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個未完成的事業?
卡維波 1989.05.02

一、

當西方知識份子正對「現代:一個未完成的事業」進行政治意味十足的爭議時,大陸的民運份子則提出了要把「五四:未完成的事業」進行到底的呼聲;從這一點看來,部分民運份子想要達到的五四目標仍是「現代/啟蒙運動」的主要產物:布爾喬亞民主(德先生),實證主義科學觀(賽先生)。另方面,一些「海外學者」則呼應了這個「未完成事業」的提法,把當代的「民主與科學」抗爭視為五四精神的延續。

本文的立場不是要否認民運份子在主觀上要延續或繼承五四精神之企圖,也不是要否認七十年前的抗爭與今日抗爭之相似,而是要顯示在這延續中的不連續、承繼中的斷裂、相似中的差異。更具體地來說,本文要顯示部分民運份子想要完成的自由主義民主,欠缺成功的條件;其次,他們有關科學的一些提法,實際上是為了知識份子做為一個利益團體的特殊利益,但卻以非宗派性(Non-partisanship)面目出現,因此充滿了自欺欺人的可能性。

本文在顯示上述論點時,採用的是「社會集團分析」方法,把目前的「民主/科學/全盤西化」要求放在當代社會集團構成形態中討論。為了例示這個分析方法,我將首先分析過去中國不能實現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原因,這原因即是:中國在帝國主義支配下,民族資本家既不能成為霸權集團(hegemonic power bloc)之盟主,也不能成為反霸集團之盟主。

基本上,本文認為今天再談「五四未完成的事業」已經不合時宜了,我們應迎接一個「後五四」時代的到來。在這個後五四的時代堙A不再是人權構成民主的內容,而多黨制等等構成民主的形式,也不再是「客觀世界」構成科學的內容,而「被獨立的科學社U所領導」構成科學的形式;相反的,應當是各個社會集團的利益、權力、意識與慾望構成了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與形式。

「為什麼在中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或者:為什麼五四是「未完成」的事業?

有些人曾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解答上述問題。比如說,認為五四人物想用激烈的反傳統或全盤西化的策略來實現五四的目標,是緣木求魚;因為自由主義民主不能經由盲目打倒傳統而實現,相反的,它應經由創造性地轉化舊傳統資源來助其實現。五四的激烈反傳統態度是對自由主義民主的膚淺了解,因此缺乏了必要的思想資源來實現五四目標。

本文則認為思想史角度的原因,雖然是原因之一,但卻非結構性原因。結構性原因就是使因果現象成為可能的結構;易言之,正是因為這個結構性原因,才使思想資源問題成為五四未能實現的原因之一。

讓我們先來看看何以思想方面的原因不是結構性原因。首先,即使人們在開始的時候,對自由主義沒有真正的認識,或甚至為實現自由主義所採取的手段也是偏離自由主義的,仍可能經過轉化過程而實現自由主義。這就好像,中共在開始發展時,並沒有多少人認識馬列主義,而他們的發展也因為策略問題,以致挫折連連被迫離開城市,但最後還是實現了馬列主義。

而且,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其實還藉助於一些相異的思想資源之轉化,這些相異的思想資源包括了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但也必然包括了傳統思想──我們很難想像中共不「創造轉化」一些傳統因素,而能使中國人接受馬列主義。即使時至今日,中國人真正了解馬列主義的也不多,馬列主義的實現不一定是每個行動者都預見的後果 (intended consequences)。同理,自由主義的實現也有可能如此。

或問:中共不是一向都要毀滅中華文化的嗎?難道不正是五四人物的激烈反傳統妨害了自由主義實現之生機,也造成了思想真空,使馬列主義有機可乘?這個疑問所根據的觀察是中共反對中華文化的主流傳統、非異端文化。可是一個存在多種集團的社會,它的傳統是不可能單一同質的,它不可能只為眾宰制集團中的一個(最有力的)服務,或只單純的延續那宰制團體的特殊利益,它必須也同時照顧其他宰制集團的利益,並且也要整合屬於被宰制集團的一些傳統。易言之,傳統其實是多層繁複的(有時某些傳統的元素之意義還是歧義不定的),它本身包含了許多殘缺不全的小傳統,這些不能成龍配套的小傳統被一個主流傳統所串連起來,使之不產生(即掩蓋)矛盾。如果一個社會集團有力量發展它自身的小傳統,使之完整一貫,那麼它與「大」傳統的衝突與矛盾就會產生。傳統是活的,因為社會集團的折衝、較力都在繼續,並各自尋求新的串謰型態。在尋求新的串謰型態時,以不改造原來傳統(尤其是沉澱部分)而又能成為主流為最佳的策略,因為這策略所需力量最小而收益最大,這是一個理性原則。那種全面的反對一切傳統的虛無態度是非理性的。

我認為真正的全盤西化及打倒一切傳統的想法,從來就沒有完全的落實為各個社會集團的政治策略。資本家及工人也好,農民也好,固然都要「反封建」,但卻沒有必要採取非理性的虛無態度。只要是在現實中運動的人,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都會利用傳統中的一些元素去改造傳統。國民黨與中華文化傳統的結合,而實施有效的權威統治,就是創造性地轉化舊傳統的一個成功範例。全盤西化的極端想法在中國政治中實際發生的作用,我認為是被誇大了。因此更不能把中國未能實現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原因歸結到五四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傳統上去。

或問:即使激烈反傳統對其他社會集團沒有影響,難道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傳統對他們自身沒有影響嗎?而透過他們自身,會對中國政治沒有一點影響嗎?有的。但先讓我們回顧一下五四運動的構成形態,然後在顯示自由主義不能實現的結構性原因時,順便回答這個問題。

二、

五四運動的構成者是知識份子及學生(多數是自由主義傾向的激進派),民族資本家、產業工人、一些下層市民及小商人,這是多個社會集團聯合起來的運動。眾所周知,這些平時利益互異(甚至衝突)的社會集團能夠融合成一個運動團體(group in fusion)的動力是「愛國、反帝」。這也說明了在這段歷史時期內,中國城市中的被宰制集團具有一定強度的共同利益是「反帝愛國」,因此「反帝愛國」可以成為城市中被宰制集團聯合結盟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社會集團能夠領導這樣的同盟?即,哪一個被宰制集團可以用「反帝愛國」統戰其他被宰制集團,以形成一個反霸集團來推翻宰制體制?

一個社會集團能否領導反宰制聯盟乃繫於它的「意志/力量」。意志是個人主觀方面的條件,即,這個集團的成員如何評估推翻宰制體制所帶來給自己及別人的利與害(評估的因素則包括了:利害分配的型式、「形勢/風險」的估計,付出代價與其他可能收益之比較)。力量則是集體客觀方面的條件,例如:集團成員的組織形式,可以動員的資源,對相關事物看法的一致性,菁英意識的分配型式。

民族資本雖然受制於外資、官資與封建勢力,但是卻又在它們所開創下的空間形成、發達,並與其他宰制集團(地主、買辦)互相轉化,對現存體制的依存度較大,因此,不可能有堅強的反體制意志,他們的反帝是軟弱的而且有投機性質,因此不能充當反體制的聯盟領導。(這當然不表示民族資本家中沒有個別人物具有堅強的反帝意志,也不表示在一段時間的某個議題上,他們不會集體採強硬反帝立場。)

為什麼我們要談反帝領導權的問題呢?(五四時期代表各個集團世界觀的各種思潮間之鬥爭,就是爭奪反帝領導權之反映)。因為實施「反帝愛國」的運動方向可以是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性主義等等;而誰掌握了反宰制運動的主導權,誰就可以把運動朝有利於他的方向上推,因此就較有希望實現它的世界觀。民族資本家的世界觀是自由主義,他們無堅強意志去領導反帝聯盟,就無法實現自由主義;這就是過去中國不能實現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原因。

或問:民族資本家不能領導聯盟,那麼學生呢?學生雖然可憑學校集中,但組織鬆散無紀律,也沒有中斷社會秩序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學生的社會位置不定,無法成為社會運動之主體,凡涉足現實運動較深者,未待畢業就已經依附於其他社會集團了。但是為什麼在五四運動之後,激進的民族主義學生就從自由主義傾向轉變為馬克斯主義呢?

誠然,馬克思主義是工人的世界觀,而且工人是當時唯一有意志與力量去領導城市中反宰制聯盟的社會集團,但是學生卻不一定非要和工人結合不可,更何況許多學生都來自宰制集團的家庭;這就涉及學生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傳統心理了。

五四時期激烈反傳統的知識份子,是在中國社會開始能夠容納反父權者的物質環境形成時出現的。這些地主與商人的子女,在進入城市中的大學後,敏銳地嗅出時代變革之氣息,他們可以在新時代中扮演新的精英角色,而不再需要(或也不一定能夠)扮演他們父親原來的社會角色,再加上其他使父權削弱的原因,這些人的弒父情結就能以反權威的面目社會地及政治地表達出來。正是這種無法解決的弒父情結為動力的反權威宰制,使他們提倡激烈的反傳統思想,接受全盤西化的主張,並且為了推翻父權宰制關係,不惜推翻整個宰制體制,因此願意和堅決反體制的工人結合。他們非理性的欲望衝動(弒父情結)使他們不顧自己的出身(即,不考慮他們可從既存體制獲取其他的利益)。至於他們對個人利害及形勢的理性評估(如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歷史規律的掌握等),只是他們行動的「多重結構決定」(overdetermined)原因中的一個次要原因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反權威者對權威的需求與工人的合作紀律結合起來,在列寧主義中各取所需。

至於那些不轉向馬列主義的學生知識份子,有些不再過問政治,有些則企圖探索其他道路,但不管後者懷著多麼真誠的理想主義涉足政治,在不斷的掙扎後,也不免被動或主動地走上投機或與體制妥協的道路;在逐漸兩極化的社會堙A想走「第三道路」的各種集團之成員,結局莫不如此。還有些自由主義者則分別選擇了國共兩黨以便在它們內部發揮作用,但在大形勢的轉化下,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凡有所「動作」的人都分別遭到兩黨的清洗與整肅。

三、

回顧了過去,下面讓我們來展望五四目標的未來。

曾幾何時,「五四的目標」或「五四未完成的事業」就成了「民主與科學」的代名詞,「反帝愛國」已不再見,這當然反映了二次大戰後新殖民主義的新形勢。

近來大陸的一些知識份子,又開始提出「全盤西化」以及「民主與科學」,這是一個自覺的要實現「五四未完成的事業」之企圖;看他們言論的傾向應是自由主義式的。但是很不幸的,就我觀察,大陸沒有實現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條件。

中共實行改革以後,雖然出現一些私人企業,但是官僚資本的力量其實更增強了,它們在縱的與橫的企業聯合上都有突破性發展,管理階層對工人的控制也加強了。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式民主實現的機會很小。

我們實在看不出來,那些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民主方案會對什麼社會集團有訴求──除了個體戶、私營企業、少數中產階級;雖然這些人的集結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可以在城市及外國媒體上製造風潮,但是除了學生有學校現成的組織形式外,這些人很難形成組織化的力量,只能以街頭「暴民」的方式運動,其力量尚不足以推翻體制。那麼農民、工人、婦女等被宰制集團會被這些人的民主方案吸引嗎?

因改革而受益的農民滿足於現狀,而因改革而受害的農民則想恢復舊況。越來越多的農民在不離農村的狀況下成為其他階級,這之中固然有成為小商人、小企業主的,但大多數卻成為工人,為新的資本積累創造條件。總之,至今為止仍看不出農民會歡迎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似乎完全沒有與工人結盟的企圖,因為他們抨擊大鍋飯,以及其他保障工人就業條件的措施。他們還提出增加知識份子薪資的要求,這等於加大與工人的差距及加重工人負擔,這更使知識份子想要實現的自由主義政治難以得到多數工人的支持。

改革後由於資本邏輯的主導,女性就業工作條件日趨惡劣,女性身體商品化及各種歧視與不平等待遇正一一回復,面對這種情況,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僅視為市場運作的後果,他們只替市場機制的受益者說話,而不替受害者維護既有權益。因此,他們的集團屬性甚為清楚,可是如果他們不為體制的被宰制者服務,去代表各個被宰制團體發言,並找出共同利益與目標,他們又怎能形成反體制聯盟來推翻體制?所以不論他們怎樣號稱是為了全民利益發言,實際上代表了特殊的、宗派性(partisan)的利益。因此,他們是否真有反體制的決心意志,也是殊可懷疑的。

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可見的未來是不可能朝向自由主義發展的。因為財產權(property rights)一定會受到限制。知識份子如果真想實現民主政治,就應務實發展草根力量,放棄精英心態,不要一昧的想加大與非知識份子的差距。那些心中只有「自由出國的人權」或厭惡下鄉、下放的學生知識分子,是不可能與基層群眾結合反體制的,而且這種人最容易和體制妥協、出賣運動;尤其是在運動無更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時,更會有人以運動來謀私利,(目前這一波學運過後,這類人就會紛紛出現,海外一批「民運份子」即是一例。)

「民主」或許是當前中國各個被宰制集團的共同利益,但這個「民主」絕不可能是自由主義式的民主,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所有制變化基本上已經杜絕了自由主義的可能性。(正因為這個不可能性,再加上中共已成功地和許多傳統因子相結合,使得某些自由主義者絕望地再提出全盤西化的烏托邦。)

再者,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果幻想藉著共黨國家機器的力量,改變全社會的所有制性質,來實現自由主義(很多證據顯示,他們之中確有人有此幻想),即使能成功,由於不是依靠被宰制集團力量改造的新體制,新體制必然是對原來某些宰制關係的強化與深化。

四、

談完了民主,再來談科學。

五四時期把民主和科學並論,乃因為這兩件事都被放在「愛國反帝」的脈絡中被了解。易言之,民主與科學都是為了反帝愛國。故所謂「科學」,其實是指「科技」、「船堅砲利」這類事物。

在當代,已經沒有「愛國反帝」這個脈絡,那麼當知識份子提倡「科學」時,究竟意指什麼?究竟在要求什麼?

如果我們檢視有關科學的一連串論述,如:「反對外行領導內行」、「科學決策」、「尊重科學知識」、「科學中(獨)立」、「紅與專」、「科學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就會發現當代知識份子提倡科學時,要求的是體制能夠尊重知識份子,科學人材,改善他們的生活,官員不要高高在上的去領導知識份子,而是和知識份子保持權力平行關係,最好是由知識份子來做領導,由知識份子來掌握體制的大權,所謂「專家治國」是也。

所以當這些知識份子大談「科學」,要完成這個五四未竟的事業時,他們的要求是非常宗派性的,特殊的(而非普遍的、為了每個人的)。正如同工人、農民這些集團為各自利益發言一樣,只是後者不會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說成「中國的出路」、「中華民族的生機」。

有人或說,尊重科學以後,會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對社會均有利。這堛滿u有利」指的是「物質利益」,可是一個社會集團所考慮的絕非單純物質利益而已,而是在宰制關係中的權力分配問題。(更何況在生產力提高後所增加的物資利益,有許多可能的分配型式,每個社會集團對不同類型的分配會有不同的反應。)權力比物質利益(如金錢)重要是個很明白的現象,大陸上流行的「有權就是一切」便說明了這些。台灣的老法統寧可不要退職金,死守權位也是另一個例子。所以,把「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當作「對所有社會集團都有好處」的看法是非常幼稚的;這個看法更明白地說就是:科學是中立的、是提高生產力的事物,而物質之豐富即是進步,是每一個理性的人都歡迎的。而理性的人不應接受未經理性檢視之權威;科學是理性的,我們應當服從科學的指導,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否則就是蠻幹、盲動、迷信……等。

這個看法中有兩個盲點。第一,它沒有分析生產力的提高、物質的豐富等等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達成的,社會諸集團願不願意接受這些條件。比如說,農民可能寧願有權力去決定農業政策,也不願意接受補貼,雖然後者可以帶來物質利益。

第二,一個權威,或傳統、習俗,或者一套論述是否合理,並不是應當接受或拒斥這個權威、傳統……的判準。保守主義者以不同的理由很早就論證過這一點。我的理由則是,「合理」只是人類眾多價值之一而已,人還有其他價值(如「合乎我的利益」),這些價值也許在有些情況下吻合,但也可能衝突,但是人在行動與選擇時並不依靠單一的價值,即,人在選擇行動時並不應(實際上也不會)只問「合理」與否。(至於諸價值何以不能統一而有潛在之矛盾,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附帶一提的,隱含在上述看法背後,還有一個「科學中立」之假設。「科學中立」的意含追究起來,乃指「理想的科學」應是實在世界之如實反應(按照這個說法:物理、數學等是比較理想的科學,歷史、社會則否)。這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近年來已大受抨擊。提倡「科學中立」之主要目的則是「知識份子(專家)中立」。知識份子如果是中立的,那麼他們的意見便不是宗派性或為特定集團服務的,而是理性之化身,應為人人所接受。

和「科學(知識份子)中立」相關但不同的另一提法是「科學(知識份子)獨立」。在現代社會,就經濟生存這個意義來說,沒有人是可以獨立(力)存活的。除了山野中的魯濱遜,所有人都依賴著他所在之體制,依賴的形式有時是直接的(宰制或合作的權力關係),有時是間接的(如透過市場),但依賴則是相同的。可是愈是在依賴關係深化之同時,要求或高呼「知識份子獨立」之聲卻愈強,這固然可能是一些不滿現狀之知識份子要求選擇另一種依賴的形式,但畢竟也反映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勞心工作者被組織形式的非人化傾向,以及(在計劃經濟中)勞心與勞力工作者的利益分配之矛盾。

因此,大陸知識份子的要求獨立,在形成利益團體這個意義上是進步的,因為它代表了各種社會集團自發之力量互相競爭抗衡之趨勢,這是促使計劃經濟形成由下而上形式的抗爭力量。但是如果知識份子不把自己要求獨立的呼聲老老實實地以其宗派性、特殊性的真面目見人,(一如工人、農民等被宰制集團之要求獨立),卻以全民性、普遍性之面目問世(這則是體制內有優勢之集團欲保持或形成宰制地位之作法),就有相當的欺騙性與反動性。

五、

最後讓我簡約地談一下台灣與五四。因為五四的目標對台灣好像沒有號召力,不是活的象徵。這是不是因為台灣和五四根本無關?還是如一些沾沾自喜的人所說的「台灣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科學」?

五四運動對台灣的影響不應只從思想的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ies)來看,畢竟五四運動所營造之世界,已經把台灣納入其地圖中。這也就是說,現今台灣不得不受五四所營造出之政治與文化空間所制。

現在台灣知識份子即使在提倡五四精神時,也不再提全盤西化了。因為現在又和李敖時代的台灣不同了;在李敖時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看到資本主義正在台灣發展,但是卻看不到他們認為應當伴隨出現的政治民主化,他們把問題不放在「台灣──美日依賴發展」上,卻以為是國民黨的中國傳統阻撓了「美化」。所謂「全盤西化」就是「繼續西化」;在文化爭論背後真正的要求(Subtext)是「美式民主」。這是在雷震的政治運動失敗後,台灣自由主義者以文化運動形式出現的另一個政治運動。

目前台灣的自由主義反對政治運動已經不需要以其他運動形式出現,但是究竟台灣能否實現「真正的」或「美式的」自由主義政治呢?還是裹小腳布放大的「台式民主」?

現今領導反對運動的中小企業主、小資產階級,對「真正民主」的興趣其實不大;這也可以由世界各國的政治運動史得到印證。台灣自由主義政治的關鍵還是在於:台灣的民族資本是否只滿足於和外資、官資所形成之組合中的小股東(Junior partner)角色。如果民族資本歡迎工運及其他社會運動,那麼即可「夾殺」中小企業,並以壟斷之財力來安撫勞工,及取得國家機器之主導權,或可能相對獨立於中心國家之控制。但是以台灣體制因「台灣問題」而對中心國家之依賴,以及民族資本之形成過程,民族資本家似乎缺乏意志成就「霸業」。更何況民族資本家的盟友──新中產階級,對「美式民主本土化」(台式民主)已經非常滿意,應不會去要求「極端的民主」了。

當然這堛滿u美式民主」所指並不清楚(海耶克式?杜威式?)而且隱含地使用了「光譜分析」法來比較各國民主;這種方法假設了一種理想的、標準的民主狀態(真正的民主政治),也把政治從社會關係中孤立出來,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如蘊涵了第三世界國家可以有先進資本國家一樣的民主)。不論如何,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視為資本運轉所必須的政治形式,那麼「台式民主」就是在台灣狀況下實行的「真正民主」了。

可是民主政治不能以其真面目告示天下:「民主就是為了保障資本再生產」,它必須高懸一理想(如保障普遍人權等),否則就有「統治是為了少數人而非全部人」的「正當性」問題,這種民主形式與其內容的矛盾,仍然是使被宰制集團在後五四時期之民主抗爭得以存在並具有反資本體制的意義之原因。

因此,台灣之所以沒有五四的民主問題,主要是因為布爾喬亞民主革命的條件已不存在,而不是(如保守人士所想)民主抗爭已無必要。

那麼為什麼台灣也沒有五四的科學問題呢?一方面是因為實證主義科學觀占據支配性地位。另方面,專業人士、工程師、技術專家、科學家、中級管理人員、學術分子(這些人構成了新中產階級之主體)等等勞心工作者雖然也被宰制,但是比起其他的被宰制者,又從體制那堥得較多好處。這使得他們很難對實證主義,以及自身所標榜的中立、獨立加以反省,而且他們之所以能從體制取得好處,正是因為他們中立、獨立的表象;體制不迫使他們表態,是因為體制須要中立、獨立的第三者來鞏固體制。

近來知識/學術分子有頗多集結起來的傾向,這之中有三類情形。第一類是各種教師公會、教權會、教師聯誼會的集結,他們表明了成為利益團體的企圖(是為自己,而不是「為生民立命」、「為濁世之警鐘」),這是多元社會中正常且健康的現象。

第二,在政治勢力分化迅速的情形下,平日標榜中立、獨立的學者專家很容易「落單」,不是被迫表態,就是兩面不討好的被修理,因而喪失形象、份量及影響力。因此他們很有必要集結起來,成為各方都不願得罪、卻都想拉攏的對象;他們也可以在「各打五十大板」的模式下,繼續保持中立、獨立形象,亦即,繼續保持影響力……等。這和第一類集結有點相似,但係屬於「高知」的高層次集結。

第三,還有一類是具有進步或批判傾向的知識份子之各種集結:一個知識份子如果安於現狀或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則不論所學所言如何進步,都會因龐大的體制力量而終將轉化到進步的反面,因此集結起來亦是頗有必要的。不過如果這些林林總總的集結有長期不與運動掛L的傾向,則易於成為清談沙龍或第二類集結的「預備隊」。


本文原發表於1989年5月2日與3日,台灣《自立早報》(現已停刊)之自立副刊,分上下兩篇刊登;時值五四運動70週年,同時,當年4月15日開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仍在進行中(該運動終止於當年的六月四日)。報紙編輯在主標上另有一編輯標題為「在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背後」。此外,報紙編輯還有編按如下:去年五月四日,本刊推出「五四專輯──僵斃的叛逆符號」檢討台灣行之有年的「五四崇拜」,呼籲文化界應掙脫五四的霸權意識,重新擺正自身的歷史定位,積極面對當下時空的歷史挑戰。時隔年餘,海峽兩岸的社會愈往異質的道路發展,不加檢證地再重拾舊有的五四傳統論述,似乎愈顯不合時宜;時值五四前夕,相應大陸風起雲湧的民生運動,本刊特邀文化評論工作者卡維波先生撰文,從「社會集團分析」的新角度爬梳「五四」,進而點出當前大陸知識份子民主訴求的反動性與欺騙性,同時揭示「後五四」時期台灣民主的可能路向。 ─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