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同行何明修教授商榷「矯情」 《隋大每月評論》(Suida Monthly Review) N0. 7

趙剛 2013/3/26

今天有同學阻我於途,問我看了臉書上卡維波與Still Rossi對於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的〈為何賤人就是要矯情:一個社會學的解讀〉批評文字沒,並問我的意見。我讀了這兩篇批評意見,覺得都很中肯切要。原本是不必要狗尾續貂的。但我還是決定寫這個意見。一來是對學生期望的一點回應。二來也是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我自己是沒看過《後宮珍嬛傳》的,今天也是頭一回聽到有這麼一句發燒台詞,算是開眼了。但由於我從小是在北方人父母親、祖父母的,從小聽到「矯情」這個詞──童年的我就常被我不怒而威的旗人奶奶這樣念叨過:「別這麼矯情!」。「矯情」的意思其實並不是「假仙」,而是類似小心眼、小可憐、說不得,也罵不得的一種不大器的小模樣。那樣子,我回想起來,我小時候還真是有點「賤」。

於是,加上這個對「矯情」一詞的南渡所帶給我的鄉愁與好奇,我把何明修的大作也拿來看了。以下是我的意見。因為我還不算是「社會地位較低下的群體」的一員,所以,我就不更「矯情」了,直話直說了。

一、關於何明修對高夫曼的理解。
卡維波與Still Rossi的評論我都同意。何明修對高夫曼的掌握,對我這個非高夫曼專家的社會學同行而言,是絕對藝高膽大的。可以說,他是以一個相當簡化的政治社會學分析架構,套在自始至終非常明確地且微妙地抗拒這一「古典」架構的高夫曼身上,其中包括了何明修的二元對立的生活世界、被普遍化了的「支配」、以及對於「本真性」的預設。凡此,都已經被卡維波所精準指出。我要另外指出的是,由於何明修缺乏了一套適當的知識儲備來理解高度過程性、反身性、「相互主體性」,乃至自我調侃性乃至有時瓦解性的高夫曼,他的解讀便完全呈現不出高夫曼的趣味與精細,反而充滿了幾乎是大一教科書式的粗讀乃至誤讀。例如當他提出他的命題,說「賤人比非賤人更矯情」,更需要「將令人不悅的部分偷偷隱藏起來」時,他指責高夫曼「沒有將權力因素納入考慮」。為此,他舉了銷售人員為例,「面對無理取鬧的奧客之無奈」。但這完全忽視了現代服務業裡的從業者(例如餐館的女侍、鋼管女郎……)對看似強勢的顧客的各種「管理」技術。「弱勢者」並不真的那麼可以那麼簡單地絕對化,高夫曼甚至從「完全機構」中的精神病患身上也看到了他們的能動性。簡言之,「賤人」並不比「非賤人」更「矯情」。你可以不同意高夫曼的微觀權力的操演論,但你不能說人家「沒有將權力因素納入考慮」。這樣簡化知識討論,對社會學的學生是很不好的。

二、關於何明修論點的自我矛盾。
撇開高夫曼,專談何明修。何明修有一個雙層蛋糕。底層是一個「人性普同論」,上層是一個「階級論」。在「普同論」裡,何明修說,「矯情」是人類社會生活所免不了的──所有人都在這裡或那裡「矯情」。這幾乎可說是「我是人,我矯情」了。但是,讀他的文章,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寫這篇文章的一種原初心情是對「中國[封建]因素」的厭惡,以及他對政府高官在面對反核四遊行的成功的發言時所展露的「矯情」的不屑。但是,以何明修的「普世論」出發,那麼反核四遊行也應該要深掘其中的「矯情」才對啊!怎麼你何明修卻認為那裡只有一片磊落與正義呢?你認同的對象就沒有「矯情」的問題,你不喜歡的,就有。這哪能和你所一再宣稱的「無處不矯情」搭得起來呢?

又,政府高官如此矯情。那不又自我顛覆了你所說的『「賤人」比「非賤人」更「矯情」』的「階級論」了嗎?大約是看到了類似的問題,Still Rossi納悶於:「倒底哪一種階級比較矯情?從Goffman來看,答案很明顯地是中上階級,怎知作者竟來個頭上腳下,令人驚訝。」但何明修其實自己也沒個譜呀,有時頭上腳下,有時腳上頭下。Still Spinning。

三、關於何明修的「社會學結論」。
最後,何明修說他的「社會學分析也引導了幾項結論」。而首先即是『請不要再講「賤人就是矯情」。對於現代多元而開放的台灣而言,種種中國封建的道德觀只會帶來負面的作用。』這我實在看不懂。他拿高夫曼和史考特這兩個洋人當文本分析了半天,全然沒有處理到「賤人就是矯情」這個提法,為何以及如何是「中國封建道德觀」的展現?僅憑一部連續劇,就可以得到這個結論?社會學似乎嚴重被「文化研究」入侵了。:)

但是,對於何明修說不要再說這句話了,我倒是自己能同意,而且根據的還是何明修式的理由:大家都矯情,大家都是賤人,不要再只說別人了。

何明修的第二個結論是:要注意權力所帶來的「矯情」。在此,他還是重複了他弱勢者需要矯情的論點。但此處還是有一新意。他語重心長地說,雖然台灣很民主化了,民主的、平等的,好比那可以課責的「師生關係」就已經取代了「師徒制」,但是,『無論怎麼樣民主化的社會,權力作為一種協調公共行動的元素還是不可能完全消失[按,我突然懂了他為何說高夫曼不處理「權力」問題了!]。在制度上,我們可以盡可能改善,避免權力濫用。但是對於在位者而言,更重要是一種基於反思之後的修養,如果不懂得更審慎而自覺地使用權力,那麼還是有可能製造了在下位者被迫「揣摩上意」,導致「矯情」的後果。』

何明修教授不期然地自我肯認了一種(我也認為重要的)「中國封建的道德觀」:儒家的克己復禮。

但是,話又說回來,長期書寫社會運動與學生權力並反對「中國因素」的何明修教授,最後竟把底層人民「免於矯情之自由」的希望寄託於「在上位者」的「中國因素」,可能是任誰都會大吃一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