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政治論述與政治價值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相應於它所面對的內外環境，會形成某種特定的政治論述，一則藉以澄清它所必須處理的政治問題，二則藉以凝聚關於政治價值的共識。這種論述的發展與演變、積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集體意識的歷史，對於其成員的自我認知與邁步方向有相當的影響。因此，看看什?論述特別突出、什?論述又掩沒不彰，可以揭露這個社會集體意識的內容與結構。
舉例以言，回顧1949年以來的臺灣，我們會注意到，就近代各國政治史上常出現的各類政治取向而言，臺灣社會的意識光譜有兩塊獨特的空白：這個社會的成員，始終沒有發展比較突出的保守主義取向、也缺乏社會主義的反抗傳統；相應地，社會裏則缺乏一個比較自覺的傳統勢力、也沒有比較突出的階級衝突。殖民地的背景、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方式、冷戰大局面的作用之類因素，不難說明這種意識形態光譜的構成。可是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缺席，對於臺灣人民的自我認知?生了深遠
的影響：其結果，就是臺灣的政治選擇，似乎總是擺脫不掉菁英層次比較右傾的、或者庶民層次比較民粹的兩種可能。今天的臺灣如果還可以用「民粹威權主義」這個概念來形容，其政治文化的根源，與這種意識結構不無關係。
相對之下，五十年來對於臺灣的政治意識起過較大定調作用的論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廣義的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先後各自提供了一套具有正當性的問題與討論方式，供社會形成共識、凝聚意見，在現實中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觀察它們的對比、消長、以及各自所體現的政治價值，有助於我們在此刻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省思。
二、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更?小史
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中，自由主義在臺灣都未曾有過較?完整深入的經營發展。可是回顧1949年以後臺灣民間——或者應該說「半」民間——主流政治論述的形成，自由主義的確?生過一定的影響力。這一頁歷史由《自由中國》半月刊發端，後來歷經幾份刊物（例如《文星》、《大學雜誌》、《美麗島》以降發揮過強大普及作用的?多「黨外雜誌」、以及《中國論壇》）此仆彼起的鼓吹，一套在浮泛意義上可以稱?自由主義的言論，?回歸憲政民主與政治改革的要求，提供了較?完整的論述資源。《自由中國》半月刊所提列的一系列政治議題、它探討這些問題時所運用的概念、所鋪陳的價值、所劃定的基調與訴求，幾乎界定了後來近三十年臺灣社會的政治論述。拿1980年代政治熱潮中黨外雜誌、兩大報的評論與專欄、乃至於《中國論壇》等刊物中的文字，與《自由中國》的言論對照，我們會?了其間驚人的重復而歎息。
如果1950-85年這個時段，也就是《自由中國》式的政治論述貫穿民間政治意識的時期，可以稱?自由主義的時期；那?1985年迄今，則可以稱?國族主義的時期。當然，這種時段的劃分不可能精確；例如從1975年《臺灣政論》創刊開始、到1985年?止的「黨外時期」，便應當看作一個頗?戲劇性的轉型過渡時期，也是臺灣的新興民主力量摸索、尋覓自己的「正身」的時期。大略的說，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本土政治人物（相對于原先以外省籍知識份子?主的組合）逐漸主導政治言論；他們以延續自由主義論述?始，終於開?了以臺灣獨立與更新國家認同?號召的另一套政治論述。
《自由中國》開?的自由主義傳統，主要以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其存在理由。可是到了1980年代後期，這個功能急速退化消失。兩方面的變化，迫使自由主義退出論述舞臺。一方面，臺灣本土主體意識?頭，威權體制面對沛然難禦的挑戰節節敗退。在民進党的領導之下，這種意識順勢進逼，發展成建構臺灣民族與臺灣國家的具體主張。結果，往昔民主反對論述的自由主義內涵，逐漸由民族主義取代。另一方面，隨著李登輝時代展開，著力推動人事與權力基礎的本土化，體制本身的外來、壓迫色彩也告淡化。透過總統直選，李體制不僅取得了龐大的民主正當性，也具體呼喚、凝聚了臺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
到了1990年代後期，特別是在幾度以修憲?焦點的爭議中，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套政治意識形態的更?交替正式完成。國族主義的勝利是有理由的：它有「中華民國在臺灣」這樣的現實國家作?基礎、有主要族群人口長期受到壓制後所形成的集體記憶與向往作?動力、更有海峽對岸一個明確的「它者」作?對比。現實的國家利益、廣泛的民主利益、加上排它的主權利益，使得國族主義在臺灣終於取得了道德與政治兩方面的制高點。
三、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政治價值的分歧
?所皆知，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理論上存在著頗?尖銳的緊張。不錯，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或政策選擇中，它們不必然要時時刻刻發生衝突。可是我們要理解，它們各自背後的推動力量，乃是極?相左的政治價值。意識到這個事實，有助於我們在面對衝突時的調適與選擇。
國族主義所追求的價值，就是賦予國家高度的自主與優先地位，藉以集中意志與力量，達成政治共同體——也就是民族國家——的生存、穩定、自保、與發展。建構新的臺灣民族與國家，正是以落實這項價值?鵠的的努力。這件任務，有它本身的發展邏輯。所謂建立新國家，意思就是以重新界定的政治正當性?基礎，透過制度的安排，追求權力的集中與壟斷、決策的集中與統一、以及由一個領導中樞對國家意志與國家利益做明確絕對的界定。而所謂新民族的建構，則是?了讓一個一統而同質的人民集體出現，落實新國家所主張、所自詡的民主正當性。臺灣的歷次修憲，業已將這個基本取向逐步實現；在這個問題上，國、民兩党菁英以及社會主流是有堅強共識的。
相對于國族主義，自由主義的關懷迥異。由於著重個人，它會抗拒集體性的目標和價值；由於信仰社會的自主，它會反對政治力由上而下的整合模式；由於強調多元，它會挑戰「人民」、「民族」、「生命／命運共同體」這類整體主義的建構；由於對權力的疑懼，它會要求以分散、制衡、限權?特色的體制；由於擔心統治者取得道德權威，它也會提防旨在表達民意的制度（例如選舉、公民投票）淪?提供正當性的工具。在這些方面，自由主義本來即不容易與新國家運動同調。至於新民族的建構，自由主義出於種種顯然的理由，就更加猜忌疑懼了。
經過十年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國族主義在臺灣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果，而自由主義則益形與社會主流意見脫節。明顯的事實是，國家意識強化、國民意志凝聚、而國家統治體制既取得了民主的正當性、又取得了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詳細的變化無須在此列舉；只要回顧十年以來，國家認同、政府體制、與公共政策這三類議題引起爭議的程度已經有所逆轉，就可以知道，國族主義業已扭轉了臺灣政治論述的座標。在這個過程裏，自由主義處境日蹙，對於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與國家主義式的政府體制，今天已經沒有置喙餘地了。
四、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國民身分理念的分歧
對於政治共同體的目的與結構有不同的構想，並不是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唯一分歧。事實上，自由主義對於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有所保留，並不是因?它抗拒國家與民族這兩件事物本身，而是考慮到國族主義的內在限制。就一個現代社會而言，「營建國／族」不可能是唯一的政治要務；社會的組成是否能夠以公民身分?原則、社會成員相互對待的方式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義的普遍標準，都是重要、棘手的難題。可是要在國族主義的基礎上，達成這些屬於公民社會的目標，卻有其內在的局限。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兩項工作極?重要，而自由主義在這兩方面所能提供的理論資源又比較多，自由主義對我們的時代——這個矢志追求社會正義但始終難竟其功的時代——才一直保持特殊的意義。
近代民族國家賦予它的成員的身分殊堪玩味，乃是由兩股相互排斥的力量所形成的。民族國家本身作?一個「現代」的現象，對於傳統與自然範疇（例如等級、血緣、親屬、宗教等關係）提供的身分認同，必須加以挑戰：民族主義作?現代化的先鋒，必須將個人拉出傳統、自然的關係網絡，賦予他們一種普遍而平等的身分：「國民」。可是一方面，國民的建構，卻仍然需要經由「國有化」了的自然或傳統因素來達成，務求這類表面看來前於政治的「國民性」，與國家的政治組織同一外延；此之所以「同胞／族民」與「國民」的所指能夠完全吻合，發揮同樣的召喚能力以供國家動員。另一方面，國民概念所涵蘊的平等、抽離、普遍主義的取向，又賦予個人平等的權利、義務，驅使個人走向民主、法治觀念，鑄成了「公民」的身分認同。我們可以說，就身分問題而言，國族主義的傾向是追求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國民(nationals)，而自由主義則傾向於實現民族國家無法完全吞噬消化的公民(citizens)。兩種立場都沒有否定民族國家的現實，可是兩種立場所?生的成員的認同與意識，卻有著細微而重要的差異。
回顧過去十年來臺灣國族主義的發展，我們不能不說，就國家成員的身分建構而言，重點偏向於擺在「國民」而非「公民」的一端。即使旨在超越族群藩籬的「新臺灣人」，也仍然強調對於土地、歷史、文化、語言等等半自然因數的感情認同與意識。毫無疑問，作?個人或者團體的文化意識的基礎，這些尋求「歸屬」的作法都是值得鼓勵的。可是作?國家建構國民意識的基礎，它們卻是對於公民身分的誤解。「公民」畢竟不等於「鄉親」。公民身分應該由平等的權利義務來界定；公民的認同物件首先應該是憲政秩序與民主程序；公民之間的合作基礎應該奠基於公平的體制；最重要的是，公民身分所肯定的平等價值，本身具有潛在的反思與批判傾向，對於現有的制度、傳統、與習俗，必然會維持批判的距離。成熟的公民，乃是對於習見的事物與想法保持抽離態度的公民。這種態度，與動輒回到民間、回到鄉土的坊間時興，不免形成雙方都尷尬的對比。
國民概念一旦壓倒公民概念，直接的一個影響，就是臺灣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容易受到內生的干擾。公民社會的一個特色，在於其中個人或者團體的交往與活動方式，須要具有公共的性格。公民社會的公共性格，首要表現在其成員能夠以公開而基於普遍性規範的方式，介入社會性的互動過程；它並不排斥許許多多私性的、特殊的認同與人際關係，例如感情的、文化的、屬於特定族群、傳統或者生活方式的目標與規範；可是任何領域或團體，仍必須與外界維持對話與互動的關係，接受普遍性規範的約束與衝擊，而不能構成封建式的封閉勢力。在臺灣，儘管經濟的發展可觀、人口的流動也頻繁，可是由於國族主義傾向於用家族、地域、鄉里、族群等範疇界定國民，國民意識的私性格反而增強，開放、對話與批判的傾向則相對降低。這種情況下，社會裏即使有許多人熱心公?事務，公共領域的成形還是面對許多障礙，整個社會的組成還難以呈現公民社會的特色。
公民意識低於國民意識的另外一個影響，就是關於社會正義的理解趨於模糊和保守。社會互助與社會福利，本來應該看作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責任，也是公民之間形成連帶感與整合意識的物質基礎。可是近年來，許多攸關正義的制度與措施在提出的時候，理由卻正好不是?了落實公民身分的普遍權利與尊嚴，而是基於傳統性的社群連帶、同胞感情、「用愛心愛臺灣」之類的傳統主義說詞。這種情況之下，社會自然無法形成廣泛強大的道德共識，將社會正義看作基本、迫切而有超越地位的社會目標去追求。影響所及，臺灣社會的進步力量逐漸萎縮，理想性格日見消退，社會的改造與制度革新淪?空洞而遭政治力量（乃至於商業力量）無情操作的口號。對於臺灣這樣一個缺乏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正視。
五、結語
公平地說，臺灣社會主流會如此積極走向國族主義的道路，不僅有其主觀的選擇理由，也有其客觀的形勢需要。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對於國族主義的趨勢以及成果可以做許多批評；可是這類批評是否掌握到了臺灣人的政治價值選擇的背景、是否真正面對了臺灣的政治現實與艱難的處境，恐怕也值得批評者自我警惕。
話說回來，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峙之所以持久而尖銳，一個原因正在於這兩套價值雖然針鋒相對，卻又難以偏廢。當年美國的制憲者清楚意識到這個事實，強調制度的設計必須兼顧國家的「能力」與人民的「自由」，多少表示他們有心在前者的國家主義與後者的自由主義之間求取平衡。美國的日後歷史顯示，這種平衡沒有定法，而是需要每一代人根據時代條件用智慧來調整的。而美國式的民族主義之構成，必須在複雜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之間無止境的摸索協調，也足以說明，民族主義需要自由主義的節制，否則容易形成一個壓迫、窒息、保守、封閉的社會。
不過，臺灣的自由主義論述，由於其理論傳統的羸弱和政治經驗的膚淺，似乎還無力承擔這?沈重複雜的任務。尤其近十年來政治發展的趨勢推波助瀾，臺灣自由主義者本身也陷入了「我是誰？」的迷茫。許多在威權時代尚保有幾分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今天紛紛離開自由主義的?蒙立場，或者投入臺灣國族主義的溫馨懷抱，或者滑進後現代的化妝舞會，也不乏向中國民族主義回歸者。自由主義在臺灣的式微，與其埋怨國族主義的致命誘惑太強，不如歸因於自由主義者本身缺乏思想的資源、歷史的覺悟、以及道德的承擔和自信。這種自由主義，在臺灣社會開始反省五十年來積累的政治價值信念之時，所能做的貢獻，恐怕也相當的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