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和平 怎會是納粹同路人

趙剛 【 聯合報 2006/09/24】


日昨,執政黨立委林濁水為文論證「反貪腐倒扁運動」深具法西斯性格。但論證卻不敢面對一個簡單事實:法西斯運動曾有以女性、以母親為主體,幾十萬人手段平和,只要求一個貪腐領導人下台的嗎?這些可敬公民手裡的「愛與和平」的倒扁扇子硬是被看成納粹的反萬字符。

其實,站在統治者立場的眾多男性對一個「異己」女性的毫無羞恥與憐憫的暴力,才更深具法西斯性格。

  這是繼執政黨主席抹藍、抹「中」策略後的又一波論述。可惜缺少對新興運動的起碼理解,只有回到集體暗示與攻擊的老套路。在扣帽子這點上,執政黨竟是戒嚴時期國民黨的隔代遺傳。

這場運動,根據多日現場觀察,有兩大核心意義。

首先,這是社會保衛運動,保衛社會賴以維繫的基本道德與分配正義。民眾,特別是母親們,為了台灣社會的道德底線挺身而出。她們的語言是:「不出來,將來如何教育我們下一代?」道德危機之外,更重要的危機是維繫台灣社會的中下階層結構在這些年來的崩壞。這些年來財富兩極化越來越嚴重,「過不下去」不是修辭,反映的是這六年來激增的自殺者。

其次,這是大和解運動。很多評論者抓住了「台灣國」不容於現場,就驟下結論說這是一個不包容的場子。但是,他們選擇性不提的是,國旗也是不容於現場。廣場上的民眾柔性勸退手持國旗欲進場的激動老兵,反映民眾希望能超越藍綠,達成大和解。

這是「藍的群眾」開始面對與體會黨外運動以來的某種「黨外」純真年代時的心靈、情感、歷史認知的重大關節。當補破網、雨夜花、心事誰人知等歌曲在廣場上、在雨中被合唱時,那種新的歷史際遇感是需要被細心體會呵護的,而非犬儒地祭出「法西斯」惡幡,就可以免除理解的公民義務。

要找出運動的缺點無限上綱地全面否定它,是容易的,但指出它的歷史意義、進步性以及限制,則是自主公民(包括批判知識分子)的責任。

容我舉個例子,好比,如何看待「禮義廉恥」?有人說,禮義廉恥曾和蔣介石的宣傳有關,而蔣介石是法西斯,因此禮義廉恥也是法西斯。這種童騃三段論很容易,也許也很過癮,但卻是虛無怠惰的,因為論者只快慰於抹殺,而沒有努力地在舊的價值條目上開拓新的價值內容,論述出有時代關連的新義。

好比,禮,不應只是「規規矩矩的做人」的個人德目,而是「尊重差異,進而在差異中學習」的公民修為。這種擴充後的具有當代社會內容的多元文化價值觀,或許才更有助國人在面對族群差異、流移勞工,甚至兩岸關係時,能夠援引為有效的自我批評基礎。禮,恰恰是反法西斯的!更何況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義」、反剝削反貪腐的「廉」,及公共性、反身性、拒絕尋找替罪羔羊的「恥」。

因此,這個運動的未來,要免於成為政治掠食動物的打劫對象,必須要努力的方向不是紅軍出城,反而是論述回城──讓公共論述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把人民的苦悶轉化成價值導向的公共論述,並落實為具體政策,並以這些政策檢驗所有對運動虎視眈眈的掠食者,是當下首要課題。而歷史也將無情地檢驗所有為掠食者提供論述的學者或政客。

(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