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現實?關於反核遊行的回應與再反思 《隋大每月評論》 (Suida Monthly Review) No.6

趙剛 2013/3/14

我關於反核電(或「反核四」?)運動的兩篇臉書文章〈我要潑冷水〉以及〈309反核遊行所見所思〉,引起了一些迴響,有表達同意的,也有表達反對的。同意的就不說了,在此回應一下反對的說法,進行再批評,也同時自我批評。

最大的一個批評就是我的論點脫離現實。這個批評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郭力昕(敬稱免,以下同)在他的〈請在現實脈絡中談反核〉一文,認為我不曾「討論困難情境下之實踐方法」,從而建議我「多一點鼓勵,少一點挖苦」。大體而言,郭力昕並沒有否定我的實質論點,而是類似說,要注意實際在做事的人的困難。李俊達則在他的〈單單為人,不能反核?讀趙剛批判反核運動二文〉中,指出我太針對了遊行口號「我是人,我反核」發出我「顯得教條」的詮釋,而沒有看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上山下鄉宣講等實踐上的努力。

在這一點上,我的確不夠「現實」,我太就事論事了,而忽略了人與事的現實聯繫,沒有顧慮到實際參與到運動裡的人的心情。「做得累死,沒得到承認也就罷了,還被嫌!」於是,只要聽到批評,那就幾乎苦悶地要頓足了。這是台灣這個小島上所有和「左翼」沾點親帶點故的人長期以來的心病,我就有,所以我聞出了這個病味。大家在一個認同撕裂的島嶼上,大都是想要跳出認同的泥淖才走上這一條批判的、現實的道路上的,但是這個道路仍然佈滿了認同與差異的歷史坑坑窪窪,結果是大家都在比正確、都精神壓抑不正常。這使得批判的對話不可能,同時也覺得自己充滿了委屈。大家太委屈了,都想吃糖,都想被鼓勵。

郭力昕的建議就朝這個方向:「多鼓勵,少挖苦」。但不幸的是,我誠然不是一個會鼓勵的人,甚至,我更常被視為是一個比較會挖苦的人。但我並不曾居心挖苦過這個運動,如果有挖苦的「事實」,那我挖苦的是這個運動此刻所傾斜而去的那個團塊──姑且為之中產階級。我不認為有些朋友完全不瞭解我的「用心」,但在一種可理解的精神狀態下,把我的「用心」想像成「居心」,才似乎心頭更舒暢。我們都有一種「受害者」的腥甜慾望或隱密歡快,或許因為這個底器,我們變成了我們這樣的左翼?台灣的左翼也必須在台灣的脈絡下被理解。

所以,沒辦法,我還是要挖苦,苦夠了,就不覺得苦了。我們都要「大範」一點。如果我說的是白癡的話,不用理就好了。假如是歪理邪說,你據理批駁就好了,假如有點用,你就參考好了,假如大而無用,你救存參好了──也許以後有用(這是莊子的智慧)。我不是什麼「運動前輩左翼大老」,我只是一個對朋友不存惡意的「挖苦者」。但看到朋友轉來的臉書對話,我又看到那麼深刻的矛盾的酸苦心情:既把我說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白目,但又如此忌恨這個白目。雖說臉書對話反映了什麼也說不準,但我總是有些不安。

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向實際為這個運動提供心力的朋友致歉,如果我的發言冒犯了你們,雖說那不是我的本意。下面,是我仍然要繼續說的話。

首先,我要說,左翼的論述在大遊行取得聲勢上的成功之時,付出了重大代價,那就是「人的論述」或「人道主義」(humanism)成為了主流論述。李俊達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我是人,我反核」不單講述了身而為人的基本事實,也表達了人與能源政策息息相關[…],這也表達了人在政治上的存在與現身。』
人道主義與左翼的認識論與世界觀的巨大矛盾,以及後頭所隱藏的政治意涵,幾乎是左翼老生常談。那麼,我們需要重新來反省這個問題嗎?還是說台灣的左派不需要這麼「不現實」?又,這樣的一種說法又和台灣近十幾年來已成為主流霸權論述的「公民社會」或「台灣人論述」有何不同?我看不出它和「公民社會」的提法有何不同。比較起「台灣人論述」,那「我是人」顯然是進步的,因為核電問題遠遠不是「台灣」所能概括的。但如果「人」意味著「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超越,那麼為何又只反核電,不反全世界左翼都在反的「核武」呢?太不現實了嗎?我問這個問題,因為你們自認是左派。我們如果要用「人」表示我們對「台灣人」的政治象徵意義的某種超越的話,我們準備好了「人」的責任了嗎?

「人」的提出,我想,其實不是真的針對馬英九的談話,而是要訴諸那直觀的人的血肉之軀,人的家、人的土地,以及人的死亡恐懼與安全慾望。這是「無核家園」想像的「普世」基礎。因此「人」、「人道主義」最能聯繫上中產階級對身家的安全的慾望,並能驅動其榮譽感走上街頭。但如果一個能動員20萬人的大遊行,最後在論述上只能結晶在「核能安全」上,這是台灣的左翼所要的嗎?這個問題不能提出嗎?不夠現實嗎?

由於對這種「泛人道主義」不滿,我在小文裡提出了「階級」的向度,指出中產階級公民對廢核的想像都是集中在「不要核子,我要孩子,我願多付電費」的虛偽與矛盾,因為真正廢核一二三四後,中下階層的民眾將實際負擔廢核的「勞動力」。我這是要指出中產階級上街者不要那麼大義凜然、自以為了不起,其實核電真廢了的話(很好啊),責任的社會承擔則是不成比例地歸於底層民眾。這樣一種對中產階級的意識與無意識的「挖苦」,顯然也被很多朋友視為冒犯。如果這樣,那你們也太認同中產階級了吧。但我的意思其實又不只是廢核的階級負擔的問題,更是廢核之後的發展問題。現在大家都要廢核,這是政治正確,誰敢說不?但「廢核之後」呢?──魯迅當年提問過:「娜拉出走之後呢?」。廢核不是一定要和「發展」一起論述與想像嗎?這正是我所提出的,我們要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以及在那樣一種相對拮据的生活中尋求社會全體的分配正義的問題,而它們是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但我們的反核左派鬥士們對這個問題的不聞不問令人堪驚。基本的回應都是千篇一律:誰說電費一定會漲?並用各式各樣的數字來防衛他們避談社會改造的問題。P0-chein Chen 在他的臉書上說我「直接跳接到降低發展與消費慾望」來「說嘴」,是一種「論戰的策略罷了」,而且「絕對是高度危險的!!」。請問,我們為何不接受一個合理的可能性:核一二三四都廢或停了以後,以台電的經營效率,不漲才有鬼!他們天天罵台電,但卻又矛盾地把台電的「應變能力」捧上了天:沒有核電,電價仍能搞定。但「電價會上漲」這一推論,很恐怖嗎?值得你們一直為之闢謠嗎?是為了遊行的人多些嗎?倪世傑就說:「趙剛將這個問題歸諸於電價上漲,沒有好處,這是從利益角度衡量,但利益動員的運動,人數很難多」,還是「非核家園」的價值能讓許多青年站出來……。我何時說過這種昏話,想要用利益動員中下階層反核?但倪世傑很清醒地對動員人數很感興趣。

只有李尚仁拿英國的數據說了一些重要的話,指出核電的成本會計經常被有力者低估,並說其實核電爛攤子是個錢坑,最終受害最深的反而是底層人民。這是真正的把核電問題和階級問題拉起來的一種視野。如果核電「長期而言」(in the long run)並不便宜,而且立即災難如此可怖,而火力與燃油發電又是溫室效應的禍源,我們能不嚴肅討論發展問題嗎?中產階級能不反省身的消費主義嗎?這個資本主義的過度生產難道不是和過度消費綁在一起嗎?但Po-chien Chen卻說這是「泛道德化的禁欲主義」。中產階級只想改變外在世界的問題,從來不想改變自身。這是革命實踐嗎?這其實是一種妒恨政治的變形演練。

這個反核遊行透露了中產階級及其世界觀及其哲學的主導性。這最鮮明地反映在它是以「公民社會」論為基礎,其間,人與公民消融無間。公民社會的最大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敵對者就是國家。這,也許還是這個運動的最大動力之一吧。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多有勁啊!於是有些朋友見獵心喜地想到,咦,你趙剛多年前不是在紅衫軍的時候也表揚過「自主公民」嗎?不錯。但兩者能等而觀之嗎?紅衫軍所面對的是一個很特定的正當性危機,是「公民」針對政治的腐敗這個危機,以及因此而來的關於政治與道德與日常生活該如何關連的問題的這個「政治」場域上展開的。它,超越藍綠,它,「自主公民」,尋求自身在政治中的自我代表。在那裡,當然可以且應該用這種全稱來召喚。但是,「反核」最突出的不是「正當性危機」或是「代表性危機」,而是一種社會形構意義上的整體危機,牽涉到國家與資本、發展主義、消費社會、分配正義,區域安全、全球反核武、美式現代化秩序,以及另類生活想像的問題。這是遠比紅衫軍格局更大的運動,但卻被中產階級化、人化,給搞小了。那些議題都被「人與核災」這一意象給獨佔地排除了,只留下一個空洞的任你填塞的想像謂之「無核家園」(沒有核災會讓我們死的家園,而已嗎?)───但是,反核電不反核武,要怎麼能夠無核家園呢?台灣在火星嗎?又,既曰「家園」嘛,「階級」這個逆子當然就被逐出了。階級這個議題在反核遊行中被壓制被犧牲了,人、家與土地被表揚了──這難道沒有一個長期的右翼傳統在支持嗎?相對而言,那個格局本來相對小的紅衫軍運動反而比較沒有壓制階級以及表揚家的隱藏旨趣。

郭力昕批評我的文章的標題──「請在現實脈絡中談反核」──其實是很發人深省的,畢竟,什麼是「現實」,不是國家說了算、不是台電說了算,不是專家說了算,也不是你或我說了算。但你和我的責任則是讓這個「現實」深化、複雜化、歷史化。我們不是生來鼓勵人的。這個工作留給藝人吧。寫到這裡,覺得這篇回應文字也太長了,不想寫了,下面我就再提出一個「不現實」的問題,來就教於現實的知識分子與運動家了:

美國對台灣的核能核電而言,算不算「現實」?為何這個「美國因素」就幾乎從來不見人談?因為不能、不好反美?反美就是親中,就是中國因素?運動要照顧到這個「困難情境」嗎?

陳柏偉說他看不懂我為何參加遊行,而且「看糊塗了」。那我就讓你不糊塗好了。老實說,因為我那天參加的是我以為的「反核電、反核武、反美帝」大遊行。當然,我錯了,而我之前也知道我在自欺。那天我恰巧一直走在森小的宣傳車旁,夠了。反過來想,那也許就是我為何還能在紅衫軍的廣場上呆上七、八天的緣故吧。呵,懷念紅衫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