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一九八○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作者:楊照/楊照書舖/2002年1月22日


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其實並沒有真如書名副標宣稱的那樣,去記錄「台灣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種種活動。在我閱讀接觸的範圍內,兩年前出版的郭紀舟的《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海峽學術出版社),對於「台灣左翼青年」所思所為的關切,就遠比鄭鴻生來得廣泛且深入。

鄭鴻生記錄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記錄了他們非常非常短一段時期的活動。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間都活躍在台大校園,當然這幾年也正是鄭鴻生在台大唸書的時間。

《青春之歌》比較明確的內容,是鄭鴻生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錄。書中明白以年輕時代的鄭鴻生為敘述主體,寫的也幾乎都是年輕時代鄭鴻生所接觸到的人與事與校園文章,如此充滿自我意識的回憶與懷舊,當然不適合拿來當作「台灣左翼青年」的集體或社會學式整理研究閱讀。

這樣說卻並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夠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歸類定位清楚後,我們才更能評估這樣一本書的價值所在。

明明是一個個人的大學生活回憶,《青春之歌》卻絕不是一本瑣碎、濫情的書。第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短短幾年中,掀起了台灣戰後第二波的校園行動主義。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學生蜂起,不過那波熱潮,到了「四六事件」、進入五○年代之後,就被嚴厲鎮壓、嚴格控管了。在此之後,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後推至「九○學運」的校園活力冒出來,是為第三波校園行動主義。

第二波校園行動主義,由「保釣」開啟其端,卻軋然終止於七三年的逮捕行動與隨後的「哲學系事件」。這短短三、四年間,發生了很多事,又因為校園外的社會依然極度壓抑威權管制籠罩了一切,校園中的熱火思想與活動,在靜滯的背景對照下更顯凸出,也就帶著今日難以想像的衝擊動能。

鄭鴻生的大學生涯,剛剛好落在這個時點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師友們,又都是這波行動主義中的主要行動者。鄭鴻生以局內人的身份近距離參與,然而在逮捕行動及「哲學系事件」中,他卻陰錯陽差地逃過了國家機器的反撲懲罰,替他在記憶、描述這段經歷時,保留了較大的心理與情緒空間。

歷史條件使得鄭鴻生的觀察、記錄,越是個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園行動主義的底蘊。鄭鴻生青年時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當中出現最多、事蹟佔了最大篇幅的錢永祥,替這本書寫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裡錢永祥如此說:

「……三十幾年來,我對於自己成長的那些年頭、那些人與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終也有難捨的眷戀--那是一群活得認真的朋友、一個自信不平凡的時代、一段豐富而狼狽的經歷。」

所以故事就在他們怎麼樣活,他們真正做出什麼事倒還在其次,畢竟箇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個時代真有什麼不平凡真有什麼了不起,而在於那麼一群人認真地自己相信時代的不平凡。換句話說,這段經驗如果有意義,也是在於那麼一小群人,用那樣獨特的方式,建構了一個自己意識意念裡的輝煌世界,他們不顧苦悶的威權管訓、他們超脫了貧瘠的物質及思想補給限制,給自己的生活賦予了一組高超的、激越的價值內涵,是他們的想法、他們實踐、活過這些想法的日常細節,真正傑出、表現傑出。

然而從世俗現實的角度,這樣一個豐富的想像價值世界,卻帶給他們狼狽的災難。原本順利的學業因而中斷了。更狼狽的是想像中的高貴價值圖像硬生被國家機器的威嚇粉碎了。那是一種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原本看不起的國家威權前面承認錯誤承認失敗,放棄那高貴的、超越的價值追求。

這也就是為什麼像錢永祥這樣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當事人,會那麼抗拒去回憶的主因。這也就是為什麼其他局外人很難準確掌握到其間實存感受的主因。

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寫出了生活、寫出了自以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寫出了其間及其後的狼狽。鄭鴻生的位置,使他沒有掉入書寫這段故事最可能掉進的雙重陷阱裡:他沒有以現實面為標準去矮化那些其實只活在少數幾個人心靈裡的高貴理念;他也沒有純然封閉在高貴裡念裡,把這些人刻劃成為英雄,或賦予他們改變歷史、影響歷史的角色。

鄭鴻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現實與理念中間的狹窄地帶,讓沒有活過那段時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這些不曾真正改變過歷史的人藉著思考與生活,給那個時代的台灣多增添了一項多元基因。他們不同於服膺黨國意識型態的同時期的李大維、馬英九、趙少康、馮滬祥們,他們創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創造過,自己的信仰與價值。這是台灣社會的寶貴資產,反過來看,這些認真活過的人,在往後的生命歷程中,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被邊緣化了,而是那些沒有創意地呼應黨國宣傳的人,成了這個社會的主流菁英,這樣的篩選說明了台灣的問題,台灣的悲哀。

《青春之歌》裡寫到一段奇特的經過。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警總動手抓人。本來是要同時逮捕黃道琳和錢永祥的。黃道琳被抓了,可是錢永祥卻逃過了。

「老錢(錢永祥)頓然想起,這天早上出門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詢問翠嶺路九號的位置,而他家則是十九號。那是在新北投的一個山腰上,周遭還頗荒涼,沒太多房舍,走到山腳則有一段路程。他也記得看到一輛吉普車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觀察到他們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況。由此他推斷那個問路的人以及那輛吉普車應該就是來抓他的。……這天早上在翠嶺路上問路的那個人終於找對了門號,也發現了他要的人剛巧和他錯身而過,就火速下山企圖攔下開往台北的公車抓人,但還是遲了一步讓老錢懵然無覺地來到台大註了冊。」

不過這麼神奇的巧合,卻只替錢永祥多爭取了半天的時間。下午錢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還是去了警總自行報到。

這段故事,多麼適合拿來作為這段校園行動主義具體而微的象徵。在那個年代,國家機器私了一個錯誤(自大傲慢的警總及國家機器必定會犯錯的),意外地讓一些應該被監管的學生獲得了自由,只不過這自由如此短暫,最後他們還是只能被迫回到那個由威權管束搭蓋起來的牢籠裡。

為什麼自由那麼難、那麼短暫?鄭鴻生記錄下的錢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觸,說明得最清楚:

「老錢……到西門町漫無目的地走著,……想著這不是革命的時代,沒有革命組織可以投靠,沒有媒體輿論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門町的茫茫人海,個人像滄海一粟般無助。」

明明是無助的滄海一粟,他們卻硬要認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華」,他們的困境更凸顯了他們不可磨滅不該磨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