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現象與當代台灣民主政治的危機

趙剛


誰說代議民主的平等性展現在一人一票上頭?政客最清楚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選舉近了,政客拉人站台,心裡的算盤就是,好比說,陳履安五萬票,惟覺五千票,廖正豪六萬票,顏清標十二萬票,許文龍三十萬票,李遠哲六十萬票...。這些人(更正確的說,其實只是「形象」)利用大眾媒體無遠弗屆的網絡,從家家戶戶客廳裡的電視跳出來,找到選民,貼將上去,然後在投票日那天,這些選民再從客廳直奔投票所,投下他或她以為的神聖清明一票,但其實是被媒體時代形象政治裹脅的一票。

就代議民主的格局與規範而言,除了李遠哲,上頭這些人士在選舉中充當招魂旗(或曰吸票機)的作為,都算是有正當性的,因為他們不是政治人物,就是資本家,要不就是宗教人士。政治人物和資本家都必須在選舉賭局中下注,來發展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表態支持誰,本就無可厚非,而宗教中人本來就是道德上綱,若說因為「道德」原因,支持某一政黨,本也無可厚非,在西方民主國家,天主教會也只能支持反墮胎的保守主義政黨,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本來就從不存在過。更進一步而言,宗教和其他所有的社會事業一樣,在政治效忠上,本來也都有其特定的物質利益考量。

那為什麼獨獨李遠哲出租他的形象就沒有正當性?就自由主義傳統中領域分化的原則而言,李遠哲既是一個公認的知識份子頭面人物,那他就應該要捍衛一種「知識的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理念,維繫知識生產的自主邏輯。當然所謂理念就表示現實上也許並不完全存在,但作為實踐的原則就必須敬它如它在,這這就好像社會主義者要捍衛平等的理念一樣。知識的正直在現代性中是一個核心的倫理綱目,因為沒有它,整個知識的探索活動就不存在自主性,更容易淪為特定利益的發聲筒。這個自主性的理念作為一種規範用來批判現實中的知識依附至今仍是有重大進步意涵的,且一般人在常識中都能接受這個道理;人們不會對政客或是財閥或是神棍要求「知識的正直」,但人們對知識份子還是依稀有此期望。當然,自由派的知識生產自主原則也可能成為虛假的客觀中立,甚至複製社會的支配結構,這於是就牽涉到真正的自主性必須以高度反思性作為前提;時刻反思知識生產的目的性問題。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談下去,但以目前的討論而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自由派還是批判的左派,只要是還沒有斷然否定現代性的前提(如反動社群主義與保守浪漫主義之所為),都不會完全否定這個自主邏輯的信念價值。但此次選舉中的李遠哲現象卻是以重大的代價瓦解了這個知識的正直,因為李遠哲完全是以道德姿態(挪用傳統中國「清流」士大夫的自我認同)與浪漫主義/宗教措辭(例如「沈淪」、「上昇」)來施展其影響,除了拋出「政黨輪替」四個字,說理過程極度缺乏,而說理是知識份子介入的唯一正當性方式,要不,知識與宗教與道德該如何區分呢?李遠哲在面對眾人對他的行為要求解釋時,他只有「不予評論」一詞來回應,那這個「不可說」的李遠哲到底是知識份子呢?還是佛呢?李遠哲既是以知識份子的公共身份參與政治,就不能逃脫眾人對他放棄知識份子角色的作法提出質疑。

知識份子不是不可參與選舉政治,而是知識份子必須在參與選舉政治的時候,要有一種深刻的反省,不把個人選擇說成時勢所趨天命所歸。這也就是說,知識份子不可利用擬宗教性的目的論來包裝權力,也不應順應群眾的造神運動(而這在半傳統社會中是很普遍的),把自己的食指擬神化。知識份子如果要站台,也可,但要清楚的表明這是自己的一個選擇,和所有其他人的選擇有一樣的價值,不多也不少。這當然是個理想狀態,但是值得知識份子把它當作一個敬它如它在的規範,要不然,知識份子(特別是明星級的)如何逃脫一道射在他臉上的懷疑眼光:你用公眾的信託,進行個人的投資。而如果辯說投身政治不是投資而是犧牲,那就是在迴避「權力」是社會稀少資源這一事實了。知識份子從政沒有特權,不能佔了便宜還賣乖,硬把獲得想像成犧牲。但在台灣,很多知識份子不幸一直耽溺於這種淒美的道德想像中,無視於他們無人能比的進可攻、退可守的優渥特權位置。李遠哲說他不當行政院長,就會回中研院當院長。到底這是一句「犧牲奉獻」的表白呢?還是特權的表白呢?今天李遠哲從政的問題其實已不是他個人進退取捨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問題了。民主政治如果要講求的是一種責任倫理,那又如何能從「進可攻、退可守」的人(也包括目前「國政顧問團」中的企業家與學者)的身上企求這樣的倫理實踐呢?台灣的政治向來是以自由民主的措辭來包裝,但自由民主體制裡的「責任歸屬」(accountability)倫理則在終年踐踏中。

李遠哲今日譽冠京華,但這個聲譽是李遠哲的個人資產嗎?李遠哲的魅力不是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台灣人對任何國際的肯定(「諾貝爾獎」!)的集體自卑/貪婪情結,以及對自然科學知識(「中研院長」!)的拜物教情結嗎?這個聲望其實是整個社會結構與歷史建構的結果。近一百年前,孫中山說平均地權、漲價歸公,今天似乎同理也適用於因整體社會文化因素而產生的道德資本的漲價。李遠哲沒有把眾人給他的信託以積極的方式「歸公」,反而進行個人的押寶(不管他用什麼道德姿態來淡化這個行為),是必須接受公評的(不禁令我想起另外一種知識份子──法國的沙特,他拒絕領受諾貝爾獎,因為拒絕接受來自官方所施予的任何褒獎;他並把自己的生命實現在反抗各類異化權威的行動中)。由於李遠哲的轉投資,投票市場上的芸芸散戶的票面價值急遽貶值。這個讓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各別選民的意志失效的謀略被(認為)看穿,就是李登輝為何遭到投票散戶(當然是弱勢者!)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鬧事」的根本原因。然而,李遠哲的操盤並不比李登輝更有正當性。

古老的「自由放任」說法於今在經濟領域裡又有復起的聲勢,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這個說法的意識型態性質,那麼宣揚這個說法的人如果要挽救這個說法的可信度,那就必須讓它首先在選舉文化中實現。為了避免政治信任市場上的不公平交易與壟斷行為,「看的見的手」必須要收起來。作為台灣的自由主義代表的「澄社」有義務負起這個責任,而不是在那裡橫眉冷眼地指責受害者,喜上眉梢地搓和有權者。在一個以自由主義民主措辭為皮,以道德主義、浪漫主義、「社群主義」為骨的霸權越來越成為台灣知識界的主流時,以及在以各種資本(包括道德資本、形象資本)壟斷形式越來越成為台灣社會結構的主導模式時,我們所要求的僅僅是一個最低標的基本公理的實現:讓一人一票既是表面也是現實。

當然,要達到這個目的,靠大眾媒體與形象大亨的自制是不成的,公民必須要棄絕媒體時代的形象政治,形成論述的公共空間,培養公共政策的品評能力,然後在投票日那天選出一個蘋果,而且以一種無比清明、不帶悵然的態度說「只是在認真地選一個比較不爛的嘛!」──希望這是未來的公民對選舉這一樁事兒的一個典型心情。唯有人民普遍的發展出這種冷靜細膩的人格,那麼任何形式的「李遠哲旋風」就再也颳不起來了。對於一些以「風行草偃」為由勸進李遠哲的「自由派人士」,我必須指出你們其實是古老的封建派,你們的民主政治其實只是「民草政治」。風上昇了,草能不沈淪嗎?

趙剛
2000/3/29 修改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