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自序

作者:夏曉鵑【世新社發所助理教授,台社社員】/2002.4.14


距離初次浮現探究「外籍新娘」現象的衝動,轉眼間,已近十年。這些年來,接受了無數的訪問、演講邀約,慨然分享我的研究和實踐心得;萬萬沒料到的是,在難產多年的書即將出版之刻,腦海竟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筆書寫自序。

煩悶間拿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剛出版的「大和解?」專輯,那裡正好有篇自己的文章。主編趙剛在編輯報告中點出,拙作〈外籍新娘媒體建構〉在一根本的意義上,也是在處理「大和解」的問題。一語驚醒夢中人……。

在台北眷區的記憶裡,有個老兵每到傍晚就會挑著豆花擔子,村子裡的孩子一聽見他嘹亮的「倒…灰…」叫賣聲,便趕緊回家拿個碗公和五毛錢出來。豆花老伯對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吃得最慢,總是在其他孩子吃個精光,滿足地離開擔子繼續玩時,我還在那兒奮鬥。幾次老伯急著到別村做生意,只好說:「曉鵑,你拿回去吃吧,錢下次再拿!」後來國民政府推動眷村改建樓房,咱們住的村子戶數最少,便理所當然地成了試驗村,村裡的人陸陸續續搬離,我們家也搬到桃園鄉下。改建的進度緩慢,我們家人偶而仍會回眷村老家收拾來不及帶走的東西。一次和哥哥回村裡,看見豆花老伯,蒼老了許多。哥哥和他聊起天來,老伯淡淡地說:「老婆跟人跑了」。印象中老伯的太太是原住民,當時仍然年幼的我,由於對老伯多年的感情,不由憎惡起那個我不曾謀面的原住民女人:「她怎麼可以拋下老伯,跟別人跑了!」

一面讀著「大和解?」專輯中,陳光興描述的南北韓,以及台灣老兵返鄉的眼淚,我的眼淚也隨之渲洩而下。父親在兩岸開放不久,便隻身返回湖南老家,之後又回鄉幾趟,但他從不讓我們做子女的跟他回去:「那裡苦,你們受不了的」。父親在老家已沒什麼親人,祖父母和叔伯早在民國四十幾年相繼過世,那兒只剩下父親兄弟的子孫。幾次返鄉父親花了不少錢,在台灣的母親看著父親沒限制的花費氣得跳腳,家裡常為了這事聽見母親對父親的叨唸。雖然知道母親持家的辛苦,但心裡總是同情父親,我想,十幾歲便離家,四十年後返家的心情是沈痛的,那些錢算是父親用來療傷的吧。但是,這些話我從沒跟父親說,也沒跟母親提過。甚至,我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或許就像陳光興始終不敢去拜訪他母親在北京的妹妹吧。

不論是豆花老伯和他那跟別人跑了的原住民老婆,或是父親和來自苗栗鄉下的母親,他們的結合都是「大時代中的小故事」。當中的憤怒,甚至仇恨,是那麼的真實,又那麼對立,以致於無法和解。就像「外籍新娘」和她們身邊的人一樣。那麼,難道我的「外籍新娘」研究其實是在尋求一種內在的和解?

陳光興筆下的南北韓、海峽兩岸數十年後再見面的場面,讓我想起父親以及始終不諒解父親花太多錢在大陸的母親;想起小時候每天挑擔子來眷村賣豆花的老兵,還有他那位跟人跑了的山地老婆。記憶中,每回聽到家人很情緒地談大陸人如何愛錢,或是小時候聽到村裡的人說山地女人如何不可靠,我總感到不厭煩,討厭那種明明是一家人卻又互相傷害的感覺。後來,我學會用不理會,甚至是漠視的態度面對這種情境。漸漸地,母親也不跟我抱怨,而我也從不敢去問老爸心裡的感受;回家,變得很形式,「感覺」似乎也不存在了,彷彿由漠視產生的距離讓我感到安全。但那其實是一個我始終不敢碰的傷口,但說傷口好像又太嚴重,總之是一個我其實有很深情感,卻不得不用冷漠包裝的領域。

也許吧,「外籍新娘」研究對我而言像是個內在的和解,有些接近,但又有適當的安全距離。透過這研究,我似乎找到了從小想要知道的答案:「為什麼兩造都是好人,都沒有錯,但是卻又那麼真實地彼此傷害呢?」人與人之間的殘忍、傷害,或許必須放置在更大的歷史與結構脈絡,才能得到更深刻地理解,如此我們才能調焦至人我之間的「交會」;和解,也才有可能。

這近十年的過程中,數不盡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我,以及這本書的寫成。感激最深,卻也最無法表達地,是「識字班」來自各國的姐妹們,以她們勇敢和堅韌,豐富了我的生命。桂英、和香、梅英、秀櫻、秀鳳和所有志工媽媽;靜如、自淳、長青、怡佩、慧明、淑英、彩旻、瑞梅、玲華、秀妃,還有更多在美濃的姐妹兄弟們,他們的支持讓我從不孤獨,也讓識字班日益茁壯。

「美濃」,對我而言,原本只是國中時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裡的粗淺印象,因為中研院徐正光教授的指引,讓我踏上美濃;而秀梅、永豐,和允斐,當時三位決心重返美濃的青年,更根本重塑我的世界觀。永豐甚至在幾次前往印尼做田野時,充當我的研究助理,這幾年來他在理論和書寫上時時提供創見,常在我最困頓時,注入活泉。

在美國唸書時,從Joe Feagin和Hernan Vera教授的身上,除了治學的嚴謹外,我更看見學者對社會實踐的熱忱與堅持,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協助,我早已放棄學術這條路。Feagin教授在讀了本書的英文版初稿後,爽快答應在百忙之中為我寫序,一如他過去十年的支持。好友Amir Marvasti, Sylvia Ansay, Debi Van Ausdale, James Bazan和 Nikitah Imani,不僅讓我更深入瞭解美國生活,亦在困境中,施與援手。

至於在留學期間曾讓我痛苦的師長,相當荒謬地,他們的殘酷成為我生命中的頓悟,讓原本只是知識上興趣的種族歧視、刻板印象,變得如此刻骨銘心,也讓我進而看見了自己生命中和「外籍新娘」命運許多不可抹滅的類同。那些在當下原本痛苦的經驗,讓我獲得新的體悟,為此,銘謝在心。

寫作期間,成露茜所長、信行、益仁、志弘、正慧、嘉苓、趙剛,和其他許許多多朋友的關心,讓我不敢過於懈怠;評審的建議和仕哲的細心校對,都讓本書比原來更好。

最後,謹以這本書獻給家人,感謝他們幾十年來對我反骨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