日韓的進步知識分子去搞所謂的「東亞論述」或「亞洲論述」,其實是在「重構各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以為某種相對進步的區域主義或民族國家結盟形式鋪路」。在此,吳叡人似乎暗示此間知識分子不可盲目跟風,原因是因為「這場進步遊戲」其實還只是主權國家(知識分子)的遊戲,台灣一日沒有「主權國家的身分」,則台灣一日別想參與「任何形式的東亞共同體」。

在這個「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中,台灣的位置是賤民階級的一個成員,因為,它沒有國家,或縱然有國家但又不被這個體系所承認,從而只能在「帝國的夾縫」中如賤民般苟存於世。

但賤民自己不可妄自菲薄。既因為,唯有身處卑賤,才能有一隻眼看到體面民族國家俱樂部的偽善與嗜血,看到他們其實「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對國家形成權的壟斷,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但更重要的不在「思想」的可能,在地緣現實主義之中,吳叡人有一種他自己的現實主義──知識與思想最終而言是無效果的,因為「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之下,小國沒有逃離帝國強權掌控的選擇」。而這麼個判斷,又是基於吳叡人對「東北亞的當代」的認定,對他而言,東北亞當代的「民族主義格局」有三要素:民族主義能量累積巨大(已如前述)、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發展及其引發的在地民族主義反抗,以及(和現在這個論點有關的)新世紀以來新興的但不穩定的美中雙極體系(吳叡人用的是「多極體系」,但以他的行文為準,只有美國與中國而已)。

因此,吳叡人根據他所見證的這個「經濟與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邏輯」,所下出來的核心政治判斷是:「在沒有逃離帝國的選擇」下,作為「賤民」的發聲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知識菁英就只剩下一個弔詭的「無路可出」的出路,那就是勇敢地但也同時是「不得不的」負擔起「賤民」的歷史角色,成為「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並「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因其困境與生存之慾望,賤民被迫成為了「道德的民族」。

或許是自覺到他的這個政治判斷的非政治性與「道德─美學」性,吳叡人回到史特勞斯風(Straussian)的古典,期望台灣賤民在世界歷史的不公、殘酷與絕情中,「創造出一個公正的城邦」──,即「治理的技藝(statecraft)」,在絕望中一心向善,砥礪自身的精神氣度,蓄勢以待。等待什麼呢?「帝國突然崩解,或者當帝國揮軍東指」。而在等待中,賤民所做的一切,從未來往回看,也有了兩種可能的意義:「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

二、

吳叡人的這篇「宣言」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一些學運學生,我誠然不知,但我想,也希望,應該不是前引的那段賤民版的「不自由毋寧死」吧!

但這裡頭的某些訊息,對我而言,還是頗有進步潛能的。其一,歷史尚未終結;吳叡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其二、「民族自決」的欺罔性;吳叡人清醒地指出了帝國強權所支配的國際秩序的現實主義原則。其三、台灣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吳叡人把討論從台灣拉到東亞區域與世界史的層次。其四,吳叡人願意去看到政治、道德與美學之間的複雜且深刻的關係。其五、吳叡人的「被迫向善說」間接批判了之前獨派的妒恨 (ressentiment) 道德主義,指出台灣人並非必然佔據了一種道德優位。以及,其六,吳叡人進行這類論述後頭,有一種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非學院理解。

雖然這些對於一個「後殖民」學者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觀點養成,但置放在一個非純學術的視野中,他的這些觀點似乎形成了對台獨派的重大修正。但我之後要進行的批評恰恰是要指出,這些觀點其實並沒有超越獨派既有的框架與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觀點,在其外表的進步性之後,有其「反動的」理路構成,以及某種「結構性」的偏見與不見。

首先,令我最感覺訝異的是沖繩的消失

根據吳叡人在另一篇網路文章〈關於「進步本土主義」的談話〉,他寫這篇「宣言」的由來如下:

〈賤民宣言〉是去年[按,2008]九月應韓國延世大學歷史學者白永瑞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們那批韓國學者選擇台灣、沖繩、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學者坐下來談一整天關於「如何在帝國交錯的地帶逃離帝國」這個主題。

越南或許可以不提,但沖繩不正應該是吳叡人以「東北亞」為分析對象的核心之一嗎?雖然他和沖繩的代表「談[了]一整天」,但卻沒有理解到──根據他自己所設定的判準──沖繩比台灣還更是「賤民」。在吳叡人的「宣言」裡,他二眼所視唯有中、日、韓,以及美,而已。如果賤民眼裡只有帝國或是已經成為民族國家俱樂部的成員,而看不到其他的「賤民」,那又是什麼樣的「奴隸的道德」呢?在歷史中曾經有獨立王國傳統的沖繩,在美國與日本的聯合宰制下,相對於台灣的實存的國家政權以及有限被承認的國家身份,落得連個國家機器都沒有。

吳叡人避免談論那被美軍殖民直到1972年,之後才「被回歸」日本的沖繩,是出於什麼原因,是由於沖繩的存在對於他的論述構造而言是一「不方便的事實」(inconvinient fact)──因為談沖繩就不能迴避美軍基地殖民時期、不能迴避安保結構,而沖日、沖美問題是安保結構的結果,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基本上動搖了美國所架構的亞太區域「穩定」,而這恰是台派與獨派的論述前提?還是因為嫉妒沖繩的「更賤」?果真如此,那麼吳叡人並沒有超越獨派原先的一種妒恨道德主義。到底真正是什麼原因,文本不足,我不好妄度。但我還是願意建議吳叡人理解到,在沖繩人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制度性暴力,以及身心處在戰爭熱點的現實下,所進行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反抗,以及在這個反抗裡所展現的昂然的樂觀與不倒的幽默中,既沒有展現出那種總是以己為悲、要人「疼惜」的姿勢,更不曾展現出「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吳叡人的「後殖民」並沒有超克台灣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識,反而在為它尋找新的道德和美學養分。道德、美學與政治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的想像,吳叡人的是其中之一,而且對於懼血與樂生的人們而言,應無吸引力。

其次,〈賤民宣言〉在表面否定了「歷史終結論」之後,又暗地慶祝「歷史終結論」的再度凱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吳叡人在「宣言」中很曖昧地、閃爍其詞地沒有點破一個重要「政治判斷」,那即是必須親美,無可選擇地必須親美。吳叡人不明說,我善意地猜是因為他也不願意親美,他心痛於他自己的必須親美。

當吳叡人說台灣「沒有機會逃離帝國」時,他的意思再明確不過的是:在一個雙極體系正在東亞較勁的時候,台灣沒有選擇,只有西瓜偎大邊,而大邊就是美國。但恰恰就在吳叡人如此論述時,他似乎已經完全遺忘了他之前的論述前提:當今的世界是由「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但讓我們暫且忘掉他的遺忘吧,順著他的「邏輯」前行,向他如此提問:那麼,這樣的現實主義的選擇,除了苟活之外,有何道德基礎呢?吳叡人必須面對這一(於他而言更是重要的)質疑。但他,由於某種自我禁制,並沒有給出一個理路明確的答案。這個無法展開的論證似乎見證了吳叡人其實還是陷於「親美仇中」的台獨架構而無法超越。而這個架構的基礎即是美國。它(至少部分地、不完整地、甚至有嚴重瑕疵地)代表了人類文明上溯「希臘─猶太」的某種正朔,而中國則是一亞流的東方主義的帝國。因此,吳叡人的「歷史尚未終結」,無法引伸出一個吳叡人所想像的「重估一切高尚價值」的新的歷史,而只是對新自由主義者以為已經到站的事實性錯認的指正而已。

吳叡人的「賤民」和subaltern studies 不同,他的「賤民」是民族而非人民。從吳叡人的賤民觀點出發,歷史終站的到來必須有一個真正的民族自決為其必要條件,而新自由主義者夸夸其談的「個人主體」其實是有嚴重限制的,至少是手段性的限制。但只論個人的新自由主義者與(在這篇「宣言」裡)只論民族的吳叡人又有一個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否定(或是懸空)了階級。試問,「台灣人」果真是那麼悲哀的「賤民」麼?那一百多萬在大陸在東南亞當資本家與經理人員的「台商」及其家屬如何定位呢?「台商」這個範疇似乎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心痛」,猶如「沖繩」是台灣後殖民主義者的「不便」。誠然如吳叡人所指出的,「民族自決」在歷史中有其欺罔之面目,但台灣的「民族自決論」者,不也更應反求諸己,認識到自身「民族」在當代東亞與當代世界的多重身份嗎?有這樣吃香喝辣二奶小三、動輒雇用幾十萬上百萬弱勢「民工」的強勢「賤民」嗎?但這個問題,對吳叡人而言,是困難而難以解決的,於是他在理論上也只有遁回「台灣」「民族」這一主體。於他,歷史主體,如果還有,只有可能是民族。而當多數民族皆已建成了他們的民族國家時,台灣的悲劇英雄角色就是完成此一並沒有完成的歷史。

以「民族」或「賤民」作為單一的歷史主體,有非常不好的理論與政治衍申,那就是把「台灣人」視為「台灣人全體」。吳叡人在另一篇文章〈後殖民論綱〉中,對後一概念有一些討論:

當代後殖民主義主張,只有經由社會主義中介之後的民族主義才具有正當性,因為第三世界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政治獨立不足達成社會解放。「台灣人全體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傳統視野,從「社會」(階級/分配)而非「國家」角度,指出一個由下而上連結不同群體,以建構一個較平等、包容之「台灣人」概念的途徑。

在「台灣人全體」的直觀悅耳性之後,弔詭地是階級及其視角的取消;透過把你包容進來而把你取消,「全體台灣人」從而是「階級的大熔爐」。這就是為什麼更能代表台灣傳統左翼的、比較能超越狹義階級概念的限制,但又能保留階級分析、階級動能與民族解放的概念是「人民」(或「民眾」),畢竟「人民」這個概念還能區別出「非人民」,而「台灣人全體」則不能。非人民是誰呢?與封建、資本與帝國勢力結合的統治者、買辦、資本家,與合法暴力的壟斷者。

「台灣人全體」是一個高度問題性的「概念」。但在吳叡人那兒,則是一個相對明確好用的概念,因為它只有一個明確對象──中國。「台灣人全體」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範疇,甚至不是歷史範疇,而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一個在帝國風浪中必須要投靠美國航母繼續前航的勇敢的「奧德修斯」。因此,「台灣民主」也還是不幸地只能以這樣一種脫中入美的基底進行概念化。這是演說家吳叡人先生在「反旺中」的演講中之所以能讓眾多現場青年學生為之激動的主要訊息或暗示。吳叡人的演講具有魅力這一事實,反證的是一個世代的學運的墮落,是保釣世代的記憶的全然遺忘。

「台灣民主」因此可能是一個將民主內容抽空的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對吳叡人而言,「完整的民主」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追求自我決定的主權人民」。這裡,再一次地,吳叡人並沒有超越台獨論述的五指山。在台獨論述中,「民主」與「進步」是被他者所消極定義的。抽空歷史、人民、民眾,與階級之後的「台灣民主」於是被空間化,而說到底,這是因為「台灣人」與「台灣」變成了完全可以互換的名詞了,都變成了一種自憐與復仇的「隱喻」了,它是一種可憐而又神聖的「生命空間」。

三、

在這種「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想像中,作為一個其實很是認真(認真翻譯、認真寫作)的學者吳叡人教授,竟然在「思想」與「反智」之間搖來擺去。一會兒,他說,台灣的未來要靠大家「讀書、讀書、還是讀書」,另一會兒,也就是在此篇「宣言」中,他又無奈地掉進了反智主義裡。但這個矛盾其實又是可理解的,當他「史特勞斯」時,他要讀書,但當他不期然陷入在不能說是和當代新史特勞斯派無關的一種「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政治時,他表達了一種危險的反智傾向。因此,他說那「東亞論述」其實是沒用的,不僅如此,其實對賤民而言,思想作為一種實踐也將是沒有後果的。於是他說,政治問題「終究必須回到政治領域中尋找答案」。

但問題已經如我們已揭示的:吳叡人的「政治」是高度的去政治化,而進入到大寫的美學化與道德化,從而進入到一種宗教化。但吳叡人的狀況又非他獨自的狀況,而是當代新右派的集體狀況。他們混和了左右派的詞庫,集體勾勒出一種對「現實主義政治」的絕望姿態,並否定批判的知識實踐的意義。因此,他們雖然借用了一些傳統的左翼語言,但卻是左翼的徹底取消者。左翼不管如何界定,總還是相信理論與思想(相對於血氣與意志)做為物質力量的!

於是當代新右派耽溺於一種道德美學及其某種悲愴性,以「民族」為歷史主體、歌頌沒有內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慾望「危險地活著」、把死亡美學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將政治大美學化,在美學中尋找一種從古代奧秘地流傳下來的「道德意義」。凡此,都可以在「宣言」中看到魅影流動。但吳叡人的台灣新右畢竟又是台灣所特有的,更可說是一種庸俗化的波特萊爾,為何?因為他們的美學化了的道德意義,經過檢驗,竟然又只是菲利斯汀的現代性敘事重播,與古典中國的戰國策謀略「遠交近攻」的翻版。

因此,賤民的真正意義不是什麼「城邦技藝」,而是:我們不能沒有主人,只能在主人中選一個主人。

吳叡人對美國當主人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真正的心靈故鄉是芝加哥的史特勞斯魔山,而那是一個真正的、不摻水的、經典的西方──希臘與猶太/基督教傳統。那是美國的源頭聖城。的確,新自由主義太銅臭了,吳叡人因此要為當代世界開出一個出路──這是台灣思想的可能貢獻,然而這個出路卻又是一個「復古的」、「現實否定的」、意志論的、本尊西方的美學政治出路。因此,這個出路其實只是一個姿態,而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現實的、無可逃避的美國及其「大美利堅秩序」(pax Americana)。

早在1966年,還不到30歲的陳映真就寫出了對當時台灣的貌似進步的「讀書界」的批判小說〈唐倩的喜劇〉,尖銳地指出了所謂「存在主義者」老莫,或是「邏輯實證論者」羅大頭,其實都是某種表演者,他們真正的內裡其實是「現代化意識型態。也正因為如此,很諷刺地,當他們碰到了真正的現代化派體現者的出現時,他們都只有一敗塗地。今天我們台灣的「讀書界」是否仍然都是骨子裡的「現代化派」,還需要具體地、個別地談論,但整體而言,似乎歷史並沒有前進多少。

就先寫到這裡,還有些話,就留在別篇吧。

2013/4/16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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