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形成的政治經濟學:評丘延亮

陳光興


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是丘延亮從1985年起,用了十八年心血所完成的新作,雖然它所「記錄」地是短短十三天一群香港女工抗爭的歷史事件。

坦白說,這本書不好評,主要原因在它的書寫跨越了不同的文類與學術領域,它是人類學也是社會理論,是民族誌也是田野日記,是歷史也是小說,是中篇小說也是後設小說,是工業社會學也是社會史,是文化研究也是政治經濟學。Michael Taussig認為丘延亮創造了一種全新的sensibility,結合了說書人的藝術與社會理論家的鬼才。Gayatri Spivak將該書定位成資本主義理性的人類學,處理的主要是作用者(包括女工與研究者)的主體形成,總體而言該書是一個耀眼的展演(A vertiginous performance)。Ashis Nandy則認為該書是在挑戰社會科學的正典,取而代之的是大膽拋除專業主義的民族誌,這種特殊的田野觀察將工人所體現的社會知識本身視為一種工藝,一種志業,也成為激進異議份子對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基礎。無論各家如何定位這本書,難以否認的共識是,丘延亮在這本書中呈現了他自身的長處與特質:說故事,說故事是他一慣在很多場合中帶出問題的方式;我們無法否,認是他在主控說故事的方式及方向,往往會有他清晰、不隱藏介入的痕跡,或是聽者會因為好幾條故事的線同時在跑,而有時無法體會以致於一頭霧水,但是他的故事都複雜而多面,不會完全因為主觀的偏好而消除異己的雜音。簡單的說,故事的複雜性反映了說書人本身腦子的複雜性。

這本書最明顯的貢獻在於它細密的記錄、敘說、分析、解剖了1986年五月31日至六月13日,香港一家日商手錶工廠女工的抗爭行動。學術界有關社會運動、集體行為、勞動過程等相關的研究很多,以事件為導向與媒介的分析也很多,但是能做像本書如此細膩地卻沒有見過。這麼說好像很容易,參與觀察提供了記錄事件基本的素材,但是作者在事件發生後透過大量的訪談、拼貼、重組,重新建構了事件發生前三十五日每一天(他稱之為民族誌敘述I),事件本身(民族誌敘述II),到事件發生後三個月的後續發展(民族誌敘述III),在這樣的基礎提出內在於事件的分析,他稱之為反思性敘述(reflexive narrative),最後在結論中挑出浮現的問題,上升到理論層次討論。我個人對民族誌的閱讀不多,無法想像這樣的細密操作,哪些是既有的成規,哪個部份是丘延亮的發明,但是非常驚訝他工匠式的雕刻工夫,鉅細靡遺的雕出事件的起承轉合,縫合出主體群精神狀態的變化;當然光有耐心的雕工是不夠地,偵探棄而不捨,推理漸進地搜索,再加上小說家的組織與敘述的能力,使得四百多頁的學術著作讀來緊張刺激、難以釋手。

這個發生在1986年香港女工的抗爭事件與台灣所熟悉的組織工會(如遠紡)及關廠事件(如新光)完全不同,這家世界知名的日商跨國製錶公司在與另一家工廠合併時,改變了原有的離職金計算方式,只有以發月薪的幹部才能持續保有福利,而以日工資計算的工人則無法享有年資計算方式,如此一來引發工人不滿,逐步醞釀成工人集體參與的抗爭,過程中工人籌組工會,選出來自不同工作單位的三十六名工會幹部,卻遭資方強勢解雇,於是引爆了廣受香港社會各界注意的十三天罷工事件,最後雙方妥協,三十六名被解職的幹部雖然無法復職,但是依年資獲得補償,結束罷工。我個人認為整本書寫作的基本動力在於解釋一個簡單但是又很難回答的問題:這群女工基本上原本不會因為與別家工廠合併而失業,但是何以會因離職金計算的福利問題展開香港少見如此強烈而又堅持的抗爭行動?

在這個過程中,作者看到所謂工人「階級」主體的形成不是抽象的給定,而是在具體的歷史脈絡多方角力、相互拉扯中逐漸浮現。在真實事件中,沒有參與角力的作用者是統一的:抗爭的工人、資方(日本總公司、香港分公司;高層與中下層管理階層)、「外力」(基層勞工服務中心、不同政治派系的勞工團體)、聲援團體、政府勞工機構、代表工人的政客、不同立場的媒體,乃至於國家(香港政府與日本駐港代表處)都因為自身的位置、立場與利益而有很大的差距。以工人為抗爭主體群中有內部的分化,有人妥協,有人堅持,但是都有不同的原因所使然;工人能夠快速形成抗爭團隊的部份原因卻來自工廠以外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關係網絡,特別是抗爭組織最為堅實的群體是居著住同一村落的客家女工,每天工廠專車接送她們上下班,進而形成成員達三十人的想像「家庭」關係,這些默契在抗爭過程中充分發揮團結作用。

故事的敘述者是基層勞工服務處的義工,他與另外兩名專職工運份子在第一線全程參與了以工人為主體的抗爭。敘述者類似於攝影機的視角,以抗爭主體為中心,在動態過程中層層向外拉,我們看到了工人如何在最大地限制中做出一次一次充滿智慧的決定,看到了資方的失控、在地管理部門與總公司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日本總公司派出的代表是居然以前是左翼主義份子,透過他來與工人直接對話,說服工人停止罷工),看到了草根運動份子如何在提供經費的「上級」單位牽制下堅持與工人站在一起、贏得工人的信任,看到了各大立場不同的工會團體如何粗暴地替勞工代言,乃至於壓制抗爭的強度,搶奪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看到了宣稱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客投機取巧的嘴臉,也看到了主管勞資爭議的機構是如何偏袒資方壓抑勞方。在故事中工人很清楚外力當中誰是在幫她們、誰是在撈運動資源,誰是運動份子、誰是運動官僚與政客,但是為了抗爭的成功,工人與介入者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

在丘延亮核心的討論中,他發現這些女工抗爭的動力並不全然來自維護金錢的利益,而是在保有不甘於被歧視、踐踏的自尊。與一般工廠不同地是,這家工廠主要的任務是修復有瑕疵的退件手錶,所以需要的都是高度技術的工人,這些女工很多都是她們第一個工作,長期的待在這家工廠中,成為生產的主要骨幹。因此她們對自己的技術有高度的自信,也自毫是長期可靠的勞工,沒有因為自己擁有的技術就一直換更高薪的工作,所以她們清出的知道她們出賣的是她們的勞動力,但是絕對不是自己的尊嚴。這些自我的期許讓她們長期以來非常賣力的工作,以致於在面對差別待遇時,感受到加倍地受到歧視、傷害與侮辱。一個女工事後這麼說:「我們工作時很認真,抗爭起來更是嚴肅。」對她們而言,抗爭的目的不是對於錢財的貪戀,而是尊嚴的爭取,所以抗爭對她們而言具有無法挑戰的道德正當性。這也是為什麼丘延亮稱之為勞資衝突中的「道德政治」,這其實是本書關鍵之所在:勞資之間的衝突與爭議不僅僅只是為了金錢利益,而是對抗主體之間正當性強度的對峙,對於抗爭主體而言道德上站得住腳是起點、過程,也是終點,如何活地不心虛才是存在的根本。所以勞資之爭是正當性之爭,是道德政治的鬥爭,少了這個面向其實無法充分解釋抗爭主體的動力之所在。所以這不是簡單的金錢之爭,爭的是一口氣,是什麼樣的錢,用丘延亮的話來說,得看錢的「顏色」是什麼,對工人而言抗爭是為了維護生活世界中埋藏地那些許的尊嚴。故事的結尾是遭解雇的女工們決定拿了這些「髒錢」,然後丟到池塘裡,她們沒有急著找工作,而是一起到大陸去旅遊了兩週,把解職金徹底花光。

與一般的學術操作不同的是,丘延亮雖然待著研究者自身的關切進入田野,但是沒有將清楚的問題意識及理論框架強加在這個事件當中,而是讓事件能夠被多元的展開,在歷史主體的生活與生命世界中尋求部份的解釋;而後在具體浮現的問題當中進行學術與理論的對話。我認為丘延亮這樣的操作提供了跨領域批判性文化研究的一種範例:研究者不是一張白紙地進入田野,但是原先的關切隨者事件的展開而轉變,甚至是退位,讓事件的內在邏輯得以充分取得優先性。在此意義下,歷史事件為導向的研究不能簡單的被化約成所謂的個案研究,所謂的個案都是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乃至於主體變動的生命世界中進行的,能夠將此事件分析解釋的淋漓盡致,基本上的工作已經完成。但是這樣的分析不表示沒有普遍性、及啟發性的含意,它讓我們能夠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看到什麼是所謂工人階級的形成,也體會到真實的鬥爭往往比理論的化約來得複雜。

如果我有些許對於故事感到不足的地方就是:期待看到更多女工生活世界的酌墨,在這群客家女工所居住的村落當中,家庭關係如何,她們會在哪聊天,雜貨店長的是什麼樣子;她們看什麼電視節目,報紙雜誌,這些媒體對於她們的報導對於作為抗爭主體的形成是如何產生了作用,她們的家人如何在過程中看待這場抗爭及後來的失業。丘延亮不斷強調在生命世界(life-world)的再生產來當中來找尋抗爭的解釋力,但是他的故事焦距還是擺在抗爭的過程,無法跳脫抽象理論語言,徹底進入抗爭主體的生命世界。

2003,8,31於新竹寶山
出版於(200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